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十點，上海火車站（老北站）進站口。
槍聲響起！準備從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
循聲望去，只見人群中一個黑色的身影不顧一切地逃竄。
送行的好友黃興、于右任等人大驚失色，趕緊將宋教仁送往醫院。宋教仁是背後中槍，子彈斜穿到腰部，腎臟、大腸均被擊中，更可怕的是，這顆子彈上竟然有毒！
暗殺！毫無疑問，這是一樁精心策劃的政治暗殺，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於死地。
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便強忍疼痛呻吟，對陪護左右的好友黃興、于右任口授遺囑，說有幾件事情還需同志們相助。
第一件事情，克強，你給袁大總統發一封電報，算是我的政治遺囑吧。電報里就說我不行了，我讓人用槍打了，但是不要以我為念，希望以後袁大總統繼續沿著議會選舉、陽光參政、公平競爭的憲政民主道路循序漸進。
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書都捐給南京圖書館。我沒什麼錢，家裡也窮，而老母親尚在，請克強你們這些朋友幫我照顧母親。
第三件事情，諸位同志要繼續奮鬥救國，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
一個將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時，沒有去想是誰殺了自己，沒有去請同志們為自己復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誠的國家、熱愛的人民和摯愛卻有虧欠的老母親。
雖為國盡忠、為母盡孝二者不可兼顧，可他仍對自己憲政救國的理想矢志不渝，這是怎樣的胸懷和境界！
說實話，可能在這之前，宋教仁給人的印象還只是一個才情橫溢、熱血滿懷的愛國青年，隱隱有些毛躁，不夠紮實，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總而言之，他更像一個學生會幹部，更適合的工作是組織大家參加社團活動、上街撒個傳單什麼的，絕對不被人看好是一個內閣總理的合適人選。
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卻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堅韌、寬容和赤心奉國。
這樣的人，即便有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們都應該給他一個贊。因為我們中國向來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勞任怨的實幹家，唯缺純粹的愛國者！
他在最燦爛的時候隕落，他在達到巔峰的時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划過夜空的流星，雖然短暫，卻迸發出奪目的光華。
生命有終點，歲月無盡頭。
3月22日下午，32歲的宋教仁傷重不治，與世長辭，死時雙目直視不瞑，雙拳緊握不張，眼眶中尚有淚珠，足見他對這個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戀和不舍。
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動！
雖說人類歷史的進步總是需要殉道者以鮮血和生命去推動，政治人物被暗殺並不少見，但在中國近代史上，沒有哪一個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樣巨大的影響。
他的死，直接導致「二次革命」的發生，阻斷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接下來國家分裂為南北兩個政府，孫中山、黃興分道揚鑣，軍閥混戰，難以計數的各種名目的「革命」蜂起，國家戰亂幾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蔣介石北伐成功，張學良東北易幟，國家才算勉強統一。
他的死，使得本可脫胎換骨的古老中國，失去了一次千載難逢的轉型為民主政體和法治國家的機會。
因此，對於「刺宋案」這一改變了中國歷史走向和無數人命運的歷史事件（也是史稱「民國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們有必要花費相當的筆墨去弄清楚它的來龍去脈和背後的真相。
讓人覺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殺一案的偵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
在袁大總統與江蘇都督程德全的協調與重賞下，這一次，從未破獲過政治暗殺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僅僅花了三天，就輕鬆破獲了這起民國第一驚天大案。
簡單解釋下，為什麼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來查。
因為嫌疑人應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匯路20號）。在中國，租界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外國人在租界內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中國人不得干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來斷案。
話題回到破案上。
根據巡捕房的呈堂證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學者張耀傑考據：此案有人報案，報案人是以陸惠生、張秀泉、鄧文斌為首的國民黨人。他們向巡捕房舉報：應桂馨是主謀，武士英是殺手，古董商王阿發可以作證。這些人為了證明自己所言非虛，甚至把王阿發給「請」了過來。
王阿發說他是一個古董字畫商，然後慢慢講述了事情發生的過程。
一個星期前，他去老主顧應桂馨家中兜售字畫時，應桂馨說願出一千銀元請他殺一個人。犯法的事他可不會幹，因此沒有答應。應桂馨改口說，要不你幫我找一個殺手也行，隨即把一張照片給他看，說就殺照片上的那個人。王阿發考慮了一會兒，原則性很強的他還是拒絕了這單違法生意。
「刺宋案」發生後，他發現各報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應桂馨之前給他看的照片上的那個人，所以趕緊前來報案。
巡捕房的人聽他說得言之鑿鑿，也覺得比較可信。既然有了人證，那就行動吧！
於是，抓捕隊伍在國民黨人的帶領下，先在應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層移動辦公的某妓女家將其擒獲，隨後在應桂馨家中查獲了一把槍——後來證實為刺殺宋教仁的兇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應桂馨、洪述祖、趙秉鈞三者之間的密電。
與此同時，在陸惠生的指認下，抓捕隊伍在應桂馨家大門外拘捕了一名氣喘吁吁的衰男，這個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釋為何自投羅網——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嚮應桂馨家裡人報訊。
武士英被捕後，沒有說什麼「阿Sir，我冤枉啊」之類的鬼話，當場就供認不諱，承認宋教仁就是應桂馨指使他殺的。然而他一周後當庭翻供說，此案和應桂馨毫無關係，是自己出於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點引向袁世凱政府。
接下來，武士英在獄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個謎，他的供詞是個謎，而他的死更是一個謎。
後來，應桂馨越獄逃跑，最後被袁世凱派人亂刀砍死。
應桂馨死後一個月，嫌疑人趙秉鈞也死了。
雖然所有的線索就此全部中斷，但這並未影響上海租界巡捕房結案。為方便大家理解，特將租界巡捕房的結案陳詞簡而言之：
袁老大指使小弟趙秉鈞去殺宋教仁，小弟趙秉鈞又找了小弟洪述祖的小弟應桂馨去殺宋教仁，小弟應桂馨又隨便找了個路人甲王阿發去殺宋教仁，結果王阿發不幹，小弟應桂馨又只好找路人乙武士英去殺宋教仁，結果武士英一干成，那個王阿發就大義凜然地跳出來做了「污點證人」。
可信嗎？殺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個人物，居然會有這般荒謬如同兒戲的籌劃和安排，也太鄙視中國警察的祖宗袁世凱、趙秉鈞了吧！
受此結案陳詞的影響，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不管是正史還是教科書，甚至小說，都異口同聲地斷定背後的主謀是袁世凱。
但是，如果仔細考察相關史料，就會發現直接證據明顯不足。而這些正史、野史、小說最關鍵的證據居然是：袁總統是個壞人。似乎袁世凱干一切壞事都天經地義，只要把屎盆子扣到袁世凱頭上就不會錯。
實事求是地說，這個案子的政治背景十分複雜，案情也很離奇，而且案中有案。以當時缺少司法獨立的國情，以當時上海複雜的政治局勢，不可能完成破案重任。
因此，在一百年後的今天，讓我們一起抱著負責任的態度再回首這起民國第一疑案。不過，要透過表象尋找歷史的真實，就請大家忘掉腦海中固有的定論，只相信動機、合理的邏輯和證據——下文採納的證據，所用史料眾多，來源龐雜，出處就不一一列出。
先有請證人「發哥」王阿發出庭。
此案的關鍵人證「發哥」——王阿發先生是個來歷不明的黑戶，因為他無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證明。雖然他自稱是古董商人，可是據查，這位古董商人幾個月前還在武漢賣保險。轉業幅度真大，神人一枚。
暫且不管他的身份、從哪裡來去往何處，單看他在法庭上的反應，就知道這是一個「托兒」。
王阿發的表現有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地方。
第一，他跟應桂馨的關係。王阿發在巡捕房報案時說，應桂馨是他的老主顧，可是在法庭上跟應桂馨對質時，又說只見過兩次，後來又說只見過一次。
第二，證詞漏洞百出。王阿發在巡捕房報案時說，他是去應桂馨家中兜售字畫的。然後法官就問他兜售的是什麼字畫，他回答說：是仇英石的山水、人物、松竹系列。這下露出了馬腳——仇英石只畫人物，不畫山水，更不會畫松竹。
法官還不死心，於是繼續發問：「你的畫是從哪裡收購來的？」
王阿發回答道：「從東清鐵路之覺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