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藉著丹陽銅礦豐厚的產值，吳國的國力得到了迅猛發展，這和當時其他諸侯國內政凋敝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經濟建設的成就令吳王劉濞洋洋得意，這種自豪感令他產生了盲目的自大，最終和文帝朝政府叫起板來。一切都像是在為日後景帝朝的吳楚七國之亂做鋪墊。
錢財總是能引來禍端，或者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至於禍端的大小和矛盾的輕重，則是由社會的經濟狀況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財力比拼所決定的。涉及紛爭的錢財越多，矛盾就越大。
在漢朝中央政府和吳國之間就有著這樣的矛盾。問題在於，兩方財力懸殊巨大。在劉濞眼裡，中央政府手頭那點少得可憐的經費簡直不值一提。因為天下最大的銅礦就在吳國境內，那是吳王劉濞用來鞏固江山的命根子，更是他用來和朝廷叫板的資本。
高祖六年，劉邦封自己的二哥劉仲為代王。在韓王信投靠匈奴之後，匈奴就大舉南下入侵代國，代國不敵，沒出息的劉仲丟棄了自己的子民，一路逃難，經洛陽回到了劉邦那裡。劉邦看在劉仲是自己二哥的份上，並沒有追究責任，而只是將他降為郃陽侯。
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黥布造反，同時向東吞併了荊國，殺死了荊王劉賈，戰後又挾著荊國的人馬向西進攻楚國。劉邦聞後親自出征，當時劉仲的兒子，沛侯劉濞也跟隨劉邦出征。劉濞在戰場上作戰驍勇，一馬當先，以騎兵將領的身份和劉邦一同在蘄縣大破黥布的軍隊。
當時由於荊王劉賈已死，吳郡、會稽郡地區無人治理，劉邦覺得這地方民風剽悍，必須要由一個性子剛強的人來管理。劉邦看著身旁的小夥子這麼勇猛，想來就是個強勢人物，而且還是劉氏宗親，加之劉邦的兒子很多年齡都不太大，不適合來這裡稱王，於是在回師路上途經沛縣時就封劉濞為吳王，下轄四郡五十三城——即東陽郡、鄣郡、吳郡、會稽郡，吳國自此建立。
劉邦在沛縣作了一首十分著名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裡面的「猛士」大約也就包括吳王劉濞在內吧。
接下來的這段內容史書記載得神乎其神。按照史書的記載，劉邦在劉濞接受了吳王印信之後，仔細端詳了劉濞的面相，兩道炯炯的目光投射在劉濞的臉上。劉邦沉思片刻，心下斷言道：劉濞有「反相」。
劉邦當下就後悔了。
但是身為帝王，說話不能出爾反爾，不能失信於人，更不能自己否定自己先前的話，那是在否定自己的權威。劉邦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無奈的他只能作罷，同時抱著一絲希望試圖教化劉濞，他對劉濞叮囑道：「再過五十年東南地區會有人造反，難道這個人就是你嗎？這天下說到底都是咱老劉家的，一家人嘛，你可千萬別造反。」
劉濞聽罷，欣然叩頭，表示堅決不造反，誓死捍衛劉家江山，可惜日後他食言了。
到了惠呂時期，漢帝國在經歷了對造反諸侯王的平定後，政權步入了平穩發展的階段，這個帝國除了吳國以外都在休養生息，安撫百姓，只有吳國仗著其轄下丹陽縣有一座產銅豐富的山，所以就在國內瘋狂地鑄錢。
劉濞要鑄錢，就需要充足的勞動力，於是他就招攬了許多亡命之徒。同時，由於吳國沿海，劉濞還讓百姓們煮海鹽。
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在《史記會注考證》引用中井積德的話說：「鹽鐵之利，國用既給有餘，不須收口賦於平民，是可知役於鹽銅者皆亡命無賴，非平民也，吳王所招致。」銅礦和海鹽使得吳國政府富到都不用向百姓收稅，可見其國家生產力之強、鑄幣和煮鹽為吳國帶來的經濟效益之高。
經濟快速發展的吳國想不被各方勢力關注都難，劉濞的經濟建設在諸侯王和中央政府眼中完全是一種炫耀，炫耀他劉濞的能力和資本。
醋意大發的諸侯王和中央政府對劉濞產生了濃厚的敵意，他們不能接受劉濞的與眾不同，不能接受當他們都還深陷於貧窮、不安定的環境中時，劉濞的吳國已經脫貧致富，超越小康，從發展中國家晉陞成一個發達國家了。
財富這東西很是神奇，它可以極快地擴充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政權的實力，儘管有時這種實力缺乏牢固的基礎和穩定的來源。但實力快速增長所帶來的快感會極大地滿足一個人的虛榮心，使得這個人持續沉醉於自己的實力當中，開始狂妄自大。吳王劉濞就屬於這種情況。
有了錢有了權，劉濞就開始一天天地和中央政府作對。他常常以生病為由不按時朝見劉恆。而劉恆一方也被這種隱隱的挑釁之意所刺激，在發現劉濞其實是裝病之後，每次吳國派來的使者都會受到中央政府嚴酷的審訊，甚至還會被扣押。
吳國在中央政府那裡的信用值已經接近破產。
劉濞也深刻感受到了這一點，於是我們可以猜測，他在文帝年間就已經有了謀反之意。
好在劉恆是個通情達理的人，有一年劉濞派遣使者來中央見劉恆，劉恆就責問使者為什麼劉濞成天跟中央政府作對，還裝病欺騙中央政府。
使者解釋道：「吳王確實是沒有生病，但是中央這邊總是莫名其妙地扣押吳國的使者，吳王也不明白中央政府的意思，有些害怕，索性就不來朝見皇帝您了。俗話說『察見淵中魚不祥』，吳王一開始裝病就被皇帝您發現了，就是因為您對他逼迫得緊，吳王才越發惶恐，成天躲著不敢見您。他害怕您殺他，狗急跳牆，就總是想些不是辦法的辦法來應對，最終出此下策。我勸皇帝您還是和吳王盡釋前嫌，你們倆搞好關係，那就好極了。」
劉恆聽罷此語，本著維護兄弟情誼的想法，最終決定放劉濞一馬。他不僅釋放了先前扣留的吳國使臣，而且還送了劉濞一張小几，一把手杖。而劉濞可能也覺得此時造反一來時機不成熟，實力還沒積攢夠，二來也礙於兄弟的面子，他和劉恆是同輩，造反總是勝算不大，不像後來在景帝面前他是長輩，可以理直氣壯。大約是基於這兩點，劉濞最終也放棄了造反的想法，不再刻意和中央政府作對了，但同時卻轉而全力推進國內經濟的發展。或許劉濞也並非真心歸順，同劉恆議和只是緩兵之計，抓緊時間增強實力、韜光養晦才應該是他的根本目的。
劉濞一直善於籠絡民心，從來不向老百姓收稅，吳國政府憑藉著煮鹽和鑄幣的利潤早已經富得流油，不收百姓的賦稅反而還可以鞏固統治基礎，增強老百姓對劉濞的好感。除此之外，只要中央徵發吳國的百姓服役，吳國政府就給百姓發補貼，擺明了是要讓中央政府難堪，在老百姓面前顯得好像吳國更為關心百姓。
歸根結底，中央政府之所以在這些事情上對吳國毫不干預，讓吳國政府充分表現其仁慈和德政，主要就是因為中央政府沒錢，而吳國政府錢財充盈。吳國政府不僅定期關心知識分子，資助他們的生活，逢年過節還給治下所有的百姓一人發一個大禮包。吳國政府富得高調，富得有品位，富得有目標。
除此以外，劉濞長期收容逃犯和亡命徒，公然容納罪犯們進行政治避難，而不向中央政府上交。這種蓄養亡命徒的行為，擺明了是在為日後的造反作準備。籠絡知識分子的目的是讓他們出謀，而施恩於亡命徒則是為了讓他們出力。
吳國政府經過劉濞四十年的經營，各方面條件都具備了和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實力，而這些實力，包括劉濞的自信心，它們之所以能夠被培養起來，就是因為一個字——錢。
吳國有錢，它有銅礦有海鹽，因而有了政治和軍事上的優勢。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錢財決定國力，經濟決定國運。想想日後如果不是文帝朝和景帝初期為國家積攢了財力，漢朝中央政府能否經受住吳楚七國之亂的衝擊還真是未知數。
劉恆放縱吳國的經濟發展其實是養虎為患，但從吳國的角度來看，急功近利地發展經濟也不見得就是好事。那些經濟建設的果實並非是實打實的積澱，而只是吳國軍民上下在躁動與浮華中營造的泡影。
而且經濟的超常發展必然導致文化、思想建設事業的相對落後。如果吳國軍民在政治思想上的覺悟達不到劉濞的水平，就算日後劉濞起兵造反，老百姓也只能盲從。
或許經濟的強勢並不能真正改變吳國的命運，一切，還要等到景帝朝時才見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