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恆的新政有兩點：一點是鼓勵百姓從事農業生產；另一點則是廣開言路積極納諫。然而兩項政策的出發點都是為了維護文帝的統治。獎勵農耕，是為了把百姓拴在田間地頭；積極納諫，則更多的是一種姿態。但不論文帝真實的想法如何，新政都給帝國帶來了新氣象。
文帝前元二年，成天坐在那兒琢磨著給皇帝上奏章的賈誼終於憋出了一篇奏章。這篇奏章讓人還看得過去，儒生的酸腐味道不太濃重。奏章的內容比較像縱橫家或者法家人物的話，講的是只有讓老百姓衣食無憂，才有可能讓百姓聽命於君王。所以奏章的核心建議是勸劉恆鼓勵民間的農業生產。賈誼給劉恆的內容如下：
「《管子》中講『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老百姓吃不飽卻還能好好地聽君主的話，這種事從古至今都沒聽說過。皇上呀，您要治理好國家，那就得要老百姓對您服服帖帖的。吃飽穿暖了人家才會當您的順民，那時候才會有所謂的『耕戰之民』來供您驅使，才能讓老百姓心甘情願地為了您的政權而流血送命。
「古人說，『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任何東西都要按具體的時令等情況來適量生產，毫無限制就會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古人談治國總是思慮周全，重視農業，所以倉廩充實。但是反觀現在的社會，不務農而經商的人太多了，還有好多人生活奢侈，這些投機倒把的商人都是社會的禍害，然而卻沒有人限制他們；國家法制鬆弛，缺少了嚴刑峻法，卻無人挽回這種局面；全天下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少而揮霍的人多。天下的財富怎能不耗盡呢？
「我大漢朝立國將近四十年了，國庫中卻沒什麼積蓄，民間老百姓手頭的積蓄也少，不是財物都蒸發掉了，而是壓根就沒有，這種境況實在是令人哀痛。鬧得現在只要有地方出現旱情，當地的百姓就惶恐不安。歉收的年份里，百姓們不得不靠賣爵位、賣兒女來換糧度日。這種事情陛下一定聽到不少，我就奇了怪了，您怎麼聽完這些就無動於衷，一點也不感到震驚呢！
「農業收成的豐歉是自然規律，夏禹、商湯的時候都經歷過，若不幸出現了方圓二三千里的大面積旱災，國家平常又沒有積蓄，這時候拿什麼來救濟百姓？突然爆發戰爭要徵調幾十萬上百萬的將士，國家拿什麼來供應軍需？兵禍和旱災同時發生，國家就沒有財力應付，就會天下大亂，就會有不安分的人嘯聚山林，禍亂一方；就會有可憐的百姓易子而食，生活凄苦。
「老實說來，現在天底下還算不上很安定，外地的諸侯和少數民族政權隨時可能趁亂入侵，到那時候悲慘的局面就難以挽回了。政府的積貯是管理天下的根本，有了錢糧什麼事都能辦成，只有這樣才能在打仗的時候戰無不勝，還可以使敵人歸順。
「如果現在引導人民積極務農，用土地禁錮住人民，並且讓商人、說客也去務農，那樣就會增加國家的積貯數量，使天下大定，老百姓一個個都守在田間地頭，也沒有什麼流民成天危害公共治安了。陛下為什麼不這麼做呢，我真心在私下裡為陛下的不作為而感到惋惜！」
仔細分析，賈誼的話有對有錯。依照常理，增強國家的積貯本來並沒有什麼錯誤，但商業活動也不能完全廢除。賈誼希望通過農業生產來禁錮、控制百姓的想法更是荒謬無恥。
賈誼是以儒家思想來發現問題、用法家思想來解決問題的。商鞅、韓非都鼓吹重農抑商，但他們這麼做的原因都很實際，就是為了強壯兵力、培養「耕戰之民」，從而鞏固專制。賈誼也是如此，然而他的說法卻增添了偽善的一面：裝作體恤百姓生活的模樣，實際上卻是為專制和儒學在社會和思想上禁錮百姓而服務。
然而賈誼的話最終還是打動了劉恆。古代的皇帝嘛，看到能幫著自己集權的招數都兩眼放光。劉恆在賈誼進諫當年的正月十五，向全國下詔說：「農業是國家的根本，應該開闢藉田。我要親自下地耕種，給全國人民做一個積極務農的表率，並將收穫的糧食獻給宗廟。」
九月，劉恆再次下詔：「農業是天下的根本，百姓依靠它來生存。然而有的百姓不專心務農反而去經商，這種行為真是反動，還使得天底下其他老實的老百姓生活艱難。我對此十分擔憂，所以現在親自率領群臣來耕種，希望藉此來提高人們對農業的重視程度，敲打敲打那些奸商，你們自己掂量掂量。為了鼓勵農耕，今年只向天下百姓徵收田租的一半。」
那麼如果從歷史進程的角度看，劉恆的做法給漢初社會帶來的影響，究竟是積極還是消極呢？
劉恆重視農業發展這本身是沒錯的。西漢初年，老百姓的生活質量確實很差，有很多人吃不飽、穿不暖。統治階層成天忙著內鬥，此乃中國古代傳統政治的一大特色。窩裡人相互掐，底層民眾穿多穿少、吃飽吃少、生老病死他們一概放到次要位置，奪權是首要的。
有鑒於此，劉恆一方面希望讓民間的經濟社會發展處在一個自由寬鬆的範圍；另一方面，他更多地其實是滿懷著一種責任心，希望通過新政策的出台，為民間的安定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整個西漢年間工商業者所受到的打擊在文景時期是最小的。漢初時候，儒家專制主義凌駕於整個社會的體制之上，一套一套講的都是以農業為本。中原王朝嘛，農耕才能成為傳統社會的基礎。可是農業和工商業一個講求「定」，一個講求「動」，核心思想不同，相互競爭排擠也是必然的，劉恆也無法左右事態的發展。但劉恆以黃老之術、無為而治來維護民間經濟發展的相對自由，並以高效的農業生產作為其基石，這種做法無疑是正確的。
除了重視農業生產，劉恆在執政之初還廣開言路，這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文帝前元二年兩次日食發生後頒布了一道詔書，除了闡述自己的過錯之外，還表明了自己希望廣開言路的立場。
第二，文帝前元二年的五月下詔廢除了誹謗、妖言之罪，劉恆說：「古代的明君治理天下，會在朝廷上專門設置鼓勵進獻忠言的旌旗，以及用來寫建議的木柱。這樣是為了保證朝廷的清正廉明，鼓勵人們進諫。而現在，朝廷設立了妖言罪、誹謗罪，弄得大臣和百姓不能盡情陳述自己內心的所思所想，皇帝不能夠知道自己的過失。朝廷連個意見箱都不擺，這樣怎麼能夠招攬到天下的賢能；怎麼能聚攬民心，推動政府工作的協調有序進行呢！我宣布，應當廢除這些堵老百姓嘴巴的條令！」
劉恆廢除誹謗、妖言令意味著解除了言論禁錮。這下子老百姓什麼都敢說，什麼都能說，再也不會有什麼「妖言」「誹謗」的說法存在了，這些說法太傷老百姓那顆熱忱的心了。劉恆廣開言路，其實也表達了為人君的大度和自信。沒有統治者不害怕老百姓隨意對他胡說八道的，劉恆敢這麼做，就是要告訴老百姓「我對你們有信心哦」。
皇帝「拋媚眼」，士子能人們在民間立馬就接了下來。朝廷裡面一時間人才濟濟，意見信成天在朝廷的大堂里飛進飛出，快遞公司一年中的旺季到來了。
第三，劉恆聽取他人的有用意見。
單單廣開言路是不夠的。你光讓大傢伙兒「百家爭鳴」，爭鳴完了再把人家一網打盡，這完全是陰險的做法。劉恆則不同，他不僅「聽」建議，還能夠對好的建議「取」。此處就以劉恆接納袁盎的幾次進諫為例。
袁盎是楚地人，字絲，出身於強盜家庭，家世離奇。此人曾經做過呂祿的家臣，後來經過他哥哥袁噲的推薦做了郎中。
當年周勃做丞相的時候，每次上朝總是牛哄哄的樣子，而劉恆則一直謙卑地對待他。每次周勃接受完劉恆覲見後轉身離開，劉恆含情脈脈地注視著他，目送秋波，心裡憋火。
袁盎看在眼裡，急在心裡，替主子分憂是他們這些大臣從小被灌輸的義不容辭的責任啊！心懷君上的袁盎要點撥點撥劉恆，就問他：「陛下覺得丞相是個什麼樣的人啊？」
劉恆答道：「是國家的重臣。」
袁盎說：「陛下此言差矣。周勃不過是一個有擁戴之功的大臣，他哪裡算得上是國之重臣。國之重臣要能夠與君王共進退，然而在諸呂作亂之時，周勃手握重兵卻無所作為；呂后死後討滅諸呂是大勢所趨，周勃不過是順勢而為，只能算得上是功臣。現在丞相居功自傲，已經隱隱有不把您放在眼裡的意思，您瞧他那副醜樣子，顯然是蹬鼻子上臉——得寸進尺。您一味地謙讓他，有失君臣之間的禮儀，您是君他是臣，他不能在您面前趾高氣揚，這不合適。」
其實今人可以做一個大膽的猜想：袁盎這是嫉妒周勃，憑什麼咱倆同樣是劉恆的奴才，你能在主子面前比我有尊嚴呢！袁盎的進諫除了為劉恆著想外，說不定也有嫉妒心在作祟。
劉恆聽完袁盎的意見，認為他說得很有道理，打擊功臣集團是遲早的事。袁盎的建議被劉恆所接受，從此劉恆便對周勃嚴肅起來了。周勃不高興，私下裡埋怨袁盎，對袁盎說：「你哥袁噲和我是鐵哥們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