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錢不算病，靠走邪門歪道掙錢那就真要命。嚴格來說官員是國家機器，本該拿工資為民謀幸福，然而古代教育裡面卻著重強調了「書中自有黃金屋」，給讀書人指明了發家致富的道路。這事可追溯到宋初著名的「杯酒釋兵權」。就趙匡胤提出的如何長治久安這一問題，趙普給出的答案是「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糧，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趙匡胤採納了趙普的意見，通過一場中國歷史上最高明的酒局，給將軍們錢財、田地、美女，換來了國祚三百一十九年。
這種政治環境的影響下，官員想不貪污受賄都難，天下烏鴉一般黑，彼此拿來拿去皇帝假裝沒看見，有時候默許，甚至主動賄賂。宋初宰相趙普名聲在外，其時吳越王錢俶給他送了十瓶海鮮，放在了屋檐下。正巧趙匡胤來趙普府上，問是什麼。趙普說是人送來的海鮮。趙匡胤說，此海物必佳，打開嘗嘗。打開一看，趙普頭皮一下子炸了，急忙跪在地上連稱死罪，那十瓶所謂的「海鮮」裡面裝的竟是金銀珠寶。趙匡胤安慰趙普說，收下吧！吳越那幫臣子，還真以為天下大事是你個書獃子說了算的。反覆叮囑趙普不要多想，不要辜負了人家的一片心意。皇帝默許臣子收受賄賂，當然有領導藝術方面的考量，卻助長了一定的歪風邪氣。宋真宗就更邪乎了，他晚年時候精神病發作，無藥可救，唯有寄託神仙，經丁謂等人攛掇，迫切地希望去泰山封禪，但遭到了宰相王旦為首的諸多大臣的反對。宋真宗不好意思道出這層心思，就請王旦吃酒，結束時送了一壇御酒。王旦回到家打開一看，驚得目瞪口呆，竟是一罈子金銀珠寶。正所謂拿人家手短，王旦當即表示支持封禪。
通過皇帝這兩則故事，可以看到：首先，行賄與受賄是一些待定年代封建官場的標誌性現象，成了官場的組成部分，甚至有時皇帝也需要用這種伎倆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其次，皇帝默許官員的灰色收入也是出於權術上的考量。其三，趙普與王旦同為當朝宰相，他們收受賄賂的金額很大，但官場依然有底線，一旦逾越本身官職的「數額」被大臣們群起攻之，則不再是單純的貪污受賄，而是官員的人品、道德問題。譬如《宋史·刑法志》記載，開寶四年（971年），太子洗馬王元吉一個月內貪污受賄七十餘萬貫。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呢？宋代共有七次財政記錄，最早一次是宋太宗至道末年，國庫總收入為兩千兩百餘萬貫，距離宋太祖開寶四年約二十五年。由此可見，七十餘萬貫數額極其巨大。按說朝廷宰執弄這麼多錢有情可原，王元吉擔任的太子洗馬是太子屬官，算下一屆的朝廷大員人選，很多政治敏銳的人把寶押在了他身上，所以王元吉才有這麼大能量。事發後，直接殺掉，以震朝綱。老百姓為什麼恨貪官？原因在於官員打著冠冕堂皇的旗幟，凈干一些巧取豪奪之事，欺騙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感情。話又說回來，一名貪官落馬，再上來一個估計還不如前面那個，宋代官場環境造就了這種貪官前仆後繼的惡性循環。
官員的道德修養包含很廣，無論官員在哪一條上犯錯誤，一旦引起了惡劣的社會影響，那麼官員丟官是必然的了，保命才是關鍵。《宋史·刑法志》還記載了一樁刑事案件，說明了官員道德修養的重要性。太平興國六年（981年），歸德節度推官李承信有一次去菜市場買蔥，不清楚什麼原因竟然把賣蔥的當場鞭打致死。這件事發生後，朝野一致痛批，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身為官員，代表朝廷之形象，並不能指望每位官員高風亮節，處處維護朝廷尊嚴，但至少別給朝廷抹黑。因為個別官員的道德敗壞，會導致朝廷努力在民間建立起的公信力下降，失信於民的後果相當可怕。
李承信擔任的歸德節度推官，官職不小。宋帝國行政區域是三級建制，最初把全國劃分六個財政區，稱為「路」，漸漸地演變成為省級行政區，下轄州、府、監、軍等地級行政區，再往下是縣級行政區。推官是在節度使、觀察使、團練使、防禦使等地級行政區長官下設的一員，地位僅次於判官，怎麼能跟一名普普通通賣蔥的做小買賣的人發生衝突？讓人很不理解。李承信政治低能，從「無商不奸」的角度來看小販縱然坑了你，蔥姜蒜那也不是什麼值錢玩意兒，至於大打出手嗎？完全可以用另一種溫柔的方式整治小商販。如果換做兩個平民在買賣過程中發生毆鬥，頂多是因民事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現在的問題嚴重了，官員打死賣蔥的小販，在什麼年代這都是嚴重的官員道德問題。官員給了老百姓一個仗勢欺人的形象，欺負的還是弱勢群體，問題就更嚴重了。因為官員個人行為損害了朝廷的顏面，想要活命只有祈禱皇帝突然駕崩新君登基來個大赦天下。李承信沒有那麼幸運，宋太宗特命處死，還社會一個公平。
王元吉、李承信相對於趙普、王旦來說，屬於低級官員。李承信的道德問題極為明顯，且影響惡劣，不得不殺，不是丟官那麼簡單的邏輯了。大概李承信出現了認識誤區，認為官與民是兩個階級，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在很多像李承信這樣的官員的意識里，我管著你，你就得按照我說的做，忽略了統治之外的社會因素。進入這樣的認識誤區，衝突也就不可避免，悲劇也就遲早會發生。王元吉搞錢，大家都搞錢，誰也別說誰，問題是王元吉搞錢的數額超過了他擔任的官職本身的政治能量。就好比縣令貪污十萬沒事兒，官職低、待遇低、官場地位低，「三低」人員搞些灰色收入並不過分。如果一個縣令貪污了幾千萬，保准出事兒。就算地方上保你，朝廷大員也得收拾你，從數額上看明顯「僭越」了，你整這麼多讓朝廷大員們情何以堪？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張方平擔任三司使。宋代在中央設有三司使司，為最高財政機關，長官叫「三司使」，也叫「計相」，地位僅次於參知政事。三司下設鹽鐵司（管禁榷商品、商稅、礦稅等）、度支司（管全國財賦的統計與支調）、戶部司（管田賦、兩稅等），各管一攤，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與中書省、樞密院兩府平行，稱為「計省」。地方設有轉運使司，長官轉運使，州縣設有兵、胄、商稅等，形成完備的財政體系。
蘇軾評價張方平堪比孔融，但沒孔融那麼愚蠢。張方平有過目不忘的本領，什麼書只看一遍就全記住了，以神童舉薦入仕。張方平本人喜歡兵家縱橫，言論每每與正統儒學相左，性格豪邁剛正，立朝無所阿附，經常與朝廷大員發生衝突。譬如慶曆新政時，與范仲淹、歐陽修政治立場不同，到了熙寧變法時又與王安石對著干。我們知道學術門第是官場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宋朝儒學復興後，形成了幾大流派，這些人進入仕途後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別。張方平不是儒生，料想他在朝廷的處境會十分艱難。張方平為人「尚節義」，曾在四川為官，對「三蘇」特別器重，並為他們奔走呼號。蘇軾因「烏台詩案」下獄時，張方平上疏拯救。他為官一生，以義氣為重，所以名聲很好，可在嘉祐四年他犯了一次道德錯誤。
張方平擔任三司使，風平浪靜地度過三年，第四年頭忽然來了個發家致富佔便宜的機會。平民劉保衡在京師開了一家酒場，因宋代禁止私人釀酒，酒場只能去官方都酒務買酒麴，可能是劉保衡經營不善，竟然欠官府酒麴錢一百餘萬文，這個數目足以讓他傾家蕩產，然而欠了這麼多錢，酒場竟然沒黃，真乃奇蹟。開封府都酒務主管部門是三司，催欠款的部門是三司都理欠司，真宗朝著名奸相王欽若曾在該部門擔任過一把手，主要負責清理京城及各地拖欠的官物賬籍。劉保衡沒錢還，被逼無奈只有變賣房產。三司使張方平一看機會難得，連唬帶蒙把劉氏房產便宜地買了下來，堂而皇之地搬進新房。張方平沒住幾天，被劉保衡的姑姑一紙訴狀告到了開封府。說劉保衡並非是劉氏後人，與老劉家沒有直接血緣關係，要求拿回被張方平便宜買走的房產。知開封府事的陳升之立案，劉姑姑拿出了證據，情況屬實。
這樁普通的民事糾紛忽然間升級變為了道德問題，蓋因為買房子的人是財政部部長，交易過程中無法避免地摻雜了「巧取豪奪」的技術含量，那麼御史也就介入了調查。時任御史中丞的包拯老爺子已經六十歲了，憤青了一輩子，還沒有他不敢管的事，何況這是他的工作職責。包拯上書彈劾張方平，指責他「身為三司使，卻乘人之危，賤買所管轄富民的住宅，寡廉鮮恥，實在駭人聽聞，如此小人，朝廷不能委以大任，處之以高位」。包拯的眼裡這樁案件就是官員的道德問題，張方平利用一己之便為自己謀幸福，全然不顧自身形象。因此，張方平被踢出了權力中心，貶為陳州知州。
道德，官場最大的一顆地雷，值得每位官員深思熟慮。後院起火、縱容子弟屬於間接性影響，官員個人的道德修養對自己的仕途有著直接的影響，丟官的結果也是相當乾脆的。「尚節義」的張方平研究了一輩子兵家縱橫，談空說有夜不眠，最恨太平無事。本該生在戰爭年代的人卻生在了和平年代，經過宦海沉浮當上了朝廷大員。幹了三個年頭不到四年丟了官，足見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