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漢景帝的一生，儘管其政績並不像他父親那樣突出，但也不乏可圈可點之處。公元前141年二月六日，劉啟被葬於陽陵。景帝時代的大幕落下，唯有餘輝映襯著咸陽原上陽陵的影子，見證著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的遠去，遠處，驪歌凄凄。
景帝後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十月，天有異象，日月都變成了紅色。
十二月的最後一天，雷聲轟隆，太陽變成了紫色，金、木、水、火、土星全都違背了原來的運轉方向，向太微垣靠近，月亮也從太微垣中穿過。太微垣在古人眼中是天堂的象徵，這些異象往往預示著災難。
正月十七日，十六歲的太子劉徹舉行了加冠禮，這一方面標誌著太子成年了，另一方面也標誌著劉啟已經對自己的生命失去了信心。
十天後，劉啟去世。
劉啟的遺詔講了三件事：
第一，諸侯王以下所有要繼承父業的兒子每人要被賜予一級爵位；
第二，天下的百姓每人賞賜以百錢；
第三，宮中侍女一律放出宮門送回老家，同時免除她們終生的賦稅。
劉啟遺詔的內容比他父親劉恆的遺詔簡要許多，沒有了劉恆的那些啰啰唆唆的話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同時，它也沒有劉恆詔書那樣口氣誠懇，情感真摯，而更像是在走流程，做樣子。帝王遺詔，多數要抒發情感並表達對百姓的關懷，而劉啟的遺詔卻只有三言兩語，可見他對這件事根本就很不屑，至少是不重視。
一切都在說明，劉啟並不具備他父親那樣相對開明的胸襟。
劉啟一生出眾的地方相較於他的父親並不太多，但並不是沒有可圈可點之處。
首先，在處理王國問題上，劉啟平定了吳楚七國之亂，並改變了王國制度，具體來說大的措施有三點：
第一，他加大了對關東國家的敵視政策，比如遵從御史大夫衛綰的建議，禁止高於五尺九寸的馬匹和牙齒還沒有長平的馬匹出關。削減馬匹就是削減騎兵數量，作為冷兵器時代的摩托化部隊，騎兵往往成為戰爭決勝的關鍵。
第二，《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改變官名、削弱諸侯王國對官員的任免權、裁剪諸侯王國的官吏，這顯然是為了抑制王國勢力的發展。
第三，劉啟頒布了左官律、附益法。這兩條政令都是針對王國勢力的，限制他們手下的人才和錢財，增加地方對中央的依賴性，從而削弱王國勢力。
其次，在內政問題的解決上，劉啟在任內廢除了苛法酷刑。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劉啟下了一道詔書，他否定了父親劉恆將肉刑改為笞刑的做法。劉恆原來想的是「長痛不如短痛」，殘疾了痛苦一生，挨幾鞭子過幾天就疼過去了；但是劉啟認為，笞刑太重和肉刑沒有差別，鞭子也是能打死人的，所以他決定減少笞刑的數量，將笞五百減為笞三百，笞三百減為笞二百，笞二百減為笞一百。
每個人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同的，文景二帝在對待刑罰問題上的觀點也不盡相同，但二人都想方設法讓刑罰有所減輕，而不像一般的專制君王那樣，整天都在想著「殺伐立威」，這實在難得。
此外，按照《漢書·刑法志》的記載，劉啟讓丞相劉舍和御史大夫衛綰制定了《箠令》，規定對犯人實施笞刑的刑具「箠」長為五尺，材質為竹，粗的一端厚一寸，另一端厚為半寸。《箠令》中對於行刑的位置也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將原來打後背的做法一律改為打屁股，而且實施笞刑的人不能中途更換，這樣打著打著那位施刑者就沒勁兒了，後面幾鞭也就能打得輕些。
另外，劉啟允許「獄疑」，也就是允許犯人上訴，而且即使是犯人上訴失敗，證據不合適，也不會被增加罪名。所以景帝年間「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愧辱焉。」（《漢書·食貨志上》）老百姓都很自律。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第七篇《賈誼與晁錯》中說「文帝守靜」，景帝則「稍能改革」。實質上，文景時代作為漢帝國社會發展的過渡時期，文帝朝是「承上」的，而景帝朝更多的作用是「啟下」，兩個時代風格不同。漢文帝時的積澱為日後漢帝國的飛躍做了鋪墊，而漢景帝時代的風尚則是蠢蠢欲動但還沒有動，這種氣質保持到武帝朝，最終在漢武帝手中爆發，西漢帝國進入全盛期。
漢景帝死後在當年的二月六日下葬於陽陵，就在今天陝西咸陽張家灣村，1990年西安修機場高速的時候對漢陽陵進行了發掘，現在在漢陽陵修建了地下博物館，可以在其中一窺陽陵陪葬坑的全貌。特別有趣的是，人們在陽陵附近的盜洞口還發現了一個盜墓者的屍骨，這個還比較稀奇。
漢陽陵可能是現在開發得最好的漢朝帝王陵了，所以有關它的信息也相對較多，今人既然無緣一覽文景之治的風貌，或許去陽陵撫古追昔一番倒也不錯。
陽陵的封土是覆斗形，上小下大。底部東西長167.5米，南北寬168.5米，頂部東西長63.5米，南北寬56米，封土高32.28米。傍晚時分，咸陽原上的漢陽陵有著灰暗而巨大的影子，顯示著它的古老滄桑，封土上的青草在白天一片翠意，傍晚則閃爍著餘暉。
站在封土前，看著這般景色，難免都會有些悵然若失，因為文景之治一去不返了。
這柔和的暮色從來不能舒緩地展現在漢武帝的茂陵之上，因為漢武帝具有和他的父親、祖父完全不同的氣質。他更像一位成熟的專制帝王，駕馭著一個在專制集權制度下更為龐大、強盛的帝國。然而沒有人能忘記，這一切都是文景之治締造的。
經濟快速繁榮、思想相對開放、社會區域安定，相較於漢武帝窮兵黷武的時代，文景年間更適合人們去生活，因為這是一個沒有野心的年代，人們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奔波，而不必被裹挾進政權之間的紛爭。
漢景帝帶走了文景之治，當大部分演員都已經離場的時候，還有些人依舊活躍在歷史的前台上，他們的戲份還沒有結束，文景之治在西漢帝國的殿堂中餘音繞梁。
——直到竇太后去世，黃老之術在西漢政治指導思想領域的主體地位才被儒學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