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認得我。所以，你若想找我，就努力來找好了，你不會找不到我的。那麼，你就來吧！否則你就活該被稱為懦夫……不過，我可以給你一年的緩期，允許你在今後一年零一天之內找到我。
——《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傳奇》
第十七章與魔鬼共餐
結束了以色列和埃及之旅，我在1990年10月回到了英國。當時我下了決心：我必須去阿克蘇姆，而最佳時機就是1991年1月。如果能在那個月的18日以前到達那裡，我便可以去參加主顯節儀式了。我希望那期間群眾遊行時能把約櫃抬出來。
我在耶路撒冷採訪過的那位法拉沙祭司拉斐爾·哈達尼曾懷疑屆時是否會使用真的約櫃。"我不相信那些基督徒會抬出真約櫃來，"他對我說，"他們不會那麼做。他們絕不會把它給任何人看。他們會使用一個複製品。"這個警告出自一個曾懷著目睹那件聖物的希望、親自去過阿克蘇姆城的人之口，因此很讓我感到心緒不寧。儘管如此，我還是找不出別的辦法，只能按原計畫行事，而這就意味著要戰勝我自己的恐懼。
衣索比亞內戰的局勢一直對政府不利，所以，我如果真的打算去阿克蘇姆城，那就不得不把自己交到"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手裡，這一點已經勿庸置疑了。我知道，幾年來，他們曾允許十幾名外國人到他們的控制區內活動，並且沒有傷害過那些人。不過，我卻非常擔心他們會傷害我。這是為什麼呢？
答案就是：因為在1983年到1989年期間，我曾和衣索比亞政府有過密切的聯繫。1982年底，我放棄了自己新聞記者的本行，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為廣大的客戶（其中包括非洲的一些政府）出版書籍和其他文件。我最早的一筆生意是和衣索比亞旅遊委員會達成的。實際上，正如本書第一章介紹的那樣，正是那筆生意使我第一次去了阿克蘇姆城，那是在1982年。
那次旅行的成果是一本裝幀精美的畫冊（葛瑞姆·漢卡克、理查德·潘克赫斯特、鄧肯·維萊茨合著：《在衣索比亞的天空下》，1983年倫敦與內羅畢版，1987年、1989年再版——作者注）。衣索比亞政府的高級官員們很喜歡這本書，因此他們便委託我去完成另外一些類似的計畫。
在這個過程中，我結識了不少掌權人物，例如工人黨的意識形態首腦施麥利斯·馬贊加，還有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其他活動家，包括伯哈努·巴伊、卡薩·科比德，此外還有一個頭等重要的人物，他被稱為衣索比亞的"紅色皇帝"，那就是門格斯圖·海爾·馬里亞姆總統本人。這個軍事強人在70年代中期奪取了國家權力，在全非洲，他對異己的無情鎮壓恐怕是無與倫比的。
我有一種感覺：當你和人們一起密切工作的時候，你會逐漸開始用他們的方式去看待事情。我在80年代中期就碰到了這種情況。1985年以後，我已經成了衣索比亞政府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我從不贊成那個政府採取的國內高壓政策，儘管如此，我還是努力說服了自己，使自己相信他們採取的一些積極措施還是合理的和有益的。
這些措施里值得二提的是：1984年到1985年期間，政府開始執行一項新政策，旨在把100多萬農民從鬧饑荒的提格雷省（當時還在政府控制之下）遷移到該國南部和西部的處女地上去。當時我認為那是"必要的"，因為北方大片地區已經變成了"不適於居住的荒地，並且已經瀕於全面的、不可逆轉的經濟崩潰邊緣"（葛瑞姆·漢卡克：《衣索比亞：飢餓的挑戰》，1985年倫敦版，第110頁）。然而，TPLF的政治領袖們卻對這次移民另有看法，把它視為對反政府軍的嚴重威脅，他們當時正在全力擴充反政府軍的力量。他們堅信，這項"罪惡"政策的真正目的是使他們失去自己家鄉地區民眾的支持（因為很顯然，從提格雷省每遷走一個農民，就意味著解放陣線少了一名後備軍士兵）。所以，為了支持政府的移民政策，我曾在不少場合公開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因此，我便公開地直接侵犯了TPLF的利益。何況，我還曾經以另外一些方式表明了和衣索比亞政府的密切關係。
最後，在1988年和1989年上半年，我和亞的斯亞貝巴政權的牽連轉到了一個新領域。在那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做了一系列奇特的旅行，往返於衣索比亞和它的鄰國索馬利亞之間。
在索馬利亞，非洲的另一個獨裁者和我的關係也很好，他就是穆罕默德·西亞德·巴爾總統，當時還在掌權。這些旅行的目的，是促進兩國間的一項進展緩慢的和平進程外交談判。
當時，我認為自己擔負的是一項美好事業中的一個光榮使命，很有價值，光明正大。何況這個使命還使我感到自豪，因為我擔任了兩名敵手之間的"忠實調停人"，而門格斯圖和巴爾這兩個敵手都大權在握，十分危險。但是，這樣的心理動機卻使我完全忽視了我的活動對我的不利影響，那就是：我不得不和這兩個殘酷而工於心計的人建立密切的私人關係，其後果可能會敗壞和危及我自己的名譽。
有句古老的諺語提出過這樣的建議：與魔鬼共餐的人，應當準備好一把長柄湯勺。1988年和1989年，我心血來潮，充當了短時期的業餘外交官，其間我曾經和兩個魔鬼共餐一一但不幸的是：我當時根本就沒帶長柄湯勺。我是否已經擺脫自己這段有污點的經歷了呢？對這個問題的誠實回答是充滿迴響的"是"。我當然已經擺脫了它。我還可以補充一句：我對自己當時的行動感到後悔。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一定不讓諂媚和個人野心誘使我與如此卑鄙的傢伙們為伍。
然而，我現在卻不得不帶著自己錯誤的後果繼續生活了。我這些錯誤的結果之一，就是（我曾經參與過的）衣索比亞一索馬利亞的和平進程現在已經有了新的發展：雙方目前達成了一項協議，各自斷絕向對方反政府組織提供的全部財政和軍事援助。而這當然影響了TPLF的利益，因為在數年的時間當中，他們一直在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沙設有後援辦公室。這樣一來，我便再一次表明了自己是提格雷人民事業的敵人，是獨裁者門格斯圖·海爾·馬里亞姆的朋友，而TPLF把他視為罪惡的化身。
以上就是1990年11月我第一次去TPLF倫敦辦公室時的背景。說實話，當時我的確感到有幾分心驚膽戰。我預計，最有可能的結果是他們斷然拒絕我去阿克蘇姆的要求。不過，妄想和負罪感也使我想到會出現另一種結果，它甚至更令人焦灼：游擊隊也許同意把我帶到阿克蘇姆聖城，但等我越過蘇丹邊境、進入提格雷省之後，他們便會製造一次致命的"意外事故"。我的這種恐懼雖然聽起來像戲劇，甚至像無稽之談，但它對我來說卻非常真實。
追尋還是隱瞞？
對我主動去找TPLF，他們並不算過分吃驚。不錯，他們知道我是誰。不錯，他們也對我居然提出想去阿克蘇姆感到驚訝。不過，他們卻沒有反對我這個打算。
但有個問題。我飛到喀土穆之前必須獲得蘇丹政府的簽證。同樣，穿越喀土穆與提格雷省的數百公裡邊界線，也需要得到蘇丹政府簽發的國際旅行批准書。
遺憾的是，在1990年最後幾個月，蘇丹政府不給英國公民簽發任何簽證和許可證。當時，海灣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危險看來已經不可避免，而蘇丹政府在衝突中站在伊拉克一方，英國則在衝突中站在美國一方，因此，這就使喀土穆的英國公民成了"不受歡迎的人"。
難道TPLF沒有辦法繞過這個禁令么？他們告訴我說：有，他們有辦法。然而，他們的這種努力是留給來訪的朋友的，是留給那些能積極幫助他們事業的來訪者的。我不是他們的朋友，我也不能為他們提供任何能使他們直接受益的東西，所以，我就必須自己去找蘇丹當局。如果我獲得了蘇丹人的許可，如果我自己能到邊境上的卡薩拉鎮，那麼，TPLF將在那裡帶我過境，然後同意我去阿克蘇姆城。
於是我去了倫敦的蘇丹大使館，結果更增添了我的沮喪和失望。作為一個作家，我必須向蘇丹新聞參贊提交簽證申請。這位參贊是阿布代爾·瓦哈比·埃爾一阿凡達博士。他是個青年人，穿著一身整潔漂亮的西裝。他彬彬有禮地要我立即放棄希望：因為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下，我絕對沒有任何機會被獲准進入蘇丹，更不用說從喀土穆到卡薩拉的跨國旅行了。
"如果TPLF同意我的計畫，事情會好辦些么？"我問。
"當然。他們會同意嗎？"
"哦……目前還沒同意。他們提出了一些前提條件。"
"看，我沒說錯吧，"阿凡迪博士嘆了一口氣，這個結果顯然在他的意料之中，"你這是在浪費你的時間。"
我問道："你能把我的簽證申請交到喀土穆嗎？"
這位新聞參贊輕鬆地笑了起來，兩個手掌向上一攤，分明是在表示衷心的歉意："我很願意這麼做，不過我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