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裴行儉傳》中提到的王勃等「初唐四傑」皆「浮躁炫露」之流，難以在官場混得長久。與「初唐四傑」齊名的還有「文章四友」，這些名號類似於現在的文學社團。弄好了青史留名，弄不好勉強算文人雅興，所有文人均有這種組團的情結。「文章四友」處在「初唐四傑」與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等唐代文壇大師爆發之前的過渡階段，分別是杜審言、蘇味道、李嶠、崔融。值得一提的是，杜審言就是一代「詩聖」杜甫的祖父。
杜審言，京兆人，於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中進士。中了進士後杜審言自我膨脹得不行，恃才傲物的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他曾吹牛說：「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意思是說他寫的文章與屈原、宋玉相比，他們得靠邊站。他的書法與「書聖」王羲之相比，王羲之得俯首稱臣。吹得山響，實際上沒那麼大正能量。
步入仕途的杜審言嘴上沒把門的，什麼事都想點評兩句，並且說得特別極端，以顯示自己見解獨特。官員之間閑聊天，聊聊詩詞歌賦古往今來這都不算毛病，如果臧否當世人那就不明智了。因為禍從口出，言多必失，眼睛之所以長在嘴巴的上面，無外乎多看少說。杜審言不明白這個道理，一味地罵人，終於罵出了事兒。杜審言坐貶吉州司戶參軍，這是可以預見到的，他犯了官場大忌——揭短。
有個小例子可以證明，蘇味道比杜審言會做官。蘇味道二十歲中進士，受到朝廷大員裴行儉的賞識與推薦，官路平步青雲，武則天時期官居宰相。蘇味道什麼事唯領導是瞻，輕易不發表自己的意見。《舊唐書·蘇味道傳》載：「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著名的成語「模稜兩可」就是從他這裡來的。同行們看不慣他，尤其是那些文人官員最為不齒，把蘇味道的為官之道稱為「苟合取容」。蘇味道做天官侍郎時，有一次杜審言參加了官員預選試判，即官員述職考核。考試結束出來，他對人說蘇味道必死。人驚問故，杜審言說，他見到我的文章，應當羞愧而死。原來老杜同志給文友蘇味道一通批駁詈罵。杜審言對文友尚且如此，對待其他朝廷權貴一定看不慣。不知哪一席清高言論大揭秘得罪了權貴，被貶異鄉。官場中並非禁止臧否他人，可以說，說點兒好聽的，大家都願意聽的，說點兒不得罪人的，沒準因為你的一番讚美言論，能夠得到上峰的青睞，加官晉爵也未可知。官場中的揭短傳話遠比職場更為嚴重，涉及官員的負面新聞，影響到了人家的形象，人家必然出手滅之。
按說仕途遭到了打擊，當事人應有所收斂。然而，杜審言到了新單位性格不改，反而變本加厲，很快得罪了領導和同事。如果能改那就不是文人了。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兩人一合計，杜審言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主兒，必須教訓教訓。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處理方法比較簡單，周、郭二人羅織杜審言各種罪名，把老杜關進了大牢，準備殺之。這裡不比京城，在京城想動誰得考慮輿論的壓力，在隻手遮天的地方上就不必了。因言獲罪的老杜走到了仕途的盡頭，後果卻由他兒子埋單。
本來看似毫無希望了，哪知忽然間殺出個程咬金。杜審言次子杜並，時年只有十三歲，見父受辱，奮不顧命，趁著周季重大宴賓客的機會混入了司馬府，刺殺了周季重。杜並也被亂刃分屍，當場死亡。這件孝舉震驚了朝野，山重水複疑無路的杜審言，仕途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幸好是次子杜並死了，如果是長子杜閑，就不會有詩聖杜甫了。武則天詔杜審言進京準備重用他，就問你高興不？杜審言手舞足蹈拜謝，當即寫下了《歡喜詩》。武則天看罷，嘆其才學，授膳部員外郎，主管皇家飲食。
杜審言經過喪子之痛，終於省悟，這回在中央平穩做官多年，到了晚年又犯了糊塗，依附武則天寵臣姘頭張易之、張宗昌兄弟。後武則天晚年病重，大臣崔玄、張柬之等率領羽林軍迎中宗李顯複位，誅殺張易之兄弟，史稱「神龍政變」。杜審言受到牽連，流放安南都護府峰州，地點在今天的越南境內。相對杜審言來說，他的長孫杜甫格調很高，為了仕途前後經營半輩子，結果卻比他爺爺還慘。
杜甫的家庭情況與很多家庭有著共同點，富不過三代。老杜家有著「承儒守官十一世」的輝煌，到了杜甫這輩兒家道中落的困境極為明顯。《新唐書·杜甫傳》載：「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說杜甫年少時過著十分清貧的日子，經常四處充當幕僚，靠打工乞食異鄉。杜甫曾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有「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之詩句，希望能像堯舜時代的名臣們一樣干出點成績來。最後未能如願，落得蘇東坡譏笑他，「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可惜才能不濟。擺在杜甫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是如何步入仕途。混了多年終於被人發現，他的才學引起了李邕等有關人士的注意，為他做了舉薦，進京趕考。唐代的科舉制度與宋代大不相同，唐代處在科舉與閥閱矛盾衝突深刻的歷史環境，在這種情況下，寒門子弟不依附權貴很難在科舉中考中。
杜甫有了大員的舉薦，進京參加進士科舉，結果「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沒考上不說，反而成了北漂一族，一個「困」字是對杜甫生活艱辛的高度概括。寄人籬下，漂泊生活大約十餘年，前前後後參加了六次科舉考試，皆落第。被生活所逼迫，杜甫只有孜孜求官這條路可走。期間杜甫遇到了比他年長十一歲的李白，兩人一見如故，共同度過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一段歲月。李白的文人情結更加嚴重，喝高了就說「天子呼來不上船」，敢叫玄宗寵臣高力士給他脫靴。
唐玄宗天寶十三年（754年），朝廷舉行了大規模祭祀活動，杜甫的機會來了，獻《三大禮賦》文章。文人以文字求官，其實比較容易，但通常被情結搞砸。譬如同時期的著名詩人孟浩然，四十歲時游長安，進士落第，在好友王維的安排下邀入內署，恰好唐玄宗來了，嚇得孟浩然鑽到了床底下。王維不敢隱瞞，據實奏聞。唐玄宗命其作詩，孟浩然出來就一句「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唐玄宗好似吞了蒼蠅般的犯噁心，說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大好的入仕機會，就這麼被孟浩然毀掉。不清楚杜甫寫了幾篇文章，但其中有三篇得到了皇帝的賞識。杜甫用近乎哀求的語氣說：「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唐玄宗授予他河西尉的官職，杜甫嫌官小不去做，後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杜甫時年已經四十三歲，終於進入了仕途。杜甫運氣實在不好，次年即爆發了安史之亂。唐玄宗逃往成都，倉皇傳位於肅宗李亨。杜甫本想追隨皇帝，結果半路被叛軍抓到，最後幾經輾轉才見到了組織。由布衣之交的宰相房琯推薦，杜甫任右拾遺。又趕上房琯東窗事發，杜甫為他打抱不平得罪了皇帝，仕途進入黑暗時期。後來杜甫在唐代宗統治時期獲得工部員外郎的榮譽頭銜，所以世稱「杜工部」。
杜審言和杜甫爺孫倆犯了文人的諸多毛病，其實文人做官的兩大瓶頸無非——管住嘴、看清事兒。
輿論有時候是殺人武器，很多情況下殺人一萬自損三千，作用是相互的。多數文人掌握著輿論力量，但似乎他們並未科學地使用，導致了有的說沒的也說，有的要誇張放大地說，沒有的要捕風捉影地說，官場中的文人多數敗北於此。掌握輿論工具要有的放矢，不能胡亂放箭。輿論工具是為仕途晉陞做準備的，與此無關的最好不要施展出來，作詩寫文章最好不要有影射之嫌。官場中波詭雲譎，變幻多端，今天說你是青天白日，明天你就可能是貪官敗類。看清形勢是每位官員的基本素質。文人很容易意氣用事。杜審言臨死前曾說：「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沒什麼說的了，都是造化弄人，小人陷害。「尚何言」三字道出了老杜同志的心聲，竊以為他已有所了悟，因為在乎面子不忍說出來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