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慶曆二年王安石中進士第四名，原本是狀元，因為考卷中有章句犯了忌諱，銷去魁首，謫為第四。狀元是知貢舉（主考官）晏殊的女婿、時任知制誥的楊察的弟弟楊。王安石頭三年磨勘為簽書淮南東路節度判官廳公事，即揚州知州麾下的小職員，當時他的領導是慶曆新政「三巨頭」之一的韓琦。剛剛入仕的新科進士獲得個閑職能幹什麼呢？《邵氏聞見錄》講得很明白，一次，王安石通宵讀書，睏倦眯了一會兒，再睜眼睛早已日上三竿。王安石急忙去府衙點卯報道，來不及洗漱，蓬頭垢面的，一臉頹喪相。韓琦見二十五歲的王安石這個樣子，懷疑他「夜飲放逸」。韓琦拿出領導的姿態教訓道，君年少，不可荒廢了學業。王安石默默無語，一言不發，既不接受領導訓話，也不反對長官教訓。
「夜飲放逸」這四個字概括出了多數新科進士的生活狀態，也是上級們對新科進士的集體印象。年輕人有正事的不多，看王安石那副縱慾過度的模樣就知道昨晚說不定去哪兒眠花宿柳了。新科進士一旦給上級留下「夜飲放逸」的印象，必然對仕途有所影響，不說是直接的，也是間接的。完全可以想像到，假如單位有空缺，幾位上級商量選誰補缺，一位提到某某，另一大員說那小伙「夜飲放逸」。言下之意誰都明白了，考慮考慮其他有正事的主兒吧！
被疑為「夜飲放逸」的王安石當時在通宵達旦地學習，寫了一本書，出版了，名曰《淮南雜說》。該書屬於思想學著作，其內容今已散失，僅留下了「其言與孟軻相上下」的當世人評價。在《淮南雜說》問世二十多年後，司馬光上了一篇《論風俗札子》，論述這本思想學著作對當世士風的影響，有「原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的導向作用。北宋中期是繼春秋戰國之後的又一個思想黃金階段，誕生了著名的理學，主要有王安石新學、司馬光朔學、周敦頤濂學、邵雍象數學、張載關學、二程洛學、蘇軾蜀學、朱熹閩學及陸九淵心學（明代王陽明發揚光大，又稱「陸王心學」）等。《淮南雜說》（又名《王氏雜說》）開宋理學的「性理論」之肇端。
《淮南雜說》無疑是當時的超級暢銷書，二十多年後還有人提到，可見流布之廣。這本著作為王安石仕途額外加了分，慶曆六年（1046年）王安石淮南簽判秩滿回京述職，京城忽然颳起了一股「王旋風」。當京官的韓維、上國子監的鐵哥們兒曾鞏紛紛建議他留在京城工作，王安石以「家貧口眾，難養京師」為由下了地方，做兩浙路明州鄞縣（今天的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知事。王安石下地方目的明確，就是要干出一番政績來。他花了十三天的時間跑遍全縣十四個鄉，針對當地實際情況提出了疏浚渠道的工作目標，積極組織人力物力大修水利。王安石又對種不起地的老百姓推出了「常平斂散法」，貸穀子給農民種地，立息以償，也就是熙寧變法中的「青苗法」，作用類似今天的農業貸款，既解決了農民種地問題，又增加了衙門府庫。這項政策一經推出，社會效果良好，取得了圓滿成功，因此王安石名聲大盛。秩滿回到京城，再次颳起了「王旋風」。朝中大員如文彥博、歐陽修、曾公亮、陳執中一致推薦王安石進入中樞館閣工作。宋代館閣指的是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龍圖閣等，屬於「清要之職」，磨勘歸來的官員削尖腦袋往裡扎，競爭十分激烈，需要考試才能進入，因為館閣是宰執的孵化基地。
宋代官職比較特殊，一般官員頭上有兩個或兩個以上頭銜，即官、職和差遣。官，好理解，諸如授光祿寺丞（從六品上），主管宮廷膳食的，按照這個官給你開工資，但不一定幹活；其次是職，大致分為三種，第一類知制浩、翰林侍讀學士，第二類殿學士，第三類閣學士，統稱學士，更多地屬於榮譽頭銜；差遣也就是官員的實際職位，如知某州、判某州等。如前文已敘的包拯，曾為尚書省右司郎中、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郎中是官，直學士是職，權知開封府事是差遣，才是他的實際工作。《宋史·職官志》載：「故仕人以登台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迅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勛、爵邑有無為輕重。」意思說當官的以職為昭文館、集賢院等館閣部門為顯耀，而不計較官位多大。以差遣的實際工作職責為貴賤，而不是看誰腦袋上的榮譽頭銜多。
舉薦王安石的人不在少數，其中文彥博最過分，他在王安石知常州時去信說只要你答應一聲，就能回京，館閣免試。文彥博希望他回到朝廷工作，居然把館閣的考試程序給擺平了，只是王安石再次謝絕了他的好意，前前後後共計四度辭免館閣工作，創造了那個時代的仕途神話。
曾公亮和王安石的兩個例子旨在說明新科進士向社會展示形象、創造政績是他們的共同點。能夠做出政績需要在一定的位置上，自己崗位業務做得再熟練，那叫本職工作。雖然平凡的崗位會有不平凡的業績，事實上誰也不願去那個平凡的崗位。所以，王安石的例子值得借鑒。他在磨勘的頭三年向外界展示了自己著書立傳的才華，給仕途晉陞增光添色。一個單位或者一個系統能夠出書的人難免引起大家注意，保不齊哪個領導相中了，調到身邊當個秘書。待領導磨勘調走後，不說把你扶正，最低起碼提干伺候。
曾公亮與王安石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曾公亮政績斐然，但因後院失火耽誤了美好前途，所以說有政績重要，比這個更重要的是保持政績的安全與純潔。相比之下王安石的政績更上一層樓，再因他在文學上有相當深厚的造詣，是政績加文采雙管齊下，取得了良好的官場效果。政績是所有新科進士的必為之路，他們想通過搞政績積累資本，贏得美好前程。在沒有製造政績的機會又無文采可供展示，或者政績相對平庸的情況下，該如何引起上面的注意與重視呢？包拯和司馬光的例子就值得一說了。
包拯，字希仁，淮南東路廬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人。文獻中沒有關於包拯長相「漆黑如炭」之類的記載，可能因為他長期扮演黑臉的政治形象，遂使戲曲形象為之大變。包拯於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考中進士，同年中有很多著名人物如韓琦、文彥博、趙概、吳奎、陳旭等。包拯時年二十八歲，按歲數說已經不小了。但包拯幹了一件令所有人大跌眼鏡的事，停薪留職，在家贍養父母，他的孝舉符合宋朝官方及儒家思想倡導的道德原則。過了幾年父母雙亡，守喪結束，包拯在父老鄉親們的勸說下才勉強出仕為官，知淮南東路揚州天長縣（今安徽省滁州天長市）事，時年三十六歲。與包拯同年的進士此際多半混得風生水起，包拯才當了個縣長，但這並不能影響他的仕途，相反晉陞極為迅速。
在任期間包拯秉公執法，明察秋毫，民間傳說中的「鍘美案」、「狸貓換太子」、「烏盆案」都沒發生過，純系小說家言，有史可查的僅有「割牛案」一例。包拯知天長縣事時，有民告狀稱自己家的耕牛舌頭被犯罪嫌疑人割了。宋代耕牛雖是私人養殖但屬於國有財產，沒有衙門的命令任何人不得私自宰殺，因為耕牛等同於農場的大型機械，提高生產力用的，殺掉耕牛等於毀壞田地，可以判處「徒二年半」（《宋刑統》）。
包拯說，這事兒好辦，殺了，賣了吧！牛主人愕然，只好殺掉了耕牛。這時一民見狀，前來狀告牛主人私自宰殺耕牛。包拯就說，你為什麼割了牛舌頭又來狀告人家宰殺耕牛？盜賊一下子傻眼了，方才醒悟這是包大人給他下的套。僅此一列，別無他案可敘。
包拯三十六歲出道，給所有人樹立了一個道德楷模的形象，這是他的高明之處，又在實際工作中盡職盡責，再次為他的形象增色不少。秩滿後，包拯知廣南東路端州（今廣東省肇慶市），由縣級擢升為地區級。這個地方的硯台質量非常好，湖州筆、徽州墨、宣州紙、端州硯，為宋代以後的文房四寶精品。端州硯是上貢的物品，以前歷任長官通常在上貢朝廷數目之外多加一些，賄賂京官用的。包拯上任後一改陋習，治理得不錯，《宋史》載「歲滿不持一硯歸」。端州秩滿，包拯直接調入京城任監察御史，不能不說他的道德形象起了作用。包拯出仕到調入京城僅僅經過了六年的時間，與在外漂泊二十四五年之久的曾公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再一次證明，道德管制的社會下官員自身道德形象的重要性完全左右了晉陞與降黜，古今一致也。
包拯有意無意地打造自己的道德形象，與司馬光相比他算起步較晚的，人家司馬光從小就是道德楷模，一直影響整個仕宦生涯。司馬光，字君實，永興軍路陝州夏縣（今山西省運城市夏縣）人，西晉皇室安平獻王司馬孚後裔。司馬光少年老成，七歲時凜然如成人，對《左氏春秋》等歷史非常感興趣，喜歡聽評書（話本），聽完後回到家裡能把故事複述給家人聽，從小養成了手不釋書的良好學習習慣。司馬光在中國人眼裡極富盛名，因為他砸缸的故事婦孺皆知。當時這個故事在汴梁、洛陽一帶流傳開來，有人特意將這個機智果敢的故事畫成《小兒擊瓮圖》廣為流傳，成就司馬光千古神童的佳話。司馬光砸缸與孔融讓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