各領風騷整四年。皖系雖說垮台最早（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但段祺瑞卻是往返權力中樞最頻繁的人。前面說了，他最後一次離開天津，即應馮玉祥與張作霖之邀回到北京當上了臨時執政。
按說，皖系軍隊最早被直系打敗，而他過於剛直的執政作風也未見得讓人喜歡，但因他是北洋系裡最有資望的人，所以，無論哪個人得勢，凡到「得」不下去的時候，便會想到他。
當時的《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上，有這樣一段記載：
段祺瑞蟄伏多年，在這次政變後，忽又成收拾時局的唯一人物。政變諸人主動擁段，張作霖擁段，中立各省擁段，甚至失敗而去的吳佩孚也有對段屈服的表示；長江各省本為吳系，亦亂言尊段。照這情形看來，在今日實有非段出山不可之勢。
1924年，他已虛齡六十歲了。他知道，這是冥冥中的佛給予他的最後一次機會，他不甘宏願成泡影，決心在自己手中把七零八落的中國整治得有條理，進而統一全國。
浩繁的中國職官史上，並無「執政」這個官銜，是他請來的章士釗為他想出了這個名分。在天津段公府里，應邀前來籌備新政權的章氏告訴他：「執政」乃羅馬首席行政長官的名稱，因這次返京組織政府，未經國會選舉，故既不能自稱「大總統」，也不便叫「大元帥」，只能以「臨時執政」名義代行國家元首兼政府首腦的權力。段氏沉吟良久，稱是。
是年11月24日公布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一共六條：
第一條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統率海陸軍。
第二條 臨時執政對於外國為中華民國之代表。
第三條 臨時政府設置國務員，贊襄臨時執政處理國務。臨時政府之命令及關於國務之文書，由國務員副署。
第四條 臨時執政國務員分長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司法、教育、農商、交通各部。
第五條 臨時執政召集國務員開國務會議。
第六條 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廢止。
臨時執政，即過渡政府時的國家元首兼國家武裝力量最高統帥。段祺瑞由此登上了權力之巔。
段執政欲將國家政令統一的決心，化作了他的「善後會議」。
段此次出山之前，即公開倡言：如執政，將召開由軍政學商各界代表參加的善後會議，以解決連年戰爭所帶來的混亂的政治局面。他的政治設計是，由善後會議產生國民代表會議，由國民代表會議制訂新憲法，然後，在憲法的框架下組成合法政府——奉系與國民軍擁立他出面組成的政府未經國會選舉，故稱臨時政府，亦即後來所謂的過渡政府。善後會議之議，得到了另兩位盟友的支持。於是，段遂通過報章將其方案公布。
孰料孫氏自廣東啟程時，發布了《北上宣言》，倡言當務之急是召開由「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工會、農會、共同反對曹吳各軍、政黨」九方面參加的國民會議預備會議。國民會議將取消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結束軍閥統治，組織國民政府，今後「民國之命運，由國民之自決」。彼時，國共合作正值蜜月期，善搞群眾運動的革命黨在各地組織了「國民會議促進會」，向北京政府施壓。
段執政不為所動，於孫中山抵京後公布了善後會議代表名單。他算是給足了國民黨面子——在一百六十六位與會代表中，孫中山排名第一，其次才是被曹錕轟下台的前任總統黎元洪、奉軍總司令張作霖和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他們之後，才是除直系以外的各地軍方巨頭、社會名流（包括北大教授胡適）、西藏的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等各地實力派人物；若以黨派論，國民黨籍的代表為數不少。面面俱到矣！
孫中山惱怒不已，非但本人抵制此會，而且通過汪精衛等隨行的國民黨大員向全黨發布命令：凡擅自參加者，將予以開除黨籍的處分。
三角同盟因「兩會」之爭而解體。
時隔八十多年再看，無論是段氏的「善後會議」，還是孫氏的「國民會議」，表面上看，都是為了把曹錕、吳佩孚的直系勢力排除在國家事務之外，都想制訂一部好的憲法、組成一個好的政府，都想一勞永逸地解決國家的和平統一問題，只是名分不同而已。但究其實質，卻不得不承認，段氏的善後會議更具可操作性；而孫氏的國民會議則屬一個極其渺遠的政治目標，在當時，更像是一場偏重意識形態宣傳的政治秀——對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你說廢就能廢了？對內由國民自主決定國家命運，這是哪年才能實現的人間美夢？
善後會議因孫中山的逝世而休會了幾天，歷時兩個月結束。會上，段主持草擬了新憲法。從恢複國會到整頓政治，從遣散軍隊到改革稅制，從增加教育經費到查禁鴉片，方方面面，還幹了不少實事。這一切，還都是在國民黨的惡聲責難中進行的。
從晚清戊戌變法時即被時人尊為國士的梁啟超，曾在段的上一屆政府內擔任過財政部總長，對段氏的最後一次復出，他有過一句很高的評價：
其人短處固所不免，然不顧一身利害，為國家勇於負責，舉國中恐無人能比。
美國的頭號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評論這一段中國歷史時是這樣說的：
儘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個政治實幹家而不是理論家，他仍懷著國家團結和重訂憲法的空想，……機構安排十分圓滿，討論十分嚴肅，國會活動十分認真。
然而，他還是失敗了。就在他臨時「執」了一年又五個月的「政」的時候，多變的馮玉祥又一次攪亂了方才好轉的中國政治進程，再次發動了兵變，這一次是槍口直接對準了他。他只好從此作別歷史舞台。
北洋時代因這個人的非正常退出而加速了終結。
關於他的最後失敗，我有些疑惑：在群雄競起的當時，段祺瑞的人望不是不夠，他的抓綱治國思路也不可謂不對路，可他為什麼還是凄然謝幕了呢？
不僅我如此，連費正清先生也納罕呢！費氏在他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中如是長嘆：
憲法未能像廣大中國人期望的那樣控制衝突，導致團結，對此，後來的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樣迷惑不解。為什麼會這樣？至今仍有爭議。
我因段祺瑞而知道了執政府，又因執政府和一連串的名人故址而迷上了現在的北京平安大街。因此，這兩年我去北京，老愛住在這條大街上的齊魯賓館。
平安大街是一條為了慶祝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而趕進度拓寬的古路，把原先的張自忠路、地安門東西大街統一了尺寸，拓成了一條與長安街並行的京城通衢。有人戲言：它與長安街是轎杠，抬著皇家的北京城。但這幽默讓人笑不起來，因為它毀壞了一些真文物，興建了一批偽文物——連片的灰乎乎的「明清民居」實在太殺風景！而且，它遠沒達到讓車子快起來、讓自行車與行人方便起來的目的。每次趕很遠的路才能走到馬路對面時，我都要為北京的城市規劃者們的能力失望上好一陣子。
在我看來，開拓平安大街的唯一功勞，就是把那一道在中國近代史上不能不提到的巨大灰磚影壁從皇城根兒雜亂密集的百姓蝸居中「發掘」出來。
這是我所見過的中國最大的影壁。
遲至「文革」之災爆發時，這道懸山頂磚雕影壁還立於通衢上，是「文革」後期大批知青返城，無房可居的人為了生存，不得不傍著它建起一簇簇偏廈陋屋，才使得這個名載史冊的大影壁被違章建築所湮沒，並長時間與世隔絕。這是北京市文物局文物處處長王鴻年先生告訴我的，他的單位，就在距此不遠的府學衚衕里。
我一直想去找找東城區交道口一帶的府學衚衕，因為袁世凱被監國攝政王載灃逐出京城時，就把在這條巷子里的大宅子送給了鐵杆小兄弟兼乾女婿段祺瑞。老袁很精明，他被遣出京，性命能保住就不錯了，哪有再回京城居住之念想？況且也沒給外人，給的是乾女兒。
袁與段的共同舊居，如果尚存於北京城區里多得令人窒息的水泥樓群里，該有多引人入勝啊！
當然，府學衚衕不光有當年的袁公府或曰段公府，順天府學和文丞相祠也是我一直想看的地方。於是，在京出差的某天，找了個沒事兒的下午，我從齊魯賓館後的什剎海岸邊，在一個小修車鋪里買了一輛僅賣一百五十塊錢的嶄新的天津產自行車，跨上車後踩個十幾分鐘，就找到了府學衚衕。
這是一條東西向的小巷，「忠教坊」三個大字就嵌在衚衕西口的牆裡，南宋被俘的文天祥丞相據稱即在此衚衕里殉國。騎著這輛來路可疑的新自行車，不過幾分鐘，我轉完了府學衚衕。
衚衕東端的南北兩側，一望便知是「文化大革命」前後的標準磚樓。沒見清代大宅院的影兒。衚衕西部倒尚殘存著三處古建築，兩處在路北，一處在路南，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