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資治通鑒》寫漢武帝時代的時候，出場的第一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董仲舒。我們後人讀史書，不應該單單讀史料，同時也要分析史家對史實取捨時的緣由，畢竟所有的史書在當年都是被當作史學著作來創作的，史家們可從來沒說他們只是在記載史料，要是純粹彙編史料，就該把雜七雜八都呈現出來。
由此反觀《資治通鑒》的寫法，毫無疑問，司馬光敢於把董仲舒的事迹放在武帝朝的開篇來寫，就說明在司馬光看來，董仲舒這位儒生對漢武帝時代有著非凡的影響。儘管後世所說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本身存在著爭議，但事實上，儒學確實是隨著武帝朝的到來而在西漢政壇上異軍突起。
這就註定了儒學將在不久的將來和黃老之術幹上一仗。
硝煙悄悄擴散於竇猗房和劉徹祖孫二人的代溝之中。
竇猗房和竇氏家族的人無疑都是黃老之術的狂熱崇拜者，景帝年間，「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漢書·外戚傳》）。然而，竇猗房崇拜的不僅僅是黃老之術，還有權力。
劉徹登基的時候老太太眼睛雖然早瞎了，精力卻還充足得很，手中牢牢攥著權柄，死活不肯撒手。而很不巧的是，此時的劉徹剛好十六歲，十六歲的花季，正是青春期，充滿著狂熱與躁動。而恰恰在這個時候，劉徹執掌了天下最高等的權力，這無疑刺激了他的慾望，讓他的內心躁動，頭腦癲狂。他需要掌握一種控制他人思想的武器，讓天下人和他一起癲狂起來。
很顯然，黃老之術並不是那個順手的武器。
黃老之術之所以能登台獻唱於西漢初年，主要是因為漢初凋敝的時局。黃老之術的主要特點是「平」，讓社會不經波瀾，自由、平穩地恢複和發展，這樣「與民休息」的做法適合於「災後重建」。但是反過來講，這種執政模式在經歷了一段時間之後，必然會使得整個社會缺乏上升的空間。「重建」之後要「更上一層樓」，這「上樓」的動力不是黃老之術能提供的。
漢武帝的時代已經有了新的任務，不是發展民生，而是要滿足帝國統治階層不斷膨脹的慾望和野心。
貧乏的黃老治國之術不能開疆擴土，不能威震四海，不能換到西域寶馬，那還要它做什麼呢？漢武帝這樣想。
黃老之術真的毫無用處、毫無功績嗎？
其實不然。
馬勇先生在其《漢代春秋學研究》一書中總結了黃老之術對漢初社會的三點貢獻：
第一，令社會經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
第二，穩定了社會秩序；
第三，推動了先秦以來，大的幾派思想學說的自由發展。
黃老之術貢獻斐然，特別是在帶動社會生產和推進思想發展的層面上，其成就遠超秦朝。然而這些貢獻在劉徹眼中卻一文不值，他根本不在乎，他反對黃老之術是因為他厭惡他的奶奶，而不是發自內心地覺得黃老之術不好。
儒學在某種意義上被劉徹選為他反抗竇猗房的武器。
老人家總是不識趣地喜歡守舊，在武帝初年，竇猗房一直用力壓制著自己那個不怎麼聽話的小孫子劉徹。
竇猗房走上了干預政治的道路，原因是三方面的——她有權力欲；她覺得孫子年紀還小；她充分相信自己的人生經驗。
竇猗房的悲劇在於，她不知道什麼叫作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她對於劉徹的管教若在平常人家或許只是稀鬆平常，然而皇權卻給予了劉徹狂妄與野心，在他看來，這種管教成為了一種強有力的壓制，至高無上的皇權被竇猗房踐踏得分文不值，這讓少年劉徹感到憤怒無比，仇恨的種子從此埋下。
衝突是竇家人自己先點燃的。劉徹的舅舅田蚡拉來了竇家外戚、當時任丞相的竇嬰，二人一起舉薦了儒生趙綰和王臧，讓他們分別擔任了御史大夫和郎中令。此二人不負田、竇所託，推行禮制，改換朝服，還要建造明堂。
竇嬰尚儒，他雖然是竇家的外戚，但卻一直同竇猗房說不到一塊兒去，此時儒學和黃老之學的鬥爭十分激烈，正所謂「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竇嬰投靠儒學陣營對黃老學派而言打擊很大。
趙綰和王臧要建明堂，就必須找個宿儒來給他們當參謀，他們請來了他們的老師——研究《詩經》的專家、荀子的徒孫、楚元王劉交的同窗、師承浮丘伯的大儒申公。
申公資歷深厚，學問淵博，這樣一個重量級人物加盟到劉徹的陣營之中，影響力自然非凡。
劉徹即位之初廣招賢才，當時丞相衛綰就向劉徹建議說：「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
劉徹批複：「奏可。」
話都已經挑明了，研究申韓黃老之術的人不要，像袁盎、賈誼那樣身上多多少少還帶有一些縱橫家風範的人不要。要的是什麼樣的人？要的就是積極入世，能夠服務於專制君王的儒生。
劉徹第一次企圖用儒學取代黃老之術在西漢政壇上的地位，然而這次嘗試最終還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主要還是年輕的劉徹和他的下僚們政治鬥爭的經驗不足，居然提出要強行剝奪竇猗房對朝廷政局的干預權。老太太當然不幹，隨便找人弄了些有關趙綰和王臧的黑材料摔到孫子案前，你看著辦吧。
劉徹到底年輕，老太太一下子就把他給鎮住了，劉徹下令廢除建造明堂的決定，廢止了所有關於弘揚儒學的工作，把趙綰和王臧下了大獄。二人最終自殺，老頭申公也被送回了山東老家。
這一幕在未來還將於清末上演，光緒朝的百日維新與此如出一轍，也是因為血氣方剛的維新黨人要剝奪慈禧的權力，最終才走向了覆滅。歷史驚人的相似。
而慈禧顯然比竇猗房幸運，她和叛逆的光緒帝最終是一前一後魂歸西天的，光緒帝沒有機會在她死後報復她了，而竇猗房卻沒這樣的好運——不論一個人多麼強勢，她總還是熬不過時間。
世界上有些紛爭就是這樣，本質上都是在「拚命」，結果並不取決於誰戰勝了誰，而取決於誰先熬死了誰。勝利屬於笑到最後的一方，而非立場正義的一方。劉徹還年輕，而竇猗房早已半隻腳跨進陰間了。
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竇氏去世。竇猗房一死，劉徹登時來了勁兒，第二年就改元元光，向天下郡國廣徵孝廉，然後立即採用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從此儒學興盛，黃老沒落。
在此筆者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坊間常有人講，中國的思想文化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徹底從多元走向了單一，儒學成為正統思想，並延續了兩千多年。
且不論「正統思想」這個詞應該如何進行明確的定義、「儒家思想」在日後有沒有經歷過變化，單就一個民族數千年文化、思想傳統的養成這一點而言，它肯定不是單一個體、單一時期能夠造就的。從表面上看，秦漢以後再沒有出現過像先秦諸子一般的人物，但從本質上講，那是因為「子部」所承載的歷史作用逐漸被「集部」取代。秦漢以後確實沒見過太多《某某子》這樣的書出名，有倒是有，但影響力比不上同類書在先秦時代那樣了，但《某某集》卻是越來越多，而且影響力越發廣泛。
所以，如果單純地將子部的衰微、諸子的隱沒歸結於劉徹一人的「獨尊儒術」，這顯然有失公允。
話說回來，僅就竇猗房之死而言，這標誌著黃老之術對漢朝政局的影響力徹底消失，而劉徹表章六經則是從執政理念上對文景兩朝進行了「大清洗」。儘管後來名臣汲黯也主張以道家思想治國，但他的主張似乎並沒能從根本上影響到劉徹的執政。
劉徹尊儒的行為顯然不是出於對儒學的熱愛，選擇這種做法的動機其實特別單純。
從一方面而言，這就是內心畸形、變態的劉徹出於一種渴望報復的心理，為了叛逆祖母而用此做法否定竇猗房定下的一切規矩，在這個老人的精神軀體上大肆鞭撻。
儘管竇猗房也並不是至真至善之人，但劉徹的做法怎麼說都不地道。
從另一方面而言，尊儒還是劉徹為其專制統治尋找的新的思想支持，希望以此鞏固自身統治，加強皇權。
劉徹為了他自己的功名，而要將文景之治的光輝形象徹底打倒。
然而歷史是無法塗抹乾凈的，通過筆者在全書的講述，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文景之治進行了中國皇權時代唯一的，以先秦道家思想為主體指導思想的政治實踐。儘管這一時期在統治階層內部，政治鬥爭依舊是殘酷黑暗的，但絲毫不能否認，這次政治嘗試推動了中國帝制的完善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文景之治就像一陣秋風，溫暖中夾雜著政治鬥爭傳遞出的陰冷的氣息，然而它依然值得後人懷念，原因在於中國歷史上別的時期、別的盛世吹來的風往往更為陰寒刺骨，所有盛世的虛像背後，大多都掩藏著無比醜陋的現實。文景時代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