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呼「立憲」的眾人之中，嗓門最大的那一個是袁世凱的老熟人——張謇同志，兩人在吳長慶麾下共事過好幾年。
前文說過，中法大戰前，張謇跟隨領導吳長慶回國工作。
回國後不久，吳長慶病故。送完老領導最後一程，31歲的張謇就退伍了，離開軍隊，回到江蘇海門老家，去找尋當年的科舉夢，閉門讀書，準備應試。
一年後張謇中舉人第二名，取得開門紅。但接下來的九年間，好運不再，屢試不中。不過張謇屢敗屢戰，以過人的毅力和天賦，以及擁護光緒的鮮明政治態度，最終征服了考官翁同龢，於1894年以41歲高齡考中狀元。
厲害，實在是厲害！但是，擅長考試並不是張謇最厲害的地方！敢於取捨才是張謇的難以超越之處！
張謇並沒有因為高中狀元就從此走向仕途。
甲午之戰結束後，在「如何救國」的思路上，張謇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是一致的：改革變法，君主立憲可以強國。
但他們也有區別，康、梁是理想家，他們把變法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緒身上；張謇是實幹派，他信奉的是「與其相信政府還不如相信自己」，因為他很是不能理解慈禧在國逢大難之時仍有好心情大辦生日Party的行為。
於是張謇勉勵自己：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我要走屬於自己的救國之路！走自上而下救國路的人已經夠多了，至於自下而上的路，就由我來吧！
張謇為自己選中的路是棄官經商、實業救國。這意味著他必須放棄之前為科舉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時間和金錢！但張謇並不後悔，因為他明白：簡單的佔有是小聰明，暫時的放棄才是大智慧。
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上路吧！
在接下來的歲月里，擁有大智慧的張謇展現出了驚人的商業天賦，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統紡織工業市場。不過賺了大錢的張謇並沒有買房囤地轉行炒房地產，他用賺來的錢做了兩件實事。
一、繼續發展實業，他陸續創辦了二十多家企業，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也養活了更多的人。
二、發展教育事業。雖然貴為狀元，但他沒有學王文韶那樣死抱著八股科舉不放，而是向袁世凱等人學習，辦新式教育，教化國人。二十年間，他傾盡所能創建了包括今復旦大學、今南京大學在內的三百七十多所高校，直到破產為止！
救國救到破產，千古又有幾人！
這個不顧一切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平凡男人，這個堪稱偉大的普通男人，為救國放棄了太多，也犧牲了太多。但這個懂得放棄和犧牲的男人，也收穫了一樣東西——極高的威望。東南共仰，國士無雙！
張謇在忙於實業和教育事業的時候，並沒有忘記初衷：救國。
在認真分析了甲午之戰、庚子事變、日俄之戰的勝負因果關係後，張謇痛定思痛，越發堅定了當初的政治理想：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爬起來，向打敗我們的敵人學習！
學習日本、學習英國、學習德國，學他們的君主立憲，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強國！
持這種看法的人不止張謇一人，在東南一呼百應的他有很多志向相同的朋友，譬如大實業家湯壽潛，他們聚集了一個人數眾多的大圈子。
這個圈子裡的人都認為，用君主立憲制度取代過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於國家的繁榮與富強、有利於應對外敵環伺的險惡環境。
他們與孫中山等人的看法不一樣，他們覺得不需要推翻清朝統治，而是希望清朝統治者能夠看清國際國內形勢，從善如流，窮則思變，學習先進國家的治國經驗，將中國引向一條民主治國的康庄大道。
他們這個圈子裡的人，都擁有一個相同的身份，我們稱之為士紳。
由於士紳這個特殊群體對接下來幾十年的歷史發展有著無與倫比的影響，所以得花些筆墨深入分析一下這個枯燥名詞背後的成分問題。
一說到「紳」，可能有人就聯想到了無惡不作的土豪劣紳，其實土豪劣紳是幾十年后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分田地」時出現的產品。
客觀地說，士紳很難精確定義，好在這群人有三個比較明顯的標誌：
一、有功名在身但沒有做官。譬如擁有科舉秀才以上學歷，像中舉的范進同志；或是受過新式教育，像留洋的海歸。
二、他們曾經當過官，雖然現在退居二線，但仍有相當的影響力。
三、他們沒有高學歷、沒有當過官，但他們上面有人。他們沒有政權，但是有勢力。這些人大都是有產階級：地主或者商人。
當然了，想要成為一地士紳，不大可能異軍突起。想要在當地建立勢力人脈，擁有龐大的財富和影響力，自然是需要數代人的累積。能夠成為一地士紳者，幾乎都在當地居住極久。
總而言之，士紳們要知識有知識、要技術有技術、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錢有錢，活動能量極大，非常有實力，擁有相當高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
如果說帝國的根基是百姓，那士紳就是聯繫朝廷與百姓之間的樞紐，他們可以決定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按照其實力，士紳大致可以歸為兩類——上層士紳，中下層士紳。
實力更強、影響力更大的上層士紳的關注點在朝堂，他們希望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改變國家政策走向，如張謇、湯壽潛、鄭觀應，以及「保皇二人組」——康有為、梁啟超。
中下層士紳的關注點在鄉間，他們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充作官民上下溝通的紐帶。他們一邊將官府的命令傳達給老百姓，配合官府向老百姓徵稅，維持地方治安；一邊又作為基層民眾的代言人乃至於地方利益的代表，與官府討價還價。
所以，歷朝歷代最基本的行政級別就是縣，皇帝的任命到縣官為止，沒辦法把手伸到縣級以下的基層。
當然，士紳這個能夠決定國家命運前途的群體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也有矛盾。雖說一個大鬍子偉人講過：矛盾不是一成不變的，是變化發展的。但就現階段而言，士紳的思想狀態還是比較有規律的：
有些人求穩，要求君主立憲，如以張謇為帶頭大哥的那個圈子，這類人我們稱之為立憲派。
有些人激進，雖然他們所追求的也是民主憲政，但他們的目標不是君主立憲的英國和日本，而是民主立憲的美國——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以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取代君主做國家元首，即總統取代皇帝做董事長，又稱民主共和。這類人贊同孫中山他們的主張，我們可以稱之為同情革命派，甚至有些人就是革命派。
當然，還有一部分人小富即安，只要沒人來破壞現有規則、只要沒人來損害他們的利益，那就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安穩就好。
好了，關於「士紳」的枯燥話題到此為止，話題回到張謇身上。
話說張謇在日俄戰爭開打後不久，忍不住寫了一封信鼓動老同事：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將有將、要地位有地位，應該抓住這個機會為國家的政治改革做些事情（公今攬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與國家有死生休戚之誼……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變政體，而為揖讓救焚之迂，圖無及也——沈祖憲《容庵弟子記》）！
其實不用張謇鼓動，袁世凱並沒有忘記「實現民主憲政」這個光輝的政治理想，他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只是在等待一個合適的變革時機和尚可的外部環境而已。現在日俄之戰大局已定，舉國要求立憲，袁世凱等的機會終於來了！
不過，在繼續講張謇和袁世凱再次並肩戰鬥的故事之前，我們先來關心一下士紳中的革命派對立憲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