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難以企及的寶藏（1）
一架荷蘭皇家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車把愛德·梅爾納和我送到了喀土穆。我們下了飛機，投入非洲之夜的濕潤懷抱。我們沒有簽證，只有倫敦的TPLF給我們的參照代號，但接待我們的當地移民官員卻顯然很熟悉這種代號，只是我們去取行李的時候，他留下了我們的護照。
愛德有個可愛的妻子，還有兩個漂亮的孩子。我結婚的時候，他做過我的男賓相。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之一。他身材不高，但非常壯實，一頭深色的頭髮，面部稜角分明。他是位非常敬業的專業電視人，獨自一個人承擔攝製組的全部工作，集製片、導演、攝像師和錄音師於一身。這些特殊技能和他在第四頻道的簽約頗為不同，使他成了與我同行的最理想人選，因為我雖然不得不為TPLF提供新聞故事，但我還是不想帶領一個龐大的電影攝製組出現在阿克蘇姆，因為我不想使我在那裡的考察工作複雜化。
愛德的全名是約翰·愛德華·道格拉斯·梅爾納。因此，我們一到喀土穆機場的大廳，聽見擴音喇叭里傳出了這個名字，自然就豎起了耳朵："約翰·愛德華，約翰·愛德華。請約翰·愛德華先生馬上到移民辦公室報到。"愛德聽見了，便立即照辦，消失在人群里。半個小時以後，我已經收拾好我們的所有行李，還讓移民局在護照上蓋了印。又過了半個小時，然後又過了一個小時，再過了一個半小時。
午夜剛過的時候，其他旅客全都通過了海關檢查，機場大廳里已經沒有其他的人，我這位同事才終於露了面。他臉上的表情雖然顯得很尷尬，卻依然很愉快。他解釋說："不知道為什麼，約翰·愛德華這個名字出現在了警察的通緝犯名單上。我一直在想讓他們相信我是約翰·愛德華·梅爾納，可是看來他們沒懂我的意思。他們扣了我的護照。我明天早上必須再來一趟，才能把它取回來。"
TPLF派了一輛車到機場接我們。司機不會說英語，開車拉著我們穿過喀土穆的一條條沓無人跡的街道。每過幾分鐘，車子就會被路障擋住，接受停車檢查，路障是由帶著重武器的粗野士兵構築的，他們仔仔細細地查看我們這位司機帶著的通行證。
我以前來過蘇丹。在1981年和1986年，我照例都要來蘇丹幾次。然而，我現在卻立即意識到：從那以後，蘇丹的形勢已經發生了巨變。首先，根據這些路障判斷，這裡顯然是在嚴格實行宵禁，而在過去的日子裡，這是沒有聽說過的事情。同樣，儘管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是感覺到了異樣的氣氛。路邊的樓里漆黑一片，小巷瀰漫著垃圾氣味，一群群無家可歸的狗在四處閑逛，這一切都使人感到惶惶不安。喀土穆雖然一向都是亂糟糟的，但今夜它卻使我感到格外醜陋，格外凌亂，與以前迥然不同。
我們來到了市中心，車向右拐，到了"沙拉·埃爾一尼爾"大街上。這條大街就在那座宏偉的維多利亞時代皇宮的北面。1885年，查爾斯·戈登將軍（1833-1885，英國將領，曾鎮壓我國太平天國起義，後在蘇丹的喀土穆被馬赫迪起義者殺死——譯者注）就在那裡被馬赫迪的僧人們殺死。
"沙拉·埃爾一尼爾"的意思是"尼羅河大街"或"尼羅河路"，而我們現在也的確正沿著尼羅河開車。我們頭上是一道棟樹搭起來的涼篷，從枝葉間露出點點星光。我們的右邊，在櫟樹的粗大樹榦和下垂的枝條後面，我可以看見尼羅河正靜靜地流向遠方的埃及。
在我們的左邊，那座大飯店的空曠陽台從我們身邊掠過——那飯店當年是個幽雅的會議中心，但現在卻顯得十分破舊衰敗。過了片刻，我們在街道轉彎的地方碰上了最後一道檢查崗，司機又不得不拿出了通行證。接著，我們又向青尼羅河與白尼羅河交匯的那個崖角上駛去，喀土穆的希爾頓飯店就坐落在那裡。從我們走進飯店前的明亮庭院，我就想要兩杯雙料伏特加、蘇打水和一筒冰塊。然而，我後來叫人把這些東西送到我房間的時候，卻忽然想起了一個被我忘掉的重要事實：自從80年代中期蘇丹採用了伊斯蘭法律以後，酒精飲料已經在蘇丹被禁止了。
第二天是1月10日，星期二。早晨，愛德和我乘計程車來到了"提格雷救援協會"（簡稱REST），因為倫敦的TPLF要我們去那裡報到，以便對我們的旅行做出最後安排。
我們注意到，我們兩人的名字已經被用粉筆寫在了樓上一間屋子的黑板上。可是，屋子裡卻似乎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其他情況。我們也無法立即見到海爾·基羅斯，他是TPLF駐喀土穆使團的首腦。這個城市的電話系統總是靠不住，那天上午，電話網就像是徹底崩潰了一樣。
"我們能不能直接開車去TPLF的辦公室？"我向REST的一個成員問道。
"不行。你們最好留在這兒。我們去給你們找海爾·基羅斯。"
一直到了上午10點多鐘，還是毫無消息。我們決定讓我留下繼續等海爾·基羅斯，而愛德則必須坐計程車去機場，取回他的護照。他去了，但兩個小時以後還沒有回來。TPLF的官員也依然沒有露面的跡象。或者可以說，那裡的任何人都沒有對我去阿克蘇姆的計畫表現出半點興趣。
我想，這失望中畢竟還有一線希望：他們這種不聞不問的態度，倒讓我感到自己那個揮之不去的幻想是多餘的了，因為我一直認為我可能在提格雷省被殺掉。其實，我已經看到眼前逐漸呈現出了一個更為現實的前景，那就是：一切有關的人都昏昏欲睡，慢慢騰騰，因此不能指望他們帶我去提格雷省。
我看了看手錶，發現已經過了下午1點。我想到：再過不到一個小時，喀土穆的所有辦公室都要下班關門，或許其中也包括REST和TPLF的辦公室。明天是星期五，是伊斯蘭的安息日。因此很清楚：1月12日星期六以前不會發生什麼太重要的事情。
可是，愛德在哪兒呢？也許他直接回飯店去了。我給飯店打電話，但當然是打不通。我越來越惱火，便給海爾基羅斯留了一張便條，把我飯店房間的號碼寫在上面，請他和我聯繫。我把便條交給REST辦公室里那些友好的年輕人里的一個，然後來到大街上，去叫計程車。
我先回到了希爾頓飯店，可是愛德不在那裡。後來，我想他可能回REST辦公室去了，便又返回了那裡，可他還是不在。最後，我讓司機把我送到了飛機場。我在機場經過非常耐心的詢問，才終於得知我這位同事被拒絕人境，正在接受警察的"談話"。
"我可以進去看看他嗎？"
"不行。"
"我可以了解一下詳細情況嗎？"
"不行。"
"我什麼時候才能見到他？"
"今天，明天，也可能是星期六，"一位幫助我的、會說英語的好心商人解釋說，"誰都不知道。誰都說不清。抓他的是國家安全警察局，他們壞透了。你大概什麼也做不了。"
我現在真的急了，連忙跑出機場，來到了問訊處。它居然開著，這實在令人驚訝。我在那裡不太困難地就查到了英國大使館的電話號碼。接著，我又找到了一部真正能打通的電話；不但能打通，而且是免費的。但不幸的是，使館的電話沒人接。
兩分鐘以後，我又回到了計程車里。司機不知道英國大使館在什麼地方（儘管他說知道），但經過一番不同尋常的反覆搜尋，他終於找到了。這大概用了一個小時多一點。那天下午剩下的時間，我始終和兩名英國外交官在機場交涉。我是在使館俱樂部里找到這兩位外交官的，當時他們正在喝非法的飲料。這兩名官員力圖弄清愛德被扣留的原因，但他們的努力並不比我成功。
不僅如此，有件事情還使他們的這番努力更複雜化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乘坐一架黎巴嫩飛機剛到喀土穆，和蘇丹軍事獨裁者奧馬爾·埃爾一巴希爾討論海灣危機。一排排手持自動步槍的士兵在機場四處巡邏，宣洩著反西方的愛國情緒，並使所有人都對生活感到不快。
我的兩位外交官的情緒也不太好。其中一個提醒我說："我們已經警告過所有英國公民離開這個血腥的國家。"他的語氣裡帶著幾分責難，"現在你知道這是為什麼了吧？"
那天晚上9點左右我才回到希爾頓飯店吃晚餐，而愛德依然沒有被營救出來。後來，10點剛過，愛德忽然出現在了飯店的大堂里，我總算放心了。他的神態顯得有些抑鬱和疲憊，但衣著還算整潔。
他坐在我的桌子前面，舉起了雙手。他手上全是黑墨水的痕迹。"他們留下了我的指紋。"他解釋說。接著，他想要一大杯金酒加蘇打水，卻沒能如願。最後，他只喝了一杯不帶酒精的溫啤酒，但他對此卻僅僅表現出了一丁點兒不快。
在路上
後來我才知道，扣留愛德的不是令人畏懼的國家安全警察局，而是國際刑警組織的蘇丹分部。"約翰·愛德華"這個名字，據說是一個被國際通緝的販毒分子使用的十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