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堪稱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絕世武尊。無堅不摧，戰無不勝。所以幾千年來，人們似乎在重複著同一種遊戲——權力與利益的遊戲。人人都希望自己成為遊戲的最終獲勝者。但他們不知道，在權力的遊戲中，絕不會有永遠的勝者。
隨著北伐的捷報頻傳，蔣介石在民間、在黨內的威望也不斷地攀升。但是與此同時，蔣介石獨斷專行的行事風格也引起了國民黨人的不滿，他們開始懷念汪精衛在位時的民主作風，急切地希望汪精衛儘快回國，以限制蔣介石越來越高的聲望，分散蔣介石手中的權力。
於是「擁護汪主席復職」的呼聲日漸高漲，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和國民黨左派的鄧演達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動委員會」。
蔣介石當然不願意汪精衛回來分權，只好暫停北伐，從北伐前線趕回來做同志們的思想工作，試圖努力挽救自己在黨內的形象。
但是努力無效。因為事態已經無法控制，國民黨左右兩派、蘇聯顧問、共產黨都支持汪精衛復職，蔣介石孤掌難鳴。所以蔣介石也只好站出來，歡迎身在法國的汪精衛回國主政。
汪精衛對於自己因為「中山艦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階自然樂意。於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衛踏上歸程。
汪精衛回國時轉道蘇聯，斯大林接見了這位國民黨的左派領袖，並希望他能協調蔣介石和蘇聯顧問之間的關係。
不過蔣介石和蘇聯顧問之間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補牢還有用嗎？
其實，斯大林並沒有完全指望汪精衛，他之前已經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蔣介石的棋。
1926年9月16日，從蘇聯考察歸來的馮玉祥，在三國名人呂布的老家內蒙古五原發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蘇聯革命的萬丈高潮與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偉大，接下來略表自己偉大的愛國情懷與獻身革命的決心，最後他決定率國民軍全體將士加入中國國民黨，出師北伐！
馮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後，當然是斯大林和蘇聯的努力。更準確地說，是蘇聯指示李大釗具體操作了此事。
馮玉祥的跳槽對汪精衛來說，當然是一件難得的好事，不說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蔣介石的力量。
當前局勢於己於國都有利，未來可期！就在汪精衛意氣風發之際，國內的形勢卻已漸漸不妙，又到了考驗他汪精衛執政能力的時候了。
北伐軍之所以能夠勢如破竹，和蘇聯的大力幫助是分不開的，但這些幫助不是無償的，他們的條件是允許共產黨在北伐所到地區發動工農運動和進行反帝宣傳。
可隨著北伐軍的節節勝利，所佔的地區越來越多，一些問題也就隨之出現。
在蘇聯「城市暴動」政策的鼓動下，無產階級似乎一下子覺醒了，各地的工人運動如火如荼，他們組織工人糾察隊，組織工會，和資本家鬥爭，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來有聲有色，風風火火，工會人數高達數十萬，糾察隊也有好幾萬人，但是這一支組織並不嚴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
以武漢一地為例，從10月北伐軍佔領武漢起，接下來的短短三個月中，罷工已達一百五十餘起，平均每天一點六次。
罷工的起因也簡單：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們要求起碼把工資漲到八十大洋，而當時一塊大洋在武漢可以買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購買力折算的話，八十大洋相當於21世紀的三千多人民幣。其他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須超過三個月之類的要求不知凡幾（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
如果資本家不答應，工人糾察隊就會出動，逮人、私設牢獄、沒收店鋪，給你來個一條龍服務。
再加上戰爭本身對生產和貿易的衝擊，企業被迫停工，銀行被迫歇業，各大商業公司紛紛倒閉，兩湖地區日漸陷入生產癱瘓、市場萎縮、經濟停滯和物價飛漲的局面。
農民那邊就更熱鬧，失控得更厲害。兩百萬農會會員「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權力歸農會」。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這樣描述農會運動的情況：
的確，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擁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廣大國民黨人、軍隊士兵的不滿，甚至包括發動者共產黨在內，都覺得鬧得太過分。
總體來說，工農運動失控了，組織不嚴密，打擊面太廣，程度也過激，得罪了很多人。
在當時，控制基層組織的是廣大士紳，而現在工農運動「革」的就是這些士紳的「命」。所謂「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士紳的代名詞「土豪劣紳」就是在這一時期得來的。
麻煩的是，現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會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紳——既包括國民黨也包括共產黨，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說革命都革到自己人頭上了，以至於當時北伐部隊中的官兵們總有後顧之憂，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
我們可以看到，國共兩黨雖然在根本主張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時已是水火難容。
在國共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的同時，一件事的發生使得矛盾提前爆發了。
這件事就是遷都。因為廣州地理位置不佳，遠離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軍攻克武漢之後，廣州國民政府就有了遷都之意，但遷到哪裡去呢？這是一個問題。
此時，「欽差大臣」——蘇聯顧問鮑羅廷給出了他的答案：武漢。
鮑羅廷之所以做出這種選擇，主要是因為他對蔣介石不放心。
自從蔣介石在「整理黨務案」中暴露了他打壓共產黨、分裂國共、搞一黨專制的意圖後，鮑羅廷就對蔣介石很是戒備：此人危險，他的這種搞法就是將共產黨納入他和國民黨的統一領導之下幹革命，完全背離了「聯共」的道路。
在北伐的過程中，蔣介石的一些做法，讓鮑羅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見之明。
隨著蔣介石通過北伐對各地軍、財、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蔣介石打壓共產黨的態度也日趨明顯，他不僅命令共產黨人按照他和國民黨的規則來辦事，甚至派遣忠實的馬仔——陳果夫、陳立夫二人聯合地方軍閥直接將共產黨人排擠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權力機關，表現得十分霸道。
因此，鮑羅廷必須得想一個辦法制約蔣介石。思來想去，鮑羅廷認為把首都遷到武漢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一來武漢的地理位置和工業實力不錯。
二來兩湖的工農運動形勢喜人，可以牽制蔣介石和他的北伐軍。
三來武漢有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唐生智撐場面，唐生智手握四個軍，擁有近六萬人馬，看起來似乎有實力制衡蔣介石。
所以一旦武漢成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漢的制衡力量順利地削弱蔣介石的黨政實權，並順理成章地要求蔣介石將北伐指揮部從南昌遷到武漢，在軍事決策上對他進行牽制。
蔣介石當然知道遷都武漢對他意味著什麼，因此他採用如下方式進行了反抗：
在譚延闓等近六十名國民政府要員從廣州北上武漢的途中，將他們邀請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實上的「首都」。
以「北伐指揮部需要離前線更近」此類的理由拒絕將北伐指揮部搬遷到武漢。
這種反抗方式看起來著實有些簡單粗暴，但這正是蔣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
簡單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舉不僅令越來越多的人不滿意蔣介石，也讓「倒蔣迎汪」的潮流越來越洶湧。一片譴責聲中，蔣介石最終只得同意遷都武漢。
雖說同意遷都武漢，但蔣介石既沒有同意交權，也沒有同意將北伐指揮部搬遷到武漢，因為他已下定決心展開反擊，他要採取更加簡單暴力的辦法來改善當前這種不利的局面。
他的辦法就是發動新的軍事攻勢，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蘇、浙江、上海這三處富饒之地，只要手中有實力，武漢就拿自己沒辦法！
蔣介石攻勢逼人，北伐軍威震全國，與北伐軍尚未直接交手的張作霖也深感威脅。
就在張作霖惴惴不安的時候，孫傳芳找上門來了。江西之戰孫傳芳損失慘重，麾下精銳損失殆盡。他考慮再三，感到無力獨自阻止北伐軍的進攻，於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獨自登上北上的列車，拜會張作霖。
兩個昔日的仇敵在強大的對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麼叫做唇亡齒寒，於是利落地化干戈為玉帛。
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