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執中出生於官宦世家，父親陳恕官至三司使司鹽鐵使，地位僅次於副相。有這麼一個家庭背景，陳執中以父蔭入仕，從最基層的知縣事做起，可謂宦海沉浮。真宗時因上子建言早立太子，引起了真宗的重視。任青州知州的時候，當地王倫起義造反，此王倫即《水滸傳》中「白衣秀士王倫」的歷史原型，其實他沒那麼小心眼兒，挺血性一人物。王倫大概折騰了三個月，被知州陳執中派去的遣巡檢傅永吉捕殺於采石磯。陳執中以戰功調入朝中任參知政事，文彥博下野後，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陳執中前後兩度拜相，執政八年，《宋史》載：「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幹以私。」就是說陳執中向外界展示的道德形象一直是為官清廉，不搞那些徇私枉法、以權謀私的事情，以至於影響到了朝野吏治。老爺子總的來說官做得不錯，有一次他女婿求他給謀個差遣。宋代官場中光有官與職是沒用的，必須得有實際工作，手裡掌握權力那才能行得通。陳執中斷然拒絕了，他說官職是國家的，也不是咱們老陳家的，怎能說給你就給你（《青箱雜記》）？這件小事一方面說明陳執中並不任人唯親，另一方面說明他女婿估計水平有限，於是走了裙帶關係，沒想到被岳父大人當面回絕了。天下無事的年頭，宰相主要工作是為帝國選拔合格的人才。陳執中的為官之道其實很簡單，一碗水端平，誰有能力誰上，無才之人只好靠邊站，哪怕是自己的親戚。《東軒筆錄》中也記載了類似的故事，說政治新星王安石一度婉拒了文彥博、歐陽修等人舉薦入中央館閣工作，到了陳執中這裡總算留他在京，讓王安石做集賢院校理，王安石辭免了，後改群牧司判官。群牧司設置於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上級直屬單位太僕寺，掌管全國戰馬等廄牧之事，歸樞密院管好像更合理。宋帝國的軍隊主要以步兵為主，其他周邊國家多以騎兵為主，大宋在對外戰爭上多處於下風，所以戰馬對於帝國來說十分重要。群牧司最高領導通常由樞密院「一把手」、「二把手」兼任，設副使一人，以下設都監二人、判官二人。
王安石對群牧司判官職位並不滿意，力辭該職，說什麼也不在京師里混，死活要下地方工作。聽說王安石辭免官職，樂壞了館閣校勘沈康。因為沈康對群牧司判官一職覬覦已久，多次上疏希望能調到群牧司工作，不知道什麼原因最後失敗，屢求不得。沈康聞風而動，急忙詣闕宰相陳執中，論資歷我年頭比他深、論態度我比他迫切，似乎不該輪到王安石，他不干我干，望相公改易。沈康的態度的確非常積極。陳執中回敬道，因為王安石辭讓召試，所以朝廷才給他更高的差遣官職，這與資歷毫無關係。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之才，不是讓你們爭名奪利的。沈學士，你能要點兒臉嗎？沈康被領導紅燒狂燜，既慚愧又鬱悶，只得作罷。
以上兩則小故事說明了就選拔官員這塊兒，陳執中心中有桿秤，誰行誰不行他非常清楚。他選拔官員的原則不摻雜任何感情因素，自己家親戚也好，在京資歷老的官員也罷，想要升遷、獲得舉薦，唯有符合陳執中的標準。這麼一個為官清廉、任人唯賢的宰相，卻因為後院起火而丟了官。日防夜防家賊難防，不管官員在朝野的形象如何高風亮節，一旦後院失火立刻成為士大夫口誅筆伐的對象，繼而身敗名裂，丟官下野。宰相在官場里畢竟是稀缺資源，待遇高、禮遇高、地位高，「三高」的福利人人想得而追逐之。
陳執中的正室沒有子嗣，小妾張氏生了一兒子，名叫陳世儒。張氏脾氣暴，經常打罵僕人，曾親手鞭死婢女銀兒。又有婢女叫海棠的，被張氏虐待，遍身瘡痕。海棠不堪忍受這種非人的折磨，上吊自殺了。當時知開封事的是北宋著名書法家蔡襄，他對這件刑事案件採取了秉公處理的方式。知開封府事相當於首都市長，政治位置十分特殊，不好乾！通常由儲君或者重要大臣擔任，如第一任開封府府尹是晉王趙光義，著名大臣寇準、歐陽修、包拯、范仲淹、蘇軾、司馬光、宗澤先後當過此職。任職官員不僅要忠於皇帝，還要有極高的政治素養。開封府是官僚、貴族、猾吏、奸商等角逐的舞台，府尹想動誰都得深思熟慮。開封府府尹通常幾個月一輪換，最有名望的包拯算狠的了，幹了一年多。當時官場流行一套話，叫「孝順御史台，忤逆開封府」，意思是說宋代的台諫官很少貶官，最多是平級下地方，因為他們手裡掌握著強大的輿論工具，吏員們怕他們。一旦有台諫官下地方的，吏員小心謹慎地伺候著，說不定什麼時候又會回京。反之從開封府出去的官員，通常是政治利益角逐的結果，定然得罪了朝廷大佬，一旦下地方基本很難回來，所以吏員態度急轉直下，登時拉長個驢臉（《石林燕語》）。
蔡襄處理這件事的詳細過程並不清楚，但是結果很清楚。張氏並未因逼殺婢女而受到處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宋代只是一個幌子。譬如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什麼時候見過皇帝犯法斬立決的？打打龍袍就夠意思了。朝廷以為不算啥大事兒，死了一個奴婢而已，何必驚天動地的呢，所以百般袒護陳執中。婢女可以買賣，殺了一名婢女等同於毀掉了一樣商品。但這給御史諫官提供了一個合理合法的借口，御史中丞孫忭、侍御史范師道、殿中侍御史趙汴等人群起攻之。朝廷百般袒護宰相陳執中的態度惹怒了台諫官們，御史們窮追猛打，找到了宰相的花邊新聞，陳執中與侍女通姦。
陳執中的情況完全符合宋代官場環境特點的第五條「善誹謗，少證據」。按照道德社會的官員任用潛規則，德才兼備首選，次之有德無才，有才無德及無才無德的只能靠邊站。官員道德上出現了問題遠比殺人放火還嚴重，宰相理應垂範百官，以身作則，給下面的官員做出良好的道德表率。諫官之中，言辭最為激烈的當屬歐陽修，他在《論台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中說：「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歐陽修說的過於偏激了，不管怎樣諫官們怒火熾烈，朝廷迫於輿論壓力，罷了陳執中的相位。陳執中踩到了宋代官場最大的地雷，黯然下野，不久以「三公」之一的「司徒」榮譽頭銜致仕。
宋代官場最大的地雷，即是道德問題。如果一名官員的道德上出現了問題，遠比不作為、無政績、貪污受賄更令人所不齒，它是強有力的進攻理由，大多官員也因為這個問題翻船落馬。道德管制的社會裡，幕後交易可以用道德去掩蓋，誠然官員的把柄也可以通過道德找到突破口。
「道德」一詞最早可以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時的「道」與「德」是分開來說的，是事物發展變化規律的概括。荀子在《勸學》中說：「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真正意義上提及了「道德」的含義，即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根據人們生活風俗習慣而約定成俗的，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與規範，對社會起到了平衡利益、調解矛盾、教諭百姓、補充司法等作用。
中國社會的傳統道德受哲學思想的發展影響，任何一個時代的道德標準亦不相同。中國哲學思想發展脈絡是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和近代西學。根據社會制度的不斷變化和統治階級的意志，政治選擇思想，思想服務統治，每一時期有不同的道德取向。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漢武帝接受儒生博士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儒家思想正式登上中國政治舞台，並成為影響至深的道德規範。
北宋建立在長達兩百年的混戰廢墟上，建國之初幾乎無道德可言。趙匡胤踐祚（登基）後，採取了「興文教，抑武事」的政治態度。他曾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意思是說，自從五代以來，地方割據軍閥打來打去，人民被禍害慘了。今天採取重文輕武制度，選儒臣若干人治理天下，即便他們貪污受賄，危害也不及一個武臣作亂。所以在宋初官員貪污、受賄、炫富、奢侈都不算道德問題，一直延續到了北宋中期。在范仲淹的倡導下儒學復興，先後出現「理學三先生」胡瑗、石介、孫復，繼而出現了周敦頤濂學、邵雍象數學、王安石新學、張載關學、二程洛學、司馬光朔學、蘇軾蜀學等北宋新儒學的高度發展。儒學的復興使得北宋社會進入了儒家道德範疇之內。
儒家思想的道德範疇主要有「仁、義、禮、智、信、忠、孝、節、智、勇」等「四維、五常、八德」的內容。孫中山先生將其歸納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儒家思想在治國方面強調「以德治國」，在個人品德修養方面強調「修身養性」，儒家強調的道德對中國的政治及個人影響至深。比如說三國時期的關羽，在民間的形象超然物外，拜為「關帝」，黑社會結拜通常拜關二爺，後來又成了財神供奉在各大商鋪裡面。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