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新科進士無奈下了地方，只因京城消費過高，主要體現在物價和人際關係維護上面。京城的鹽、米、茶等生活必需品價格中等，其他如住房、娛樂、生活等費用極高，這是很多新科進士傷不起的地方。
通過水路與陸路，全國各地的糧食、財物、上供物品等源源不斷運往京師。天下第一繁華之都，靠著全國的血脈給養，從不缺糧，很少發生饑荒現象。帝國其他地方諸如關中、河北經常發生自然災害，導致大範圍饑荒，最嚴重的現象是「人相食」。
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年）六月發生了大旱，起於陝西，波及中原地區。其時新科進士王安石從揚州任滿回京述職，一路所見觸目驚心，作詩《河北民》：「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小相依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簡簡單單幾句道出了當時的乾旱程度，黃河以北的難民扶老攜幼趕往南方討生活，從南方歸來的王安石比任何人清楚，南方人民的糧食除去上供的自己都不夠吃。京師開封府也在此次乾旱範圍之內，朝廷下詔：「令京城去官井遠處益開井，於是八廂凡開井三百九十。」以此緩解旱情。這一舉措穩定了首都人民，至少他們沒有像河北人民那樣逃荒。
京師的地緣優勢極為明顯，皇帝在這裡，天下財務集中於此，首都大量駐軍，幹什麼事都方便，老百姓生活亦有保障，幸福指數最高。一直以來，這種地緣優勢是以政治人物為中心的。上面的乾旱例子說明了皇帝在哪裡幸福就在哪裡。全國都可以乾旱，唯獨皇帝生活的京師不能沒水喝。皇帝喝上了水，仁君輩出的宋代自然要恩澤京城老百姓。
十年後，宋仁宗至和元年（1056年），全國範圍內發生洪澇災害，京師未能倖免，從五月開始下雨，持續了一個多月，造成洪水淹沒城門，毀壞官私房屋數以萬計，首都居民只好靠木筏行動。朝廷採取了迅速行動，積極組織軍民抗洪搶險，對財產損失的百姓進行了經濟補償。此次全國範圍內的洪澇災害中河北路受災較為嚴重，在宋仁宗的倡議下，內藏庫出銀絹三十萬賑濟河北路，災民每人發放五斗米。一戶人家主要勞力溺亡者給三千文撫恤金，其他人死亡的，給兩千文 。洪水年年有，今年範圍特別大，江南諸路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相比河北路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什麼偏偏河北路人民享受到了朝廷撫恤？
背後即是地緣優勢。
首先，從地理位置上來說河北路緊鄰京畿，是大宋開國故土，宋廷南征北戰開疆拓土主要經濟給養來自中原廣大人民，那是自己家人。而江南地區原屬於吳越、南唐等割據政權，算是外來戶。政治上有分野，這也是造成後來哲宗朝新舊黨爭的主要原因。南北政治對立在宋初特別明顯，如《鄰幾雜誌》載，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科，狀元蕭貫是南方人。宰相寇準就說話了，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宋真宗一想也是那麼回事兒，二大爺趙匡胤曾有「南人不得為相」的祖訓，真宗遂改狀元為山東人蔡齊。寇準得意地對同僚說，我又給咱們中原人爭了一個狀元。所以在全國洪澇災害的情況下，河北路受到撫恤可以理解，另外大宋皇室的老家在那裡，趙匡胤祖籍河北涿州。
遇到災難，京師人民有相對的保障，生活方面也有優勢，譬如說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鹽。
宋代最高財政機關三司使有個專門管理禁榷商品的部門——鹽鐵司都鹽案。
禁榷商品，望文生義，從字面上就能理解那是一種禁止商榷（禁止民間買賣）的商品，完全由國企壟斷。如鹽、茶、鐵等是國家的經濟命脈，禁榷商品需求缺乏彈性，一旦形成壟斷，利益十分可觀。正所謂「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 ，鹽是生活必需品，市場需求量巨大，老百姓不會因為價格變動而放棄購買，誠如煙民不會因為香煙價格上調幾塊錢而戒煙。宋代的鹽主要有三種，顆鹽（陝西路所產的解池鹽及河東路鹽）、末鹽（海鹽）、井鹽（四川生產）。官方鹽質量粗糙，往裡摻沙子，對廣大人民群眾十分不負責任，價格又高得離譜，所以老百姓寧可冒著生命危險買私鹽也不買官鹽。西夏出產的青白鹽價格十分低廉，衝擊著大宋鹽業市場，雙方因此爆發過軍事衝突。
據程民生先生著作《宋代物價研究》載，開寶九年（976年），顆鹽40文/斤，解池鹽44文/斤，海鹽47文/斤。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解池鹽55文/斤。慶曆八年（1048年），京師鹽價40文/斤。大觀四年（1110年），京師鹽價45文/斤，西夏鹽價15文/斤，遼國鹽價11文/斤。宋帝國其他地區鹽價各異，多在6070文/斤，個別地區為200文、400文、700文不等，如秦鳳路西安州鹽價竟高達2貫/斤，換算成人民幣是很嚇人的數字。
北宋中期仁宗時米價300文/石。宋代一石為92.5宋斤 ，一斤16兩。一宋斤的重量不固定，初期1宋斤680克，中期1宋斤640克，南宋初期1宋斤625克。由此計算，北宋中期1石＝92＝5宋斤＝118.4市斤≈120市斤。現在好一點的米價格在3.005.00元/斤。由此得出，北宋中期仁宗時300文錢大概等於360600元人民幣的購買力，因物價時有波動，亦有通貨膨脹、耕地面積、畝產數量等因素，所得數值僅供參考。
首都的地緣優勢再一次凸顯，針對京師鹽價，官方設有都鹽院，起抑制和調平鹽價的作用。都鹽院有大量囤鹽，當市場鹽價低於35文/斤則「斂而不發」，鹽價超過40文/斤，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這種幸福生活只有在具有地緣優勢的京師才能享受到。《夢溪筆談》記載，宋太祖曾降墨敕，允許民間販賣私鹽，不許官方買賣，地點僅限於河北路。宋仁宗又有批詔云：「朕終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貴鹽。」河北父老，皆藉火焚香，歡呼稱謝。這條規定經年不變，恩澤京畿老百姓百年之久，所以靖康之變「二聖」（宋徽宗、宋欽宗）離京之際，沿途老百姓頭頂焚香數十里，哭送趙天子。
北宋仁宗時米價每石300文，同等價錢可買短褐一件（類似T恤衫加短褲的粗布衣服），可買兩份訴狀，可到甜水巷卜一卦，可買三斗蜜酒，可到店宅務（國有廉租房）或主戶（擁有開封戶口的居民）那裡租一間房子。御史中丞張方平僱傭一位女僕，「女僕隨身衣裝，自直百千」，僅給女僕置辦全套衣服竟高達100貫。
在京城生活，有幸福優越的一面，自然也有水深火熱的一面。如房價高得離譜，真宗咸平年間前朝宰相薛居正的後人以5000貫把宅子賤賣給了當朝宰相向敏中。神宗元豐六年開封府拆遷城牆三十步內的建築物，共計賠償拆遷款22600貫，有130戶左右得到拆遷款，平均一戶民宅價格最少為173貫，這還屬於較偏地段的民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