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官員深諳此道，為了仕途的晉陞刻意樹立形象，然而范仲淹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不知不覺地樹立了自己的官場形象。范仲淹，蘇州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兩歲沒爹，身世孤苦，母親改嫁朱氏，長大之後母親告訴了他身世，他泣別母親，就讀南京應天府，通過非常刻苦的學習，於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乙卯科高中進士，時年二十七歲。范仲淹是武則天統治時期宰相范履冰之後，幾百年後這名片已然失去了光環，所以范仲淹就是寒士。中進士後，范仲淹的故事不脛而走，遂恢複本姓，迎養母親，這樣一來導致了名聲大盛。無疑他成了那一屆受關注度最高的舉子，人們對他的濃厚興趣甚至超過了新科狀元。
范仲淹入仕後歷任泰州西溪鹽稅、理寺丞、楚州糧料院等官職，在仕途上升階段遭遇了官場中的尷尬，母親去世了，按照規定須守喪丁憂。剛剛樹立起來的良好道德形象忽然之間大廈將傾，三年，在漫長的人生里不算長，在官場里卻是個漫長的過程，因為多數人無法預知三年後的政治環境是什麼樣子。嚴格地說范仲淹剛剛樹立起一半的形象，道德管制的社會下官員樹立道德典型那是必需的，道德形象是官員的必備形象，多數是將道德與政績等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全新的形象。歷任工作中可見，范仲淹政績一般，沒有曾公亮、王安石等人出類拔萃。恰好有這麼一個機會，范仲淹決定劍走偏鋒。
什麼機會呢？南京應天府知府晏殊為當地的應天府學院四處尋找講師，三找兩找找到了范仲淹頭上。他是應天府書院畢業的，又在朝為官，目前守喪在家，當講師有點低了，當校長完全可以勝任。范仲淹非常樂意，於是晏殊聘請他為應天府書院校長。萬不可小瞧了一個書院的校長，這裡面有十分強大的政治關係網路。
官場朋黨網路的組成無外乎同窗、同事、同鄉、同年、師生、乾親、幕僚等幾種關係，其中師生的關係最為密切而廣泛。這個可以想像到，譬如同窗，一個班級就那麼幾個人，未必所有人都能夠考中進士，所以這個關係尚可。同鄉更不用說了，一個地方的人零星有那麼幾個同朝為官的。官員來自五湖四海，不可能一個單位呼啦全來自江西，另一個單位全來自山東，恰因為同鄉為官者略少，所以官員通常有鄉愁情結，一旦有機會就會考慮提攜同鄉。同年即是同一年中舉的，類似今天高校畢業的同一屆，關係相對同窗、同鄉較為疏遠，但經常會提攜。乾親更不用講了，逢場作戲耳，不知道有多少官員因為「乾爹」犯事兒的。
范仲淹接受了晏殊的聘請，一方面三年守孝確實沒事兒干閑得慌，另一方面范仲淹認清了形勢，意識到了學術領袖的價值所在。應天府書院的前身是南都學舍，位於今商丘市睢陽區，所以又叫睢陽學舍，創始人是五代十國時期的後晉楊愨。最初規模不大，就一輔導班的規模，在第二代校長戚同文的努力下，得以發揚光大。其時宋王朝剛剛建立，朝廷急缺人才，從睢陽學捨出去的學生考中進士者多達五六十人，如兵部侍郎許驤、光祿大夫陳象輿、河北轉運使滕涉等。因為升學率非常之高，於是睢陽學舍成了學子心中的聖地，一時間不遠千里趕來求學的趨之若鶩。隨著戚同文的去世，睢陽學舍曾一度關閉，當地人曹誠慷慨解囊，向學校投資三百萬貫，擴建校舍150間，藏書1500卷，以戚同文孫戚舜賓為校長，戚同文兒子戚維、曹誠為講師，廣招學生。曹誠將此事上報州府，官方給予承認，更名為南京應天府書院，就在這一時期，范仲淹前來求學。
宋代有四大書院，它們是後來官場重要政治力量的來源，因為書院的不同漸漸形成了不同的學術門派，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別。四大書院分別是：南京應天府書院，范仲淹倡導儒學復興，這裡形成了高平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戚同文、許驤、陳象輿、范仲淹、韓琦、富弼、張方平、張載（理學「關學」創始人）、范純佑、范純仁、李覯、歐陽修、曾鞏、周敦頤（理學開山鼻祖、濂溪學派創始人）等，眾多人物中隨便叫出一個，皆名噪一時；嵩陽書院，建校時間比較長，歷史悠久，南北朝北魏龐士曾創辦，主要代表人物有司馬光、韓維、呂晦等；嶽麓書院，即今天的湖南大學的前身，這裡產生了《宋論》的作者、明末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老先生；白鹿洞書院，理學集大成者朱熹重建學校在此講學，民族英雄文天祥從這裡畢業。宋時書院多為民辦，朝廷為了加強控制，通過對書院進行撥款、賜額等手段，將民辦書院變為半官辦形式。書院就像學校一樣，哪所大學不出兩個封疆大吏，所以這是一股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
范仲淹再次執教，有三位學生非常著名，胡瑗、孫復、石介，這三個人在應天府書院或學習或交流，總之與范仲淹交集不淺。此三人是宋儒學復興的「理學三先生」，元老級人物，真正在學術復興方面做的工作與成績遠超過了先導范仲淹。如胡瑗是安定學派掌門人，該學派代表人物有程頤、劉彝、陳舜俞、周穎、錢公輔、楊適等。孫復、石介是泰山學派總瓢把子，代表人物有文彥博、姜潛、梁燾、晁說之、祖無擇等。掌門人在給這些學子們講課的時候，必然有意或者無意地提到導師範仲淹。范仲淹經過三人之口間接向廣大學子宣傳了形象，日後學子入仕湊巧碰到了范校長，誰不給個面子啊！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兩宋之部》中提到，「在『斷畫粥』的苦況下，而感到一種應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這顯然是一種精神上的自覺。然而這並不是范仲淹個人的精神無端感覺到此，這已是一種時代的精神，早已隱藏在同時人的心中，而為范仲淹正式呼喚出來。」范仲淹的偉大之處在於喊出了時代口號，扛起了儒學復興的一面旗幟，也恰恰在這裡宋代的官場形成了「講原則、無方法」特點，口號喊得山響，實際沒什麼作為。喊假大空的口號漸漸成官員必備演技之一，講的時候熱血沸騰，其實毫無營養。
范仲淹母喪結束回到朝廷，很快發現了一個官場漏洞，這個漏洞就是「建言」，給領導提意見，有用的也說，沒用的也說，總之目的只有一個，讓領導記住自己。宋仁宗即位時十二歲，由章獻太后劉氏攝政。這是晏殊提出來的，晏殊害怕真宗朝元老大權獨攬，想出了這麼一個權宜之策。范仲淹能夠回到朝廷任秘閣校理是晏殊舉薦的。劉太后過生日時，晏殊為了拍太后的馬屁，攛掇皇帝率領百官獻壽於庭。朝中只有范仲淹一人反對，他說「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皇帝給皇太后過生日自然有家庭禮儀，百官給她老人家過壽成何體統？百官隸屬朝廷，當有朝廷的禮儀，這是兩碼事兒。晏殊將范仲淹一頓痛罵，你這不是不識好歹嗎，你自己怎麼回京的不清楚嗎？我提議給太后過壽，你給我拆台，有誰幹的也沒你去干這事兒的啊！范仲淹反而振振有詞地說，我是堅持原則，這麼做不怕得罪您，反而為您考慮，因為您舉薦了我，反駁得晏殊慚無以應（《涑水紀聞》）。單單從這一點來看范仲淹對時局的判斷非常準確，晏殊反而還在走老路。當時提出劉太后攝政是為了防止朝臣大權獨攬，如今真宗朝那些個官員死的死，貶的貶，完全改頭換面了，並且宋仁宗春秋正盛，已經長大了，具備了執政能力，反觀劉太后七老八十，說不定哪天咽氣，獻媚於她有什麼發展？於是范仲淹上疏，請求劉太后還政於宋仁宗，結果可想而知了。
范仲淹的子未得到批複，他自己主動尋求下地方工作，這是范仲淹的聰明之處。因為劉太后勢力還很大，留在京城難免被黑，與其被整不如主動下地方。范仲淹通判河中府，下了地方依舊不忘與未來的新君取得聯繫。當時，營建洪福院，木材從陝西運取。范仲淹上了一子，說這不是「太平之政」，請求立刻停建。宋仁宗看過後，雖然范仲淹提的建議不現實，但「以為忠」，這時候宋仁宗記住了范仲淹。以至於在宋夏戰爭時期，范仲淹犯了「通敵」之罪，仁宗都沒有過多追究。打這以後范仲淹經常給皇帝上子，無論可行與否，核心內容無非是國家大政方針，帶著一種表演性質給領導提意見。這就使得他在領導心中有了一席之地，等領導扶正，他的春天也就來了。
果不其然，劉太后沒讓大家等得太久，宋仁宗執政，召范仲淹回京為右司諫。這個官職不大，但是政治地位特殊。右司諫，工作單位屬諫院。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在真宗朝諫官的基礎上設置諫院，形成了一個獨立部門，「掌諷諭規諫，凡朝廷闕失，大事廷諍，小事論奏」。諫院與御史台的工作差不多，只是對象不同，御史台抓百官風氣，諫院是專門給皇帝提意見的，類似領導的專屬顧問，月薪三十貫，春、冬絹各十三匹。
職位雖然不高，但我們清楚地知道這是暫時的，右司諫不過是范仲淹仕途的起步而已。因為營建洪福院，范仲淹上了子，宋仁宗給他的評價是「以為忠」，建言朝廷不要大興土木與忠心有什麼關係？問題就在這裡。蓋因范仲淹冒著仕途被貶的危險，給未來的老闆爭過面子。結果當然失敗了，甭管什麼結果，范仲淹犧牲了仕途，在新老闆心裡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