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餘慶，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小官，原任國子監博士，後來出任常州知州，地點在今江蘇省常州市。李餘慶在任期間雷厲風行，對惡勢力絕不姑息，手段毒辣，狠人一枚，常州「打黑」系列行動震蕩各界，凶人黠吏畏之如神。沒有最狠只有更狠，早先當地的黑社會橫霸一方，自李大人上任以來當地各方勢力噤若寒蟬。這就說明了當官的只要夠狠沒有不害怕的，地方上所謂的「凶人黠吏」不過是衙門的附庸，需要的時候他們可以欺男霸女，不需要的時候一腳踢開。這種直接利益上的鬥爭關係，必然有一方選擇妥協。
李餘慶是一位正直的有作為的官員，在任期間常州社會風氣為之一變，貪官污吏、潑皮無賴被他整苦了，大傢伙不敢怒也不敢言。當時有一名醫官壞事沒少干，每天過得提心弔膽的，按照李大人的清理速度，很快就會輪到他的頭上，於是醫官先下手為強。醫官非常清楚「敵者，利害相衝，死生弗容」，既然選擇了李大人作為敵人，那麼只有一條道走到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羅織經·制敵》：「君子敵小人，亦小人也。小人友君子，亦君子也。」這段文字充分地說明了君子與小人的辯證關係，即在鬥爭過程中沒有所謂的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與小人為敵，也就變成了小人，反過來小人與君子友善，自然而然變成了君子，儒家思想里的兩種人格身份在官場鬥爭中起不到多大作用。《羅織經》說得未免極端，可是現實中的確如此。有時候我一直在想研究歷史究竟要幹什麼，結果到頭來還不是不斷重複錯誤？前人的經典著作說得相當明白，後人卻經常在這上面栽跟頭，也許研究歷史就是在重複錯誤的過程中發現新的錯誤。醫官下手了，發揮他的特長，直接給李餘慶下毒。李餘慶上吐下瀉，有進氣沒出氣，臨死前忽然察覺是醫官所為。還剩最後一口氣的李知州命人抬著自己到州府升堂，傳訊醫官，當場打死，之後他也去世了，葬於橫山。醫官下毒不夠徹底，反遭李餘慶最後一波的反撲，最後兩人同歸於盡，為鬥爭獻出了生命。多年後，當地人依然敬畏李餘慶，路過他墳墓，下馬緩行。家有重病患者就到他墳墓取土，灑於床席（《宋稗類鈔》）。
該事件中有令人不解之處，醫官為什麼與知州大人斗在一處？這其實是一種直接的利益侵害關係。李餘慶雷厲風行，要在常州來次大換血。貪贓枉法的那幫人自然感到了來自衙門的壓力，他們的利益直接受到了衙門的「侵害」。醫官見不能脫身，只有來了一招魚死網破。給領導下毒，這需要承擔巨大的風險。如果朝廷命官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任上，勢必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地方勢力若不能夠擺平有關部門，只好請相關嫌疑人去有關部門做客「喝茶」。此例中可見醫官迫不得已，生命利益遭到了李餘慶的嚴重威脅，若不出手下一個死的只能是他。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奮起一擊，醫官的力量終究不能夠與知州大人對抗，然而利益面前各不相讓，有多大能量使多大能量，似乎與官職、地位、名望等等毫不相干，唯有甩開膀子一搏。宋代醫官屬於技術官，又作「伎術官」，泛指在朝廷任職的專門技術人士，例如天文官、書法官、繪畫官。技術官是遊離在體制外的一支隊伍，與當朝執政的文官集團有著本質區別，他們更類似於吏員，專門為皇帝及公卿大臣提供服務。正統科舉、恩蔭、舉薦入仕的文官士大夫其實瞧不起他們，在收復失地不如考中狀元的宋代官方「重文」的政治環境下，技術官不招待見稀鬆平常。技術官面臨四大問題，即升遷難、待遇差、沒權力、地位低，因為升遷特別困難，導致工資待遇不高，所以又導致社會地位低下。以醫官為例，宋代設有醫官院，規定醫官秩有十四階，如成全大夫、平和大夫、翰林良醫、保安郎等。宋初規定技術官十年一磨勘，宋仁宗慶曆改為五年一升遷，這與文官三年一磨勘的制度相去甚遠。苟能耐住寂寞，清閑一輩子，如果想提高物質生活，只有動歪心思，那麼鬥爭也就不可避免。
技術官中醫官待遇雖然一般，但灰色收入頗豐。宋代醫療市場較為發達並且混亂，《老學庵筆記》記載，宋高宗定都臨安，皇帝一來像一塊吸鐵石，四方士民商賈悉數跑到新都城臨安。官府創建開張，朱紅大牆刷得煥然一新，被廣大商人當成了廣告宣傳欄，如「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風葯」，「乾濕腳氣四時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裹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婿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外甥寇保義卦肆」，如此凡數十聯，醫藥廣告佔了絕大多數。體制內的醫官、名醫，遠比民間的江湖郎中要價高。但凡地方有疫情，朝廷會派醫官出差，地方贈予治療費頗多。如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廣南軍隊中流行瘴疫，醫官院選醫官三人，賜絹五十匹，遣赴桂州，治癒數人。（《續資治通鑒長編》）宋代醫生行醫的費用通常是雙方協商，或者醫生開價，外加患者打賞。看一次大病最少也得十貫錢，最多達到三千貫。如迪功郎周僅患有疝氣，當時有一醫生針灸治癒，給了十貫錢外加三匹絹，過了半個月病又犯了，再尋醫生已不見。仁宗時陝西華州士人郭行父親患病，醫生開價一百貫，少一個子兒也不幹！最後郭行只好依他，方才治好了父親的病。這種漫天要價的現象屢見不鮮，宜興名醫段承務有一次給人看病要了五百貫（《宋代物價研究》）。宋高宗御醫王繼先飛黃騰達是個例外，秦檜讓夫人王氏與之結拜，足見顯貴，是醫官中的典型代表。
宋代官方規定，皇室及大臣有病的，皇帝派御醫去診治，原本是體恤皇室大臣的一件良好舉措，問題是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去的御醫、內侍官可以從中鑽空子，打著皇帝的旗號狐假虎威。皇帝這塊金字招牌成了他們敲詐勒索迦納賄的利器，完全屬於「合法」的傷害。皇帝在這裡變成了冤大頭，並不清楚醫官在其中乾的各種勾當。醫官通常直截了當要價，價格絕非三錢兩貫能打發的，有病的主兒要是不打賞，那就不客氣地告訴你死期到了。因為是皇帝派來的醫生，開毒藥你也得吃，家人還不敢問。漏洞就在這裡，家人若有一句微詞，那是對皇帝一片好心的懷疑，你們家什麼態度？御醫回去一稟報，某某宗室或大臣無藥可救，掛了！皇帝一傷心，成啊，敕葬，命內侍為死者主持喪事。這回輪到內侍上場，人已經被前面的醫官弄死了，他只好敲詐要錢了，一個喪事，喪主家基本傾家蕩產，是以當時有「宣醫納命，敕葬破家」之語。宋仁宗慶曆年間，皇上給某家敕葬，該家表示不接受，心領了浩蕩皇恩，可以自己動手解決，不麻煩朝廷（《石林燕語》）。
官場的第二個鬥爭原則出現了，即直接或間接的利益受到侵害必然引起鬥爭。非主流的技術官尚且如此猖獗，可想而知主流的文官士大夫該是怎麼樣的鮮血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