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思肖，原名不詳，是南宋末年的一位普普通通的文人。「思肖」從「趙（趙）」，表示懷念趙宋故國的意思。他並未像文天祥、陸秀夫那樣壯烈殉國，而是以著書立傳的方式繼續反元鬥爭，代表作品《心史》，有較高的史學價值。其中記載當時社會的等級為「十色」，分別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同時期的謝枋得《疊山集》也有此記載，與鄭思肖的《心史》大致相同，略有出入，第八等為娼。不管怎麼說，文人知識分子在哪個改朝換代的年頭都不招統治階級待見。這裡引出一個問題，什麼是文人？他們有什麼作用？
但凡提到文人便會聯想到知識分子，兩者同屬一個階級，在不同歷史時代下的叫法不同。根據《漢語詞典》對「文人」的解釋為「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讀書人」來看，文人屬於知識分子中的高層人士。古代中國的讀書人是社會的重要階層，秦漢以前統治階級為天子、諸侯、大夫、士，讀書人算狗尿苔長在金鑾殿上，大小是個貴族。秦漢以後，士人淪為了平民，士、農、工、商成為社會的組成部分，但士的地位高於其他階層。
文人的概念比較好理解，但凡具有文化水平的，不說學富五車、經天緯地，最起碼會寫個作文或者編個順口溜，若能弄出秀句廣為流傳，則為不朽了。《左傳》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這就是儒家思想里「三不朽」的概念。立德居第一位，中國乃禮儀之邦，向來注重德行修養，若能弄出「孔融讓梨」、「司馬光砸缸」之類道德故事令後世傳唱，則是不朽。立功，需要特定的歷史環境，這個一般不好搞。相對來說立言較為容易，如今網路工具極為發達，立言誰都可以，但能否成為不朽言論，只有交給時間去檢驗了。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國文人的三大目標，不管你是否認同，這三個最高目標一直存在於每個中國文人的心中。立言的前提是要有本著作擺著，文人年齡越大這方面的心情越迫切，奮鬥了一輩子的事業或學問，要給自己一個蓋棺論定。所以，退休的官員因立言的情結作祟，自費出書的現象也就可以理解了。因為有「三不朽」的概念，所以文人身上具有諸多毛病。
民諺「百無一用是書生」，文人在歷史中究竟起到什麼作用？
耶律楚材對漢儒文人曾有過經典的定論。
蒙古以武力征服世界，並不重視文治。鐵木真西征以後，「中使別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建議把漢人全殺光，將中國本部當作天然牧場，此建議遭到了耶律楚材的堅決反對。到了元太宗窩闊台時對文人成見挺大，在他們眼中文人之乎者也的，工作能力不如工匠來得實惠，也不會編筐、造兵器，他們有什麼用呢？中原大國竟然有讀書這一門職業存在，對於人人勞動的蒙古人來說甚是稀奇。耶律楚材說：「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 這番話概括出了文人的核心作用，那就是守江山。元代統治者或許不清楚「創業難守業更難」的道理，總是看文人不順眼。儒臣與工匠在某種程度上是一樣的，只是工種不同，一個製作器具，一個治理天下。
亂世出英雄，治世出能臣。改旗易幟的大歷史時代，大刀闊斧遠比筆頭子起作用，文臣儒士的作用在亂世顯現不出來。帝國需要發展或者出現社會危機的時候，文臣的作用體現得最為具體，譬如社會改革。
社會改革是社會危機的產物，即社會的發展偏離了正軌，滑向崩潰的邊緣。通常此際，總會有思想覺醒的知識分子跳出來，試圖以改革之方式將積弊已深的社會拉回原點，引向統治階級意識中的理想之路。諸如春秋管仲改革、秦之商鞅變法、楚國吳起變法、漢代文景之治、唐代貞觀之治、宋代熙寧變法、明代張居正改革、清末戊戌變法等等。王朝崩潰前夕，通常由文人知識分子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於既倒，文官士大夫階層拯救失敗後，才會有其他階層或武裝奪權或起義反抗，繼而改朝換代，歷史的發展通常沿著這一規律前進。
由此可見，文人從狹義方面來講是那些唧唧歪歪吟詩作對的知識分子，從廣義上來講他們是智慧階層，能夠左右歷史的進程，同時文化與物質的創造和承傳也是由他們來完成的。社會如果缺少了文人知識分子，那麼我們也就離茹毛飲血刀耕火種不遠了。儒家思想強調「學而優則仕」，提倡「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文人指明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終身奮鬥目標。問題又來了，文人究竟能不能做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