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準進入執政集團時，宋太宗曾對宰相呂蒙正說過一番意味深長的話：「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嘗諭之以協心同德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意思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寇準雖然年紀小，但臨事明敏，今天你們同朝為官要同心同德，暗示呂宰相接下來的工作要以寇準為中心。呂蒙正聽出了弦外音，惹不起，躲得起，當即辭職由呂端接任。其時執政階層內有呂端、張洎、李昌齡、寇準，論年齡論資歷寇準最小，然而論聲望和與皇帝的關係，沒有人能超過他。
晚年的宋太宗似乎找到了工作上的一個精神支柱，對寇準幾乎言聽計從，直接表現在立儲這件事上。宋真宗趙恆為第三子，初封為韓王、襄王。他最初不是皇位繼承人，皇室內部經過激烈鬥爭最後才屬意他。寇準從青州回來，宋太宗見面就問：「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哪個孩子可以繼承皇位？寇準打了一圈太極，宋太宗明白了，屏退左右，問道：襄王如何？寇準委婉地回答說，知子莫如父。實際上寇準贊同了領導的提案，於是改襄王為壽王，立為皇儲。
寇準被信任竟然到了這等程度上，試想哪個不要命的敢跟他作對？當時三位跑龍套的宰相完全成了陪襯，籠罩在寇準光芒四射的陰影里。呂端聰明，假裝糊塗，什麼事均由寇準拿主意。張洎為南唐舊臣，見識過寇準的鋒芒，與小寇關係整得挺熱乎，經過寇準舉薦當上了參知政事，唯其是從。另一位宰相李昌齡年紀也大了，沒什麼銳意進取之心，面對寇準只好唯唯諾諾。寇準這種強勢性格，在晚年的太宗朝非常吃得開，同時也為下一任真宗朝的仕途埋下了隱患。
寇準身上有著諸多性格缺陷，他本人雖然生活腐化，然而大方向原則性極強，晉陞官員從不考慮其背後的利益集團的利益，完全憑著他對官員能力的判斷，清廉正直的晉陞，齷齪無能的抑制。帝國有如此宰相，社稷之幸甚。人事升遷不考慮官員資歷，全憑喜惡判斷，這就造成了不公平，勢必要影響到官場利益的平衡。
至道二年（996年），南郊祭祀，官員皆升遷進秩。彭惟節的官位一向在馮拯之下，在這次晉陞過程中寇準把彭惟節的官位調到了馮拯之上，導致馮拯不滿。馮拯也不是普通對手，他父親曾是宰相趙普府上的大管家。可以說馮拯從小在相府長大，耳濡目染了趙普的一些手段。趙普閑著沒事兒經常與小馮拯下棋，嚇得老馮不知所措，趙普就說這孩子將來是貴人，「此子他日必官至我位」（《東軒筆錄》）。馮拯與寇準原本有些過節，再這麼一搞，忍無可忍的馮拯告了御狀，向大領導揭發寇準在下面弄權。太宗大怒，帝國的規矩你怎麼能說改就改呢？朝廷的郊賜本來就是收買人心的，不是給某人利用它整治政敵的。宋太宗召呂端問怎麼回事兒，呂端說：「准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足見老好人呂端對寇準意見很大，一方面推諉責任，另一方面道出了寇準剛愎自用的行政風格。宋太宗以馮拯事件問對，寇準自辯，堅持說與呂端等宰相商議過後下的命令，當時跟領導叫板，若不信把宰執們叫過來當場對證。宋太宗說當廷辯，有失政體。寇準倔強無匹，咬屎橛子給麻花不換的主兒，一條道走到黑。在宋太宗看來這不算什麼大事兒，就要寇準一個態度而已。本來你擅自改動朝廷集體晉陞的規矩已經不對了，現在又這麼猖獗，低頭認個錯說句軟話你能死啊？寇準這種鑽牛角尖的極端行為打破了官場的平衡，即使宰相專權也要在皇權的默許之下，與皇帝利益保持一致，而非與皇權形成對抗。寇準不依不饒，拿出當年扯龍袍的戰鬥力，將中書案卷記錄給皇上看，非得辯個昏天暗地。這回皇上終於怒了，斥道：「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領導雖然信任你，但你的作為是要有節制的，切忌打破官場平衡。皇上都給你一個台階下了，你怎麼就不能給皇上個面子，有點兒給臉不要臉了吧！被徹底激怒的宋太宗遂罷了寇準相位，趕出中央，知鄧州。
很快宋太宗駕崩，宋真宗趙恆上位。
對新君有擁立之功的寇準本以為春天又來了，卻未曾想到，宋真宗把他曬在了一旁。前後七年時間，宋真宗先後用了呂端、張齊賢、李沆為相，他對寇準有陰影。《羅織經·事上》：「人主莫喜強臣，臣下戒懷妄念。臣強則死，念妄則亡。周公尚畏焉，況他人乎？」宋真宗對寇準的顧忌即在此，患其剛直難獨任。寇準過於強悍，先皇還能擺平他，以真宗的執政能力估計整不了他。又因為宰相的任免通常代表了一個利益集團的核心價值，不是說用誰就用誰的，這是政治博弈的結果。如果宋真宗一上來就把寇準召回，勢必引起其他黨派的不滿，會對執政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動蕩。鬥爭歸鬥爭，帝國總得有人來幹活不是！所以宋真宗上位之後，實際上對寇準一直留意，經過前後六七年的小步提拔，寇準於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擢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地位僅次於老宰相畢士安。
寇準能夠再度當上宰相很大程度上在於他的年齡優勢，前朝老傢伙們死的死，退休的退休，精明能幹的不多了。新上來的畢士安倒是能幹活，但年歲大了，估計支撐不了幾年。萬一帝國有什麼事兒還得有人出來主持大政。四十三歲的寇準既年輕又能幹，又有擁立之功，恰好符合宋真宗的意願。經過七年的鍛煉，宋真宗駕馭群臣之術練得差不多了，對寇準一直有個人情沒還，此時正是天時地利人和。或許是天人感應，寇準拜相當年遼國大舉侵宋。寇準的政治才華在危急關頭得以全面施展，達到仕途巔峰。如果這個時候不是寇準為相，那麼中國的歷史很可能要改寫。
澶淵之盟不僅是宋、遼之間的軍事鬥爭，同時也是宋廷內部利益集團的政治鬥爭。其時，決策層有畢士安、寇準、王欽若、陳堯叟等人。面對遼國大舉入侵，宋真宗態度游移不定，參知政事王欽若秘密對皇帝說遷都金陵，樞密使陳堯叟說應該去成都。不管去哪裡他們的態度是一致的，主張逃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畢士安與寇準主張御駕親征。寇準除了自身性格缺陷外，還抱有一個傳統偏見，即輕視南人。南方諸多地區原屬於五代割據政權，先後被宋所滅。在大宋本土士大夫眼裡他們屬於亡國奴，最高領袖也曾說過不得以南人為相，歷史遺留下來的傳統偏見導致鬥爭多了一層借口。遼國入侵的危急時刻關乎到國家存亡，雙方政治立場針尖對麥芒。王欽若江西人，陳堯叟四川人，畢士安山西人，寇準陝西人，從地域上形成了南北兩派。關鍵時刻，畢、寇二人拿出了關西漢子的豪邁，洒家跟他們幹了！
宋真宗慌了，不知怎麼辦，就問寇準遷都行不行，寇準當即表示不行，他只說了一句話，可謂一言定江山：「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委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
這段話里有五層含義：其一，誰提出逃跑的餿主意可以直接殺了，關鍵時刻逃跑置中原百姓於何地？對民族利益、國家利益毫不關心的官員留著有什麼用？直接打擊了南人政敵王欽若、陳堯叟。其二，鼓勵宋真宗，安撫他的緊張焦慮的情緒。領導不用害怕，要相信自己是英明神武偉大的君主。其三，目前朝廷文武和諧，沒有大的動蕩，這是制敵的後方保證。其四，敵人遠道而來已是強弩之末，我方出其不意進行阻擊，必能消耗敵人銳氣，此為制敵之良策。如果放棄開封，向南逃跑，民眾必然大失所望，人心崩潰，間接地助長了敵人氣焰，他們完全可以乘勢深入，則大宋江山不保。其五，如果遷都丟了京師，那麼「委棄宗社」的責任誰來擔當？
寇準三十三歲當宰相，絕對有兩把刷子，這一番話層層遞進，一句比一句嚴重，政治鬥爭、敵人動態、大勢判斷等皆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既能做出判斷又能組織語言，這就需要有經天緯地之才。尤其最後一句最為嚴重，「委棄宗社」這個罪名誰也不敢擔，哪怕是宋真宗。假如宋真宗沒有採納寇準的意見而是逃到了南方，按照形勢判斷中原必然大亂，成為淪陷區。「委棄宗社」這頂大帽子定然讓宋真宗受不了，哪天臣子一刺激，當年主張跑路的官員就危險了，不說殺之泄憤，也得有個非常嚴重的說法。正如宋人陳瑩中所說：「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最後在寇準、畢士安的堅持下，宋真宗御駕親征，前方將士看到了皇帝，士氣大振，擊潰了遼軍入侵，最後達成了澶淵之盟，用兩個縣的稅收換來了邊界一百二十年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