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來到1933年，東北軍已經全部撤到關內。
1月11日，日本軍部發表聲明：熱河也是我們「滿洲國」的領土，你張學良最好撤走熱河駐軍湯玉麟部，要不然我們自己發兵來取。
日本人已不滿足於關外的土地，他們要入關！
如果張學良此時還不奮起還擊，那他就不是一個男人。幸而退無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對全國人民說，他已忍無可忍，要奮鬥求生，死守熱河！
可惜，等他雄起的時候，卻已經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東北，張學良連個抵抗的姿態都沒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張學良不明白——即使打不過日本人，抵抗的姿態還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嘍啰們也會說老大太窩囊了，長此以往威信就沒了。果然，張學良誓死保衛熱河的豪言猶在耳畔，部將湯玉麟卻已經棄城而逃，張學良淪落為國人口中十足的笑柄。
這時蔣介石發話了：兄弟，你不行啊，還是讓何應欽來接替你處理華北事務吧！張學良只能說好。何應欽上來之後就是兩手準備：一手抗戰，一手談和。用他的話講，這叫以打促和。
於是，中國軍隊在長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與日軍進行了持續兩個月的激烈戰鬥，史稱「長城抗戰」。
在參加長城抗戰的部隊中，裝備最差的當屬馮玉祥曾經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軍。這支中原大戰後由原西北軍改編而來的軍隊，因為武器彈藥缺乏，無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練起「破鋒八刀」。在人類戰爭早已進入火器時代的時候，這支手握大刀作戰的部隊顯得是那麼的悲壯和另類。可他們卻憑藉著如此落後的武器裝備，取得了長城抗戰中喜峰口戰鬥的勝利，斃敵八百，一時震驚天下。
日本《朝日新聞》評論道：明治大帝造兵以來，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
經此一戰，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高參和多面手蕭振瀛，及重要將領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馮治安等名揚天下。
不過，長城抗戰中殺敵最多的還是在古北口一帶作戰的中央軍，尤其是黃埔一期生關麟征統率的二十五師。從東徵到北伐，從中原大戰到「剿共」，關麟征一路成長，現在已是黃埔同學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穩、准、狠著稱，長於急襲，其部隊號稱「千里駒」，本人被稱作「關拳頭」。本人厲害也就罷了，偏偏其手下的幹將——黃埔精英杜聿明、鄭洞國、戴安瀾也都能獨當一面。所以他既能在與中共名將林彪、徐向前、陳賡等人的對壘中勝多敗少，也能在東北軍王以哲部潰退的情況下，與日軍第八師團血戰數個晝夜不退。
因為國家整體實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國軍人表現得十分英勇，整個長城抗戰還是以失敗告終。
但軍人的血沒有白流！
長城抗戰之後，「中日之間必有一戰」逐漸成為國人的共識，這就是「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由來，而先前大部分國人都認為日本人的野心僅止於東北。
長城抗戰更加凸顯了東北軍的懦弱，海內外輿論鼎沸。全國一片罵聲中，張學良已如芒刺在背。
這時大家又開始呼籲：請汪主席回國主政。汪精衛說：要我回去也行，張學良必須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只好找到張學良：漢卿啊，你看……蔣介石還沒有說完，張學良就說：大哥你不用為難，我辭職。
隨即，已經骨瘦如柴，精神頹喪至極的張學良通電下野，赴歐洲考察躲避風頭，順道在陌生的環境里完成戒毒大業，爭取東山再起。
之後，汪精衛回國主政，蔣介石主軍，二人再次合作。不過此時的汪精衛已經完成了蛻變，從一個憤青般的主戰派，變成了主和派。
雖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衛與蔣介石一致認為，國內群雄割據，工業基礎薄弱，根本無法與日本傾力一戰，所以目前的中國還須隱忍，還須儘力把戰爭的時間往後拖，拖得越晚，越有利於中國積攢實力。在這二位眼中，積攢實力的辦法不外乎兩個。一是發展經濟和工業，增強戰爭實力；二是「剿滅」共黨，以求安內而攘外，集中全部資源抗戰。
在長城抗戰失敗後，汪精衛與蔣介石出於上述考慮，和日本人簽訂了《塘沽協定》，規定平津華北為非軍事區，准許日軍在該地區視察，等於默認了偽滿洲國和日本佔領熱河的合法性，也喪失了部分華北主權。
《塘沽協定》簽訂後，汪主席和蔣委員長沒少挨罵。要說那時的民主氣氛還不錯，不只老百姓，陳銘樞、蔡廷鍇等國軍將領也公開罵他們的最高領袖。
但與此同時，馮玉祥的形象卻光輝高大了起來。
長城抗戰失敗後，「千面將軍」馮玉祥站了出來，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裝力量——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跟以漢奸（偽軍）為主力的日軍在多倫幹了一仗，結果讓全國人民大跌眼鏡——馮玉祥居然贏了！
可能大家以前對馮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堅定的抗日立場，估計大部分人都會改變對他的看法，覺得馮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錯，馮玉祥也許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斷倒戈讓人對其軍人操守都產生了懷疑。可就因為在民族大義面前，作為一個實力所剩無幾的地方軍閥，他敢於站出來抗爭，就可以面無愧色地告訴全世界——我是一個合格的中國人！
但馮玉祥的單幹行為有違南京國民政府的「隱忍」政策，因此這支部隊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沒有堅持多久便散夥了。這支抗日部隊的核心將領里有一個叫吉鴻昌的人，沒錯，就是中原大戰中「詐降」蔣介石的那個吉鴻昌。不過吉鴻昌沒有死於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處死，就因為吉鴻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是汪、蔣二人不能容忍的。
1934年，抗日的馮玉祥步履維艱之際，原本不抗日的張學良已從歐洲歸國。
此次長達九個月的歐洲之行，讓張學良收穫不少。他不僅成功戒掉了毒癮，還往思想革命的熔爐里添了幾把猛火。
張大少這次去歐洲，招待他的人是義大利駐華公使齊亞諾。齊亞諾不僅是他的好哥們兒，還是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張大少受到了義大利的官方禮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見，很長面子。即便他後來多次去巴黎、倫敦、柏林「採風」，甚至還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見，但他都回到了義大利，回義大利靜心感受歐洲濃厚的備戰氛圍給他帶來的亡國危機感，潛心思考如何利用強大德國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解救中國。似乎連墨索里尼都被張大少的學習態度感動了，在他臨回中國之際，給其頒發了榮譽獎章——義大利十字勳章。
回國後的張學良，面臨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如果熱河不丟的話，那麼張學良說話還會有些分量。畢竟熱河是華北的門戶，光看這一點，蔣老大還會給他些面子。結果熱河還是在東北軍手中丟了，到了這份上，他手下軍隊怎麼養，就要全看蔣介石的臉色。
話又說回來，剛開始，對於身體狀態好轉和思想被法西斯主義武裝過的張學良，蔣委員長還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後給他安排了兩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總司令、武昌行營主任，但殘酷的結果讓蔣委員長十分失望。
實際上，在歐洲經歷了法西斯的洗禮後，張學良已經在思想認識上，與老大蔣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須安內」。他在和紅軍開戰之前，如此對參與「剿共」的東北軍做思想動員：在將可能「亡國滅種」的中國，其先決問題是「安內」，能安內，才能產生一個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統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談到收復失地。而安內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滅赤匪（畢萬聞《張學良文集》）……
但問題是，東北軍的戰鬥力遠跟不上老大張學良的思想「進步」幅度，在和紅軍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只得重新給張學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蔣介石將張學良調到西北（陝西、甘肅一帶），是出於如下兩個原因。
原因一，制衡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和西北「馬家軍」。「馬家軍」是指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裝，他們趁中原大戰馮玉祥慘敗之機，接收了馮玉祥的部分地盤。蔣介石擔心楊虎城和馬家軍坐大，因此要找個人去制衡他們。這種挑撥軍閥內鬥的手段，蔣委員長向來拿手。
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讓張學良的東北軍去對付實力看起來稍弱的西北蘇區，那裡有黃埔四期生劉志丹等人率領的西北紅軍。
蔣委員長自然不會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張學良身上，他早就開始了親力親為。
1932年年中，蔣介石來到武漢，組織「鄂豫皖三省剿匪總部」，親自「圍剿」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蘇區及紅四方面軍。
在武漢，蔣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錯的禮物——一條事關「剿共」的錦囊妙計。這條妙計寫在一篇被後世稱作《政治「剿共」萬言書》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謀士楊永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