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我也不僅想弄清一點：這位傑出的航海家選擇在1460年10月13日這個日子立下遺囑，這是否純屬偶然？因為，這個日期恰好就是法國逮捕聖殿騎士教徒的153周年紀念日（那場大逮捕發生在1307年10月13日）。
亨利在1460年立下遺囑後不久就去世了。直到20世紀初，記載他生命最後十年的秘密檔案才被公開。在這些檔案里，人們發現了一則簡要注釋，上面寫著："亨利去世前八年，祭司王約翰的大使訪問了里斯本"。
那位大使的使命是什麼？亨利親王和這位衣索比亞人討論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儘管如此，兩年以後，葡萄牙國王阿方索五世授權"基督聖教"管轄在衣索比亞的宗教事務，由此可見那次會見絕非偶然。普萊斯塔奇教授承認："對葡萄牙國王授予這個特權的動機，我們依然一無所知。"
"航海家"亨利親王1460年去世後，葡萄牙南部的錫尼什海港誕生了一位合適的繼承者。這位繼承者也是"基督聖教"的成員，名叫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約1460-1524，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譯者注），此人將在1497年開闢從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線。
值得注意的是，達·伽馬做這次著名的航海探險時，隨身帶了兩樣東西：一面白色的絲旗，上面綉著基督聖教的紅十字；此外，還有寫給祭司王約翰的幾封薦書。不僅如此，這位葡萄牙船隊隊長的目的地雖然的確是印度，但他還是用了很多時間去非洲探險。
據說他的船隊到達莫三比克時，他聽說祭司王約翰就住在北邊很遠的內陸，不禁高興萬分。他從同一個知情人那裡得知，這位衣索比亞皇帝"佔據著沿岸的許多城市"。這個說法雖然並不正確，但達·你馬後來還是讓船隊在馬林迪、蒙巴薩、布拉瓦（他在那裡建造了一座燈塔，至今還在）和摩加迪沙做了停泊。他這麼做，部分地是因為他始終渴望見到祭司王約翰。
與此同時，在1487年（達·伽馬動身航海前10年），"基督聖教"還組織了另外一次去衣索比亞的嘗試。那一年，葡萄牙國王約翰二世（當時為該教的大師）派他信任的助手畢洛·德·科維漢做了一次充滿危險的旅行，經地中海、埃及和紅海，到祭司王約翰的宮廷去。
科維漢化裝成商人，經過亞歷山大和開羅，來到薩瓦金（蘇丹東北部臨紅海的港市——譯者注）。1488年，他在薩瓦金登上了一條阿拉伯人的三桅船，去亞丁灣的耶梅尼港。此後，他遇到了種種險阻，大大延誤了行程，直到1493年才終於進入了阿比西尼亞。
他一到那裡，就馬上去了皇宮。他先是受到了歡迎，但後來卻被舒舒服服地軟禁了起來。至於他遭到軟禁的原因，我們只能做出猜測了。不過，據說科維漢是個出名的間諜（他以前曾在西班牙做過特務），因此我很難不做出這樣一種推測："基督聖教"可能是派他去搜集約櫃下落的情報。他也許由於四處打聽那件聖物的消息而引起了懷疑，也許不是如此。無論出於哪種原因，他都是被拘禁在了衣索比亞，一直到死。
1520年，葡萄牙派往祭司王約翰宮廷的第一個官方使團到達馬薩瓦港（衣索比亞北部今厄利垂亞臨紅海的港市——譯者注）時，科維漢還活著。這個使團上岸後，就去見1508年即位的所羅門世系皇帝萊布納·鄧格爾。使團的成員之一，就是弗朗西斯科·阿爾瓦雷茲神甫。讀者可能還記得，正是這位阿爾瓦雷茲聽到了當地祭司們講的那個古老傳說，即拉利貝拉的獨石教堂是"白人建造的"。
現在，我又開始研讀阿爾瓦雷茲那部長篇記述的英譯本，那部書是他1526年離開衣索比亞以後寫的。重新閱讀有關拉利貝拉的章節，我驚異地看到了他對聖喬治教堂的描述。他說，在這座宏偉的獨石建築上，刻著"一個雙十字，即一個十字里套著另一個十字，其狀就像基督聖教的十字"。
我已經知道，拉利貝拉的那些教堂當然建於聖殿騎士時代，即遠遠早於步其後塵的"基督聖教"建立的年代。不過，似乎可以做出一個合理的假定："基督聖教"的十字來自於一種圖案，那種圖案曾對聖殿騎士教很有意義。因此，我了解到這個十字被用在了聖喬治教堂上，便感到很有興趣了。
毫無疑問，聖喬治教堂是拉利貝拉建造的第一座教堂。我回想自己在1983年參觀那裡的情景，卻不記得曾看到過那位雙十字圖案。不過，我還是滿懷興趣地查看了我那次參觀拍攝的照片。那些照片表明，阿爾瓦雷茲當年對聖喬治教堂的描述是完全正確的，因為照片上有那個雙十字。
16世紀30年代中期，當那位葡萄牙大使還在萊布納·鄧格爾的皇宮裡時，衣索比亞不久即將遭到穆斯林軍隊的進攻，這個局勢已經很明顯了。當時，穆斯林軍隊正集結在非洲之角東部的哈拉爾酋長國。這些軍隊的首領是個能力非凡的可怕軍閥，名叫阿赫邁德·伊本·伊卜拉辛·埃爾·哈茲，綽號"格拉金"（意思是"左撇子"）。
經過幾年精心準備，格拉金終於在1528年宣布發動聖戰，率領大批索馬利亞軍隊（在阿拉伯僱傭軍和土耳其火槍隊的支援下）闖進了這個信仰基督教的高原國家。這場戰爭並不是速戰速決，而成了一場年復一年的持久戰，其間毫無緩和。在衣索比亞全國，城鎮和村莊被燒毀，教堂被破壞，無價的珍寶被掠奪，成千上萬的人被殺戮。
對待那些葡萄牙人，萊布納·鄧格爾一直多少有幾分冷淡。葡萄牙使團在衣索比亞的六年間（1520-152年），他經常強調自己能自力更生，說儘管面臨穆斯林軍隊的威脅（到1526年，這種威脅已經十分昭然），他還是看不出有什麼必要和外國勢力結盟。我認為，他這種奇怪的漠然態度大概是出於對這些歐洲來訪者真正動機的擔心，尤其是對約櫃安全的擔心。
然而，無論這位皇帝害怕的是什麼，他還是逐漸地領悟了一點：格拉金的威脅比那些白人要大得多。格拉金不僅威脅著約櫃的安全，而且威脅著衣索比亞基督教的存在。
1535年，穆斯林軍隊攻佔了阿克蘇姆城，把古代最神聖的的錫安山聖瑪利教堂夷為平地（在本章後面我將講到：祭司們已經把約櫃送到了另外一個地方，以保平安）。也是在1535年，並且並非出於巧合，萊布納·鄧格爾終於克服了對和外國結盟的反感，派了一位使臣去見葡萄牙國王，向他請求緊急軍事援助。
這一時期，衣索比亞和歐洲之間的交通已經變得十分困難了，因為土耳其人控制了非洲之角的大部分沿岸地區，也佔領了紅海的許多港口。這位皇帝的求救特使用了很長時間才到達葡萄牙。
結果，直到1541年，一個由450名葡萄牙人組成的火槍營才在馬薩瓦登陸，去援助阿比西尼亞軍隊。那時，阿比西尼亞的軍隊已經完全被擊潰了，幾乎不復存在。萊布納·鄧格爾皇帝經過幾年的戰爭，已經死於衰竭，其王位由他兒子克勞迪烏斯繼承，當時才十幾歲。
葡萄牙人的部隊裝備著火槍、短槍和幾門重炮，因此，人們的大部分希望就維繫在了他們的干預上。衣索比亞1541年的皇家年表上說到葡萄牙人滿懷信心地從海岸向高原地區進軍時，讚揚他們"勇猛無畏，像狼一般渴望戰鬥，像雄獅一般渴望殺戮"。
對這支葡萄牙部隊的素質，這個讚譽也毫不過分——他們人數雖少，作戰卻十分英勇，並取得了一些決定性的勝利。後來，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只用了九個英文單詞就概括了他們取得的成就："EthioPia was saved by four hundred and fifty PUese（450個葡萄牙人拯救了衣索比亞）。"
我認為有一點特別值得一提：這支救援部隊的司令官不是別人，而正是著名的瓦斯科·達·伽馬的兒子——堂·克利斯托弗·達·伽馬。像父親一樣，堂·克利斯托弗也是"基督聖教"成員。詹姆斯·布魯斯對這個年輕冒險家的性格分外感興趣，對他做了以下的描述：
他的勇敢幾乎發展成了一種缺點。他做事鹵莽，性情激烈。他非常渴望取得他認為的那些戰功，頑固堅持自己的決斷……（然而，）他雖然具有許許多多明顯的優點，卻毫不具備耐心這種長處，而作為軍事長官，這種長處是不可或缺的。
我相信，身為基督聖教騎士的堂·克利斯托弗在衣索比亞的活動，很可能出自一個隱秘的目的：他首先是要擊潰穆斯林，然後是要尋找約櫃。然而，他的鹵莽和缺乏耐心，將使他在沒有達到這兩個目的以前就付出生命的代價。
儘管以寡敵眾，他還是多次與阿赫邁德·格拉金的軍隊交戰（有時候，葡萄牙部隊被阿比西尼亞人拋棄，他們不得不面對敵方的10000名長矛手，並且打垮了敵人）。這種靠蠻勇而獲得的戰績當中充滿了危險。1542年，堂·克利斯托弗被俘人獄。一個目擊者曾描述說，堂·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