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劉恆在貨幣方面的改革，賈誼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認為，只要開放民間鑄幣，摻假就不可避免，且維護貨幣秩序的相關法律並不完善，銅礦也沒能夠牢牢掌控在中央手中。在賈誼看來，劉恆的貨幣改革就是一場災難，會動搖帝國的統治。
賈誼此時雖然正滿腔抑鬱地待在長沙國，但他那顆滿懷政治熱情的心卻片刻都沒有離開過劉恆。針對劉恆提出的改鑄四銖錢、允許民間私鑄錢幣的貨幣政策，賈誼給劉恆上了一道奏摺，講了以下四點內容。
第一，賈誼認為，這種貨幣政策歸根結底是在引誘老百姓犯罪。
賈誼談到，一旦政府放開對民間私自鑄錢的管控，鑄錢就會變成許多人牟取利益的手段。即使是目前的法律規定鑄錢的時候禁止摻假，違者要處以黥刑，仍會有多數人知法犯法，從而節約成本來牟利。
秦漢的錢幣和我們現代的紙幣不同，它的面值是和鑄造過程中花去的銅的價值相等的。也就是說錢幣鑄造本身是不盈不虧的，然而在實際過程中，由於鑄造錢幣的同時還要消耗其他的人力、物力，這就往往使得鑄錢成了虧本生意。
當整個社會廣泛地興起鑄錢業的時候，就說明鑄錢業內部有辦法可以盈利，而要盈利，唯一的途徑就是向錢幣中多摻假，而且只需要摻入很少的鉛和鐵就能獲得很高的利潤。貪財之人往往都是亡命之徒，為了獲得豐厚的利益，他們寧可冒著被黥面毀容的風險也要去嘗試，政府就是懲治再多的人也無濟於事。
賈誼還強調，由於老百姓違規鑄幣都是偷偷摸摸的，這就會使得涉案人員數量大到難以排查。過去一個縣可能會有數百人因此而被判刑，因為這些事而受到政府審訊和監控的就更多了。
明明知道禁不住百姓犯法，卻非要設立法令，這難道不是在誘使百姓犯罪嗎？純粹是自找沒趣。
第二，關於錢幣的法律太不完善，這就會導致幣制失去標準。
賈誼認為民間不同地區用的銅錢輕重不同，而市場又是自由流通的，這最終會造成市場幣制的混亂，弄不清輕錢幣和重錢幣怎麼相互兌換。
而且政府要統一幣制本身存在著難度。強硬手段必然遭受強大阻力，經濟改革不同於政治改革，它需要一個合理、可操作的法律來維護，這個法律的制定和施行需要政府。將鑄幣權下放到民間，就意味著政府放棄了對經濟改革的管控權，會擾亂市場秩序，擾亂幣制。
第三，賈誼認為，政府必須要控制銅的流通。
賈誼提出，解禁民間鑄錢的行為必然會對社會結構造成影響。許多從事農耕的人會因此轉業去從事非法鑄幣，試圖以更小的成本獲得更大的利益。因而質量低劣的錢幣每天都在增加，而糧食產量反而在減少。
好人會經受不住非法鑄幣帶來的巨額利潤誘惑而犯法，老實巴交的人也會因被別人攪和進來而受到刑罰。國家雖然不能廣泛地對百姓施以刑罰，但面對這些問題，政府總歸是要拿出方案來解決的。
賈誼不支持再次禁止民間鑄錢，因為這樣會導致錢幣的數量變少，單個錢幣的價值就會上升。這樣一來，會有更多的人甘願冒著犯法受刑的風險，試圖從事非法鑄幣。即使政府將「私鑄錢幣判處死刑」列入法律條文中，可能都無濟於事。
既然私鑄錢幣防不勝防，國家就應該轉而從鑄幣自身想辦法。要鑄幣，先要有銅。政府之所以不能壟斷鑄幣業、不能夠提高錢幣中銅的純度，就是因為中央政府沒有銅礦，銅都在民間和諸侯王手裡呢！只有掌控了銅的流通才能真正控制鑄幣業。
第四，賈誼認為，如果按照他提出的方法解決貨幣問題，會有以下七點好處：
1.政府把銅統一從全國收管起來進行支配，民間也就不會亂鑄錢，擾亂貨幣市場，同時政府也可以減少對老百姓施以黥刑的次數，從而推行德政；
2.假錢少了，老百姓也省去許多擔憂；
3.那些參與鑄幣的人會重新回歸農業生產；
4.銅被政府管控，那麼政府就可以多積累銅來駕馭輕重，錢幣輕的時候大量收購，錢幣重的時候就大量散發，這樣就可以使錢和物達到平衡；
5.可以通過對大臣賞賜的銅製品的數量、質量來區分貴賤，還可以用銅來打造兵器；
6.掌握錢幣之後可以調控市場、調劑缺余，抑制自由經濟和商業；
7.控制多餘的財物，可以爭取到更多在匈奴和漢朝之間猶豫不定的百姓。
此外，原來擔任灌嬰騎從的賈山也上書劉恆。他認為，讓百姓獲得鑄幣權就等於讓百姓瓜分了帝王的權力，擁有錢財是身份顯赫的標誌，而只有皇帝才能決定一個人的身份貴賤。
既然錢財能夠使人顯赫，那就必須讓它把握在君王一人手中，而不能讓百姓和君王共掌權柄。要是老百姓都可以完全憑藉自己發家致富，混進上流社會，那天子的權威就會被削弱。
賈誼和賈山的話確實是按照專制王道那一套講的，顯而易見，這和劉恆的治國思想不太相符。
賈誼一再鼓動劉恆要嚴厲地抑制商業發展，加大政府對民間商業的干預，這是劉恆不能接受的。一來，商業繁榮才能快速為國家積攢財力；二來，講貴賤、重農業是儒家的那一套，劉恆信奉黃老之學，儘管黃老之學沒有單獨提到過對於商業的態度，但是道家既然要順應「民之自然」，而商業發展又是民間發展的必然，所以自然不能排斥商業。
縱觀中國的歷史，抑制商業發展一直都是導致社會落後的原因之一。資本的加速流動是刺激生產力發展的最佳手段，儘管傳統社會的性質是以王道立基，導致政府不能公開地、大規模地鼓勵商業的發展，但社會沒有活躍的商業就不會有進步。
劉恆不比賈誼，後者是一頭扎進儒家經典里的書獃子，考慮問題都是單線的；而前者作為漢帝國政治的操舵手，不能夠單單以某種理論來處理社會所有的問題。
賈誼、賈山的話本質上就是鼓吹獨裁。當然，儒家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獨裁本身就是儒家的重要理論，這一點我們不能批評賈誼、賈山。但毫無疑問的是，道家的黃老之學遠沒有儒家那麼熱衷於獨裁。劉恆是開明之君，要用黃老之術治理國家，他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二賈」的這些主意的。
實質上，劉恆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內還是有效果的。允許民間鑄幣其實是一種政策賭博，想要讓益處大於弊端，就要懂得見好就收，不能讓民間鑄錢的勢頭擴大。
這樣設計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卻難以精準完成。
果然，劉恆「放線」太長，終於勾住兩條「大魚」，可惜「魚線」怎麼收都收不回來了，他們的分量都太重——這兩條大魚一條叫鄧通，另一條叫劉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