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7日，窮得叮噹響的俄國突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蘇俄）在列寧的領導下成立了。
由於一戰尚未結束，因此革命後的列寧政府忍辱負重，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以割讓約一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賠款六十億德國馬克的代價，退出戰爭，贏得了喘息時間。好在後來德國人輸掉了「一戰」，列寧趁機宣布廢除此約，帶領那個橫跨歐亞的超級帝國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
由此，馬克思的理論被俄國人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行得通！
當時在中國也有三個人跟著興奮。他們就是北大教授陳獨秀、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和助教張申府。大釗同志尤其興奮，一向內斂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預言了一把：試看將來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0年3月，共產國際（列寧領導創建的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團體的國際聯合組織，總部位於莫斯科）派代表維經斯基來華，在北京和上海分別會見了李大釗和陳獨秀，他們研究了中國的情況，認為在中國成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具備，可以正式建黨。
建黨大業從此開始。
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
同年10月，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主義小組。
差不多同時，毛澤東的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也成立了。
1921年，張申府在法國留學的過程中，與周恩來一起建立了旅法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小組裡有不少牛人，如陳毅、聶榮臻、鄧小平等。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一大」）在嘉興南湖閉幕。
與會的有全國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三人先後叛黨），加上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共計十五人。但李大釗和陳獨秀並沒有參加，真實原因已很難考據。
此外，由於「一大」的相關檔案在戰爭中遺失，其精確的召開時間沒有人記得起來，但7月是沒錯的，後來一商量，黨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
中國共產黨從此誕生。
就在中共一大結束後不久，在萬里之遙的美國華盛頓，也召開了一次至關重要的會議。
1921年11月11日，華盛頓會議召開。與會的有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等八強國，奇怪的是中國也有資格參加。
開這個會的原因很簡單——日本在中國的擴張速度過快，影響了美、英、法等國在中國的利益。於是在美國的牽頭之下，眾列強一拍腦袋，決定把日本拉過來敲打敲打，讓它放老實點，要是不聽話那就一起上去揍它。
至於苦主中國，也是被拉過來聽教訓的，意思是你別太縱著日本，也得讓我們哥兒幾個嘗點甜頭，利益均分。若是日本過於欺負你，我們可以給你撐腰，你出些好處費就行。
會議的結果也不複雜，與中國有關的決議主要有兩點：
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讓步。
具體內容：一是英美日三國海軍主力艦的比例維持在5：5：3；二是在中國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棄在中國山東的特權，也就是說中國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二、列強決定在中國實行美國人提出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
「門戶開放」本質上是一種權宜之計。美國在沒有實力獨佔中國的時候，就拉上幾個哥們兒一塊兒控制中國，利益均沾，不讓一家獨大。畢竟穩定的局面比較適合大家一起發財。但在二戰結束後，當美國成為世界霸主時，它就再也不提「門戶開放」了。看來國與國之間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
不管如何，華盛頓會議的結果可以用一句話總結：確立了美國在諸列強中對中國的優勢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把之前在巴黎和會上簽訂的凡爾賽合約和華盛頓會議的一系列結果合在一起所構築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書上所說的「華盛頓－凡爾賽體系」。
就華盛頓會議的結果而言，不知道當時的中國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國人和英國人不明擺著欺負我弱小嗎？你們不讓我干我偏干。日本二杆子精神大爆發，從此暗中全力備戰，下定決心獨佔中國。
事實上，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已在事實上控制了朝鮮半島、台灣、東三省，已經稱得上是一個「大日本帝國」。
但日本人不懂這個道理：過於貪婪對於一個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來說，帶來的很可能是毀滅。
日本人在1937年後全面侵華，繼續貪婪地擴張，最終一敗塗地，數代人的經營化為泡影。
在日本的覆亡背後，我們看見了一樣東西——無論興衰更替，無論歲月流逝，歷史規律不容侵犯，縱使它曾驕橫一時，縱使它曾不可一世。
以多欺少的戲碼剛在美國華盛頓演完，中國這邊也開演了。
曾經在直皖之戰中並肩作戰的兩個盟友直系、奉系翻臉了。原因只有一個：分贓不均，直系得到的好處比奉系多。
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系好，地處中原，而奉系位於東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關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
甚至連立場一向不大堅定的陝西省軍區司令馮玉祥也徹底投向了直系，從爺爺不親、奶奶不愛的邊緣角色成為後娘生的孩子，處境和待遇總算有了一些好轉。
奉系既然在地方上爭不過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張作霖安排親奉系的梁士詒做內閣總理。
張作霖的想法很好，想借梁大財神的理財本領多撈些錢花花。可問題是，他自己和梁士詒都是親日派，老幫日本說話辦事，嚴重損害了英美等國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豈能容忍梁士詒繼續待在內閣總理的位置上！
於是，「出頭鳥」專業戶吳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來，多次批判北洋前輩梁士詒媚日賣國，並嚴正要求梁士詒必須下台！
梁士詒由於平日沒注意提升自我修養和展開自我批評，所以沒能頂住直系的壓力。據說他還沒跟張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體條件不能勝任崗位的繁重工作壓力為由辭職了。
張作霖頓時惱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給我等著，這一次我非得教訓教訓你不可！
公平地講，當年直皖之戰直系顯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後面撿了些漏。如果根據「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出力越多掙錢就越多」的規律，奉系是沒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總是這樣，看見跟自己實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發財後，難免心中不平衡。
恰好此時，段祺瑞的皖系試圖東山再起，而孫中山的廣州中華民國政府也正試圖北伐。
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孫中山一拍即合，要組成三角聯盟共同對付直系。
直系一看這三家架勢拉得挺大，心裡也有些發慌，必須得給自己找個盟友！
吳佩孚按照「軍閥混世三要訣」之「如果有機會背後下刀，堅決不跟對手正面爭鬥」的原則，四處一打量，還真發現了一個適合替他背後下刀的人選。
結果孫中山又倒了大霉，因為吳佩孚挑中的這個人是陳炯明。
吳佩孚派人聯繫陳炯明時，已經是1922年4月，此時三角聯盟已經枕戈待旦，即將開戰。在這種蓄勢待發的關鍵時刻，吳佩孚從背後給孫中山一刀子，真是殘忍。
當然，孫中山不知道這件事情，他壓根兒不知道後院要起火，仍信心滿滿，以為這一次的計策應該萬無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對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強大的直系軍閥，然後再算計其他。
其實，一直以來孫中山「挑動一個軍閥打另外一個軍閥」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順，一般結果都是好處讓別人吃光了，他所獲不多，不知道這次的結果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
孫中山在決定北伐前，還是很誠心地對陳炯明說：你出來做北伐總司令吧，咱們一起成就革命大業。
陳炯明卻心想：總司令我愛做，但北伐總司令就算了。於是拒絕了孫大總統的美意。
你陳炯明不參加，我孫中山難道就不能北伐了嗎？孫中山仔細籌算了一下：粵軍我能拉出一部分帶走，再讓李烈鈞把他麾下以朱培德為首的滇軍帶過來，兵力也就差不多了。
想想也是，當年孫中山僅靠幾十人的會黨就敢反抗清政府，現在他人馬過萬，戰將眾多，還有什麼不敢做的？
補充一句，孫中山心中能帶走的那部分粵軍，主要是指粵軍許崇智麾下的第二軍以及粵軍精銳中的精銳——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是鄧鏗，他手下的軍官大都是保定軍校的高材生，綜合質素相當不錯，猛人奇多。看看從第一師走出來的這些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