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過，章太炎因為孫中山「貪污案」鬧分家，最後率領他的浙江派脫離同盟會，重新用起他們原來的名字光復會。而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則率領他們的廣東派去了南洋，並在那裡成立了同盟會總部。
雖然黃興的湖南派站在孫中山這邊，湖南派與廣東派都叫同盟會，但事實上互不隸屬，各干各的，互不知會。直到無比悲壯的廣州黃花崗起義開始前不久，黃興才與孫中山重新走到一起。
同盟會除了分裂為上述幾個大的派別，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由長江中下游各省同盟會會員組成的派別。這個派別是怎麼來的？
當時，孫中山堅持要搞「邊角革命」，即在遠離中央政府、天高皇帝遠的邊角地帶進行暴動、起義，利用此處朝廷統治薄弱的機會建立自己的根據地搞武裝割據，然後慢慢擴展到全國。
一來孫中山的想法比較符合曆代農民起義的模式。
二來孫中山選擇的「邊角地帶」，如兩廣和雲南，或臨海，或與異國接壤，非常便於接受國外的物資支援。
因此之前的大多數行動都是按照孫中山的方略進行的。
但是，從實際效果來看，孫中山的「邊角革命」並不成功。
有鑒於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於孫中山的觀點，他們說：正確的方式是搞中心開花，應該在中國的腹心——長江中下游各省進行起義，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與南方各省的聯繫，迅速推翻清朝。
堅持這種想法的同盟會會員因觀點一致而結成了一個新的派別。當然，這些人大多來自長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為最。
湖北處於中國中部，其省會武漢交通十分發達，號稱「九省通衢」。因此，武漢不僅僅是朝廷一直重點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強爭奪的地盤。狂流激蕩之下，各種思潮在此交集。
不僅如此，這裡還有張之洞同志留下的兩樣遺產——武昌的新軍、漢陽兵工廠的槍炮，實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
在同盟會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後，湖北也出現了兩個革命團體。這兩個團體的歷史沿革十分複雜，這裡就不多說了，但是有一點必須要強調，這兩個團體的前身同為「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而且這兩個前身跟同盟會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首先我們要介紹的是「共進會」。
共進會，分裂自同盟會，主要發起人為來自湖北的孫武、劉公、居正，以及來自湖南的焦達峰，他們幾乎都是留日學生出身。他們跳出來單幹的原因很簡單：不爽同盟會的工作方式。他們有三條強大的理由。
一、同盟會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創新發展」來驅動革命事業發展，只知道埋頭四處搞暴動，聯繫會黨的工作已經多年沒有取得新的進展。
二、同盟會目光短淺，不敢解放思想，認定新軍那裡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軍內部發展革命力量。
三、同盟會喜歡搞地域歧視，只重華南一隅，從沒想過在長江流域開展革命活動。
因此，共進會的行動指南就是八個字——號召會黨，運動新軍。
儘管共進會偶爾打著同盟會的旗號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會的渠道購買武器，但他們的會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發的紅黑兩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舉，該旗有一個非常大氣的名字：鐵血十八星。
黃興對共進會另立門戶的行為不是很高興，曾質問共進會的頭頭之一焦達峰先生：「為何脫離組織單幹？」
面對黃興的質問，焦達峰鎮定自若：「同盟會行動遲緩，我們只是急革命所急，並非內心有異。」
黃興接著問：「咱們兩家鬧革命，革命成功後，誰聽誰的？」
這個問題可難不倒焦達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氣：「還沒起兵您就提這個，為時過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時您功勞大，我們聽您的；要是我們功勞大，您就聽我們的。」
焦達峰兩句話就把黃興給頂了回去。當然了，焦達峰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就是因為同盟會跟共進會已無隸屬關係，而黃興與他焦達峰的關係再也不是領導與下屬的上下級關係，黃興輕易拿他沒辦法。
在武漢，共進會主要的組織者是孫武，大致相當於「共進會公司」的武漢大區經理。孫武，光聽名字很像是孫文的弟弟，事實上他和孫文先生一點關係都沒有。此人原名孫葆仁，後改名孫武，在名字上確實故意山寨了「孫文」一把。
孫武還有一個得力的助手，財務經理張振武。
共進會成立之後的幾年間，由劉公牽頭弄錢，孫武和張振武負責執行，居正負責維持同盟會與共進會的關係，共進會在武漢取得了喜人的成績。不僅吸納了不少幫會成員，還在武漢新軍之中發展了一千餘會員，實力相當不錯。
不過，若跟另外一個革命團體「文學社」相比，共進會的硬實力還是遜色不少。
文學社，一個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個文藝青年發起的組織，其實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藝還很暴力，完全是以新軍士兵為主體的軍中革命組織。
文學社之所以另立門戶，主要是因為他們喜歡使用武力解決問題，不想受制於同盟會「輕軍事、重政治」的偏好，他們甚至連政治綱領都沒有，因為懶得去弄。
文學社的核心領導是出身貧寒的蔣翊武、劉復基。蔣翊武只是個班長，而劉復基只是一個普通士兵。
與別的組織由上而下發展不同，文學社的同志們更加擅長基層工作。他們紮根於士兵中間，埋頭苦幹，一個人一個人地努力爭取。他們在新軍中長期忍耐，不斷積蓄力量，實乃革命界的真良心！
他們的辛勤努力自然不會白費，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軍中的文學社會員，已有約三千人。由此看來，文學社不僅是當時武漢毋庸置疑的最強革命勢力，而且其兵力之盛顯然甩開了同盟會好幾條街。
雖然文學社如此給力，但他們與共進會一樣，有一個共同的先天缺陷：領導人沒有名氣。沒有名氣就沒有號召力，沒有號召力就不利於拉人入伙和募集經費。
像蔣翊武、孫武和劉公等人在當時都沒有太高的威望，幾乎屬於無名之輩。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誰都可以任意踐踏，但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勢必可燎原。
文學社和共進會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積蓄著力量，時刻等待著造反的機會。文學社和共進會都明白，單靠自己的力量，起義獲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敵當前，他們選擇聯合。
但聯合之初，雙方都想當老大，誰都不服誰。
蔣翊武覺得文學社人多拳頭硬，兩個組織聯合後應該以文學社為主。
孫武當即反對，他說共進會牌子更響、錢也多——劉公從自己老爸那裡騙了五千兩白銀充作革命經費。
關鍵時刻，老牌革命黨譚人鳳出面斡旋，力勸雙方保持清醒的頭腦，少打自己的小算盤，以大局為重。終於使得雙方高層各退一步，選出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領導班子：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孫武為軍政部長，劉公為總理。
好了，介紹完革命的一方，再來看看他們的對手。
湖北清軍這邊的最高領導是兩個草包：湖廣總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張彪。
第一個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
他爺爺琦善是個人物，曾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談判中擅自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人。他自己也是個人物，作為一名優秀的八旗紈絝，鬥蟋蟀、抽大煙、養寵物，樣樣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經事樣樣稀鬆。
瑞澄最招牌的事情發生在他當公子爺的時候，當時他帶著小弟岑春煊和勞子喬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韓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來此尋開心的官員們不注意，搶奪他們的頂戴花翎，以此為樂。後來三人再接再厲，越發放蕩不羈，名氣越玩越大，並據此博得一個非常生猛的聯名綽號「京城三惡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惡少」中的老大瑞澄後來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幾個檔次。
第二個草包張彪，他曾經救過張之洞一命，但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條件。
張彪先生不僅擅長貪污、帶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氣量十分狹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團結同事。
張彪曾因為妒忌編練湖北新軍立下汗馬功勞的藍天蔚，便找了一個靠譜的借口：藍天蔚同情革命黨，一腳踢開了這個能力威脅到他屁股下那張椅子的人。
既然張彪的條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軍區司令員的位置？
原因不複雜，張之洞當年選擇湖北提督一職的標準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張彪則是滿分人選。
一來他擁有愚忠這個最閃亮的優點，令張之洞比較放心。
二來他娶了張之洞最心愛的丫鬟，據說這名丫鬟跟張之洞的關係十分曖昧，張之洞因此對他更加放心。由於張彪靠老婆躥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