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和煦的春風遠走，初夏的炎熱已至。
雖說「共匪」的地下組織被破獲無數，可蔣介石的心情卻好不起來，因為國民黨又分裂了。
這事是蔣介石弄出來的。
這些年，蔣介石雖然一直忙得不可開交，但忙的原因大致相同：「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清黨），「攘外必須安內」（消滅反對者，一統全國）。說白了，就是搞中央集權，搞個人獨裁。
應該說，蔣介石在獨裁的大道上走得還算歡快。他不僅接替了已經去見孫中山的譚延闓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任了行政院院長，還通過二陳掌握了黨務實權，絕對屬於頭號實權人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來自於「五院制」和「三層權力架構」的掣肘，辦起事來很麻煩。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在名義上統一了全國，春風得意的他決定趁勢幹掉這些掣肘，怎麼干呢？
瞌睡來了就有人送枕頭，蔣介石正為找突破口發愁，帥哥學者胡適就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了《人權與約法》等文章，批判當時中國嚴重缺乏人權、政府濫用權力的現象，提倡制定憲法，建設法制國家。
於是，蔣介石提議：提前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即憲法），實行總統制，選舉總統。
這個總統當然是蔣介石為他自己量身打造的，目的是以合法的制度保障他搞獨裁。
但是，這個提議遭到了國務會議的常委——立法院院長鬍漢民的強烈反對。胡漢民的反對理由不難想到：爭奪領導權。原本胡漢民和蔣介石平起平坐，可一旦行總統制，蔣介石當上了總統，那蔣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領導五院，胡漢民就會降級成為下屬。
胡漢民仗著資歷老，發出的反對聲音特別激烈，特別不給蔣介石面子。
而蔣介石的脾氣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受不得刺激。一旦受到刺激，就會失去冷靜。他一失去冷靜，就會走軍人干政的老路。「中山艦事件」、「四·一二」都是如此。老子說不過你們，還打不贏嗎？
於是，1931年2月28日晚，蔣介石以「請吃大餐」的理由把胡漢民誑出來軟禁於南京郊外的湯山，史稱「湯山事件」。
這種法理情三方面都站不住腳的極端行動，立即給了蔣介石的反對派們一個造反的良機。
首先跳出來的是立法院副院長、西山會議派的林森，此人聯絡了一批自己人，聯名發出《彈劾蔣中正提案》通電。
就在此時，遠在廣東的陳濟棠很敏銳地感覺到，他的機會來了，他要學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於是，陳濟棠領銜諸小弟表示響應《彈劾蔣中正提案》通電。
有地方實力派響應就好辦了，再說了，廣東本就是「革命」的大本營。就此，各派反蔣人士紛紛南下，汪精衛的改組派、孫科的太子派、古應芬的元老派、鄒魯的西山會議派，加上桂系，齊聚廣州。
1931年5月底，反蔣聯盟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以汪精衛為領袖。
因為此次反蔣的人馬幾乎是清一色的廣東戶口，所以此次分裂被稱為「寧粵對峙」或「寧粵分裂」。
鬧分裂也就算了，反蔣聯盟還要求蔣介石辭職滾蛋，否則武力相見。
這幫人可不是說著玩的。
原本已經被蔣介石整廢了的閻錫山、李宗仁在他們的照應下，奔赴老家造反。幾個月後的9月18日，又發生了一件大事，令正在遭受群攻的蔣介石更是無暇他顧，閻錫山、李宗仁也得以成功地東山再起。
加強版「變色龍」石友三接受了廣東國民政府汪精衛的任命和資助，率眾在河北造反。
前面說過石友三原本是馮玉祥手下的將軍，先後倒馮投蔣、倒蔣投馮、倒馮投張、倒張投汪、投共反共，這還不算，後來又投日，臉皮之厚厚絕人寰。但是，出來混的，遲早都要還，此人後來被部下活埋於黃河岸邊。當然，這是後話了。此刻石友三借汪精衛的東風，一通左右逢源，坑蒙拐騙，手頭又有了六萬多人。
石友三在河北造反後，坐鎮北京的國民政府華北地區最高長官張學良慌了，因為他關內的那點人馬守土都不夠用，哪夠鎮壓石友三。張學良只好匆匆忙忙地從東北調嫡系部隊入關，傾盡全力，殺到8月底，才將石友三打敗。
張學良擺平石友三後，沒有讓手頭的十多萬嫡系人馬回師東北，而是就地駐紮。這可能是因為他想讓兄弟們暫別東北苦寒之地，享受一下關內世界的花紅柳綠。也可能是因為他對東北軍留守部隊的實力比較放心，一來看護大本營瀋陽的嫡系精銳——第七旅和東北空軍實力不錯，二來雖說留在關外的東北軍大多各有山頭，不怎麼聽他指揮，但數量有十幾萬，張學良自信日本人的兩萬關東軍沒法逆天。
但實際情況是，東北已經危機四伏。
近半年，日本人不僅在東北連續進行挑釁性質的軍事演習，還製造了「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尋釁滋事。
面對挑釁，張學良信手拈來的妙策是按既定方針辦——從他老爸張作霖開始，東北軍對付日本人的辦法一直是「避免直接衝突，小便宜可給，但大虧不吃」。
事後看來，這個辦法的效果似乎「不錯」，因為日本人的屢次挑釁都是不了了之，並沒有發動戰爭。可是張學良不知道：日本人不開戰，只是因為沒到開戰的最佳時機。
因此，在時間來到1931年9月18日這天晚上的時候，少帥張學良一如既往地享受鶯歌燕舞。
但是，在千里之外的東北，張學良沒想到的事情發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十點左右，日軍製造「柳條湖事件」，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謊稱奉軍破壞鐵路。
晚十一點左右，近兩百日軍（一個中隊）以此為借口，突襲瀋陽北大營。
那場刻骨銘心的國恥，那場涅槃重生前的災難——「九·一八事變」就此爆發。但是，「九·一八」的槍聲喚起了中華民族的血性與覺醒，偉大的抗日戰爭亦由此拉開序幕！
根據史學家們的調查，對於「九·一八事變」，日本內閣基本不知情，天皇和軍部也只是默許。日軍的這次行動，實際是由「關東軍三傑」石原莞爾、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賢二這三個倭寇包辦的。要知道這三個傢伙，級別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一個上校而已，不過這在「下克上」蔚然成風的日軍里，也不算奇怪。
三個鬼子之所以選擇在此時發動戰爭，只有一個原因：時機合適。
前文介紹過，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經濟並不景氣。隨著經濟大蕭條的爆發，1931年的日本，形勢更加嚴峻：經濟全面倒退，失業率屢創新高，民眾生活困難，社會矛盾一觸即發。
面對岌岌可危的國內形勢，日本軍部想了一個符合軍人利益的解決辦法：走軍國主義之路，發動戰爭，全面控制中國東北地區。這樣既能取得廣闊的原料產地和消費市場以解決本國經濟危機，也便於他們建功立業，致富留名。
但日本軍部的想法遭到了日本內閣和國會的反對，不是因為這幫政客心地善良，同情中國，而是因為他們不希望通過戰爭的方式進行侵略，或者儘可能地推遲戰爭發動的時間。
相對來講，政客的目光往往比軍人長遠，不像軍人那般急功近利，因為他們不想為風險埋單。站在日本內閣的立場上看，戰爭帶來的巨額軍事撥款、國際干涉以及中國必然做出的抵抗，都可能導致日本的國內局勢進一步惡化。更嚴重的是，一旦國內局勢持續惡化，這幫政客就必然要辭職滾蛋，他們手中的權力就會消失，這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
所以，日本內閣堅持認為：通過戰爭能拿到的好處，也許結合外交談判和軍事恫嚇就能拿到，又何必非要發動風險巨大的戰爭不可？
可問題是，天皇裕仁和日本軍部所代表的軍方勢力，與日本內閣和國會所代表的政黨勢力，各有自己的主張和利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主導日本。所以要想結束這種看似屬於方向路線分歧實則屬於權力利益衝突的內部矛盾，必然需要一場充斥著陰謀、流血和殺戮的你死我活的鬥爭。
但不管如何，對迫不及待開疆拓土、建功立業的關東軍而言，此時的局面十分有利：軍部有出兵之意，又逢東北兵力空虛，還有國民黨鬧「寧粵分裂」，此刻不發動戰爭，更待何時！
由於日本內閣持反對態度，所以關東軍發動戰爭一事只能先斬後奏。既沒有通知內閣，也沒有讓天皇裕仁和日本軍部明文批准，以免給上級領導添麻煩。
關東軍發起進攻時，張學良正在看戲（一說觀梅蘭芳唱戲，一說看褚民誼唱《空城計》），當然不可能及時聯繫上，所以時任東北軍參謀長的榮臻，按照老大張學良的一貫做法，命令部下們寧可繳械投降也不要抵抗，等老大的消息。
如果瀋陽北大營的張學良嫡系第七旅（加強旅，人馬近萬。它是東北軍最精銳的部隊，也是當時中國陸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