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兩登劉公島。第一次是1994年，恰是千古傷心的「甲午海戰」爆發的第一百周年；第二次上島是在翌年，亦即中國海軍被矮壯的強鄰堵在自己的司令部里被搗毀的第一百年。我是忍著一個中國人的屈辱來觸摸北洋沉錨的。
說實在的，我很失望，恕我不再提及在原「北洋水師提督署」里看到的那些糟踐自己先人的展覽內容——從苦撐殘局的國家重臣李鴻章，到仰藥自盡的水師提督（司令）丁汝昌；從一艘艘軍艦的管帶（艦長），到那些模樣陌生的外國軍事顧問，除了一個壯烈殉國的鄧世昌之外，展覽文字把戰時的主官幾乎罵遍了——「無能」算是好的，「貪生怕死」是一般稱謂，「賣國賊」是最高頭銜。而恰在這一年秋，我去了趟日本，在李鴻章被迫簽訂《馬關條約》的那座城市（今下關市），參觀過一座有中日戰爭遺物陳列的博物館，發現日本人對他們自己的哪怕是失敗了的軍人前輩也充滿敬意而決不輕慢！
黎元洪在戰爭中只是廣甲炮艦底艙里的技術官員，論級別還不夠挨罵的格，所以，劉公島就沒顧上唾罵這位至少算是「貪生怕死」的日後的大總統。
黎元洪儘管是個公認的忠厚人，但並不貪生怕死，這在他以後的從政生涯中會一再體現出來。
從汪洋里揀回一條命的黎元洪不甘平庸，次年南下南京，投奔兩江總督張之洞創辦的「延才館」，其治軍之才得以顯露，遂從底層一步步被提拔起來，由護軍馬隊營幫辦做起，一直官至武職從二品的副將。他更受張總督之派，三度赴日考察軍事，眼界大開，統軍思想也為之一新。經十年奮鬥，這位前海軍下級軍官一躍而為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的協統（旅長），即駐鄂國軍的第二號首長，比他官銜大的，只有第八鎮統制（師長）張彪。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在老家搞的那次「彰德秋操」，不光讓朝廷發現了袁氏的統軍能力，也順便發現了「南軍」實際指揮官黎元洪的不可多得。演習結束後，袁世凱高興地向朝廷打報告說：
至就四省（直、魯、鄂、豫）軍隊分析密論，湖北一鎮，經督臣張之洞苦心孤詣，經營多年，軍容盛強，士氣健銳，步伐技藝均已熟練精嫻，在東南各省中，實堪首屈一指。
老袁讚揚的「湖北一鎮」，即駐鄂陸軍第八鎮（師），統制張彪雖是張之洞的「丫姑爺」（張家婢女的丈夫），但具體指揮者卻是協統黎元洪。
兩年後的深秋，朝廷在太湖一帶又舉行了一次秋操，黎氏的二十一混成協再次成為南軍的主力。是次「軍演」結束後，黎將軍再度獲得朝廷嘉獎，成為朝野刮目相看的著名中年將領，其統轄的部隊，也成為聲譽僅次於北洋軍的一支國防勁旅。
兩次「軍演」，也使當年的「會操大臣」袁世凱牢牢記住了二十一混成協協統其人。三年後，蔭昌奉旨南下指揮平定武昌兵變，途經彰德府時，下車看望並請教在當地「養痾」的老袁。不知深淺的國軍統帥說：「武昌系烏合之眾，無人主持，不難撲滅。」老友袁項城卻正色提醒他：「湖北以黎元洪為將，何謂無人？」可見黎氏雖官職不高，但早已是朝野共矚目的人物。
黎元洪在仕途上進步慢，似與其謙讓有關。恩師張之洞上調中央後，新總督趙爾巽到任，發現第八鎮的張師長似不如第二十一混成協的黎旅長能幹，遂動了「換馬」的念頭。黎元洪窺知其事後，力辭不就；而張彪也趕緊寫信向在京當軍機大臣的老領導兼干岳父張之洞求援。趙爾巽很快就被朝廷調往四川了，新來的領導是陳夔龍。恰巧陳大人的女兒不幸夭折，湖北官場照例掀起了一場既轟轟烈烈又扎紮實實的進獻禮金的高潮。追求自我完善的黎元洪看不起腐朽官場趨炎附勢那一套，這可能與他早年在北洋水師學堂開始接受西方文明思想和三次在日本考察不無關係。張彪籌集了十萬銀兩向總督大表忠心，其他同僚也紛紛用重金孝敬領導，唯黎元洪這個正需要提拔的旅長卻僅湊上寥寥數元「意思意思」，轉過身來，卻為饑寒交迫的漢口災民捐出了多達三千兩銀子的善款，一時大得人心——他月薪為五百兩銀子，三千兩是他半年的工資啊！這可不是「作秀」，歷來大小官員們「作秀」總是花公款。
對上級不卑不亢，對下級卻關愛有加。一位士兵聞母親在家砍柴時墜入山谷而亡後，恍惚欲以身殉母。黎元洪聞知，親往該兵班上慰問並致送八十銀元囑其歸家安葬亡母，後還保舉其進入軍校。剛才說了，協統大人的工資不薄，拿出六分之一的月工資幫助一個無名小卒倒也不算多麼了不起，但這卻體現了一個長官的高尚情操。
更加了不起的是，他對有「政治思想問題」的下屬的寬容。他的一個護兵，暗中參加了革命黨，某日收到革命黨領袖黃興的一封密信。黎元洪無意中看到這封隱語頗多的信後，已經猜出大概，但並未深究，反倒讓該兵趕緊「養病」去也。還一次，他撞見一個擅自剪去髮辮的學兵，他非但沒發怒，反倒極出眾人意料地說了句：「去豚尾之訕笑，導文化之先機。」（「剪掉這讓人笑話的豬尾巴，你這是領導了文化上的風頭啊！」）一句話，讓在場所有人的驚恐渙然冰釋。更有甚者，他索性對官兵們說過很不「講政治」的話：「剪髮自便。」按說，暗中勾結「亂黨」與妄自剪掉作為清朝標誌的辮子，這可不僅僅是有違軍紀的大過，不是關幾天禁閉、挨幾十軍棍就能了結的小毛病，而是罪在不赦、難逃殺身之禍啊！但誰也想不到，天大的「反動行為」，到了協統大人這兒，卻是波瀾不驚，煙消雲散。
是啊，正是這個人在政治上的開明和對屬下的寬厚，才使他在湖北軍政界博得了極好的口碑，不然，武昌起義的槍聲打響後，革命黨與立憲派哪會一下子想到了黎協統？
關於黎元洪被迫參加起義一事，長期的說法很有傳奇性，說他是被起義士兵從別人家的床底下拿槍逼出來的，故有「床下都督」之謂。其實，早在民國初年，就有黎氏與親歷者都寫過，當時他確實避居部下室內，但並未尷尬到趴在床下躲避起義士兵的搜尋，從軍幾十年的明智的將領，知道既被亂兵包圍，便無處可匿，況且中式雕花大床，哪裡能爬進人去？
黎元洪的確不是主動投入革命大潮中的。上面提到的那本「文革」讀物中的記述，並非全部謬傳。他畢竟不是革命黨，畢竟是在君權體制下的軍營中成長起來的清朝的武將。革命驟然發生後，他惶恐過，抵觸過，也真的親手殺死過一位革命黨士兵。也正因為一時衝動殺了這名報信的士兵，才使他感到了恐慌。在漆黑一團且槍聲四起的深夜裡，在風聲鶴唳且軍心躁動的兵營中，他深感已經失去了對部隊的掌握，而且隨時會被複仇的革命士兵所傷害。於是，他便在執事官王觀瀾和參謀劉文吉及護兵們的簇擁下，躲到了劉文吉家中，直到第二天上午被起義軍總指揮部派來的一隊士兵強行請走。
於是，當天下午，他在十餘騎護兵的護衛下，趕到湖北諮議局。在這裡，他被選為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都督。這位當選的民國首位省級政權的一把手連連朝推舉他的人們擺手說：「休要害我！休要害我！」完全一副當代宋江的模樣。是他手下的那幾個連、排長代他在布告上寫了一個大大的「黎」字，並將都督府的布告貼出去的。
這就是黎元洪參加革命的短促而富有戲劇性的經過，與床無關。
有心人考證了出處，「床下都督」說源頭乃民國初年湖北某報的一篇半文半白的「戲說」，與黎元洪請求袁世凱將本省的首義元勛張振武處死有關（張曾在起義之初力主殺黎以振軍心）。黎元洪時在武昌城裡當民國副總統，雖對此糟踐自己聲譽的假新聞甚感鬱悶，卻也並沒下令封報館抓作者與編輯，正顯示出其為人之厚道。不過，此戲經國民黨元老鄒魯主編的《中國國民黨史稿》等正史的確認，就成了「史實」。
與長期不屈不撓地從事反清武裝鬥爭的革命黨領袖孫中山、黃興相比，黎元洪頭上戴著的「民國元勛」高帽實在有些大；與在前清擔任過北洋軍首領和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的袁世凱相比，他一個新軍協統的地位也不夠尊崇。在民初的袁、黎、孫、黃政壇「四巨頭」中，不待言，他的資望最淺。
資望最淺，性情也最溫和，那三位，個個都是咬鋼嚼鐵的硬漢子，他卻溫吞而謙和，完全不是政治強人的模樣。然而，敦厚的人，一旦認定目標，就會死心塌地去做；而這樣的人入了伙，憑原先在江湖上被傳誦的為人，往往很快又後來居上，成了群英中的首領。北宋末年山東鄆城縣的宋江就是這樣的人，清朝末年湖北黃陂的黎元洪差不多也是這樣的人。
黎元洪就屬於一旦決心下定便義無反顧、永不後悔的那種人。
被革命黨和立憲派關在湖北諮議局裡的兩天里，經過慎重考慮，他終於像被他放過的那名學兵一樣決然剪掉了那根「豬尾巴」。男人的髮辮一直是清朝強加給漢人的一根自縛的繩索。
辮子從這個人的後腦勺墜落以後，從整個武昌城裡墜落以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