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渴望治國安邦的一腔熱情最終換來的只有失落與傷心，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觀上而言，賈誼的很多建言缺乏實踐的可能；客觀上看，皇權時代的思想禁錮必然導致賈誼的懷才不遇。單純的文人不可能完成走向政客的蛻變，所以賈誼一生都只能被人稱作「才子」。
滿懷一腔熱情的賈誼先後多次向劉恆上書，內容都是在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和主張，於是有了著名的《治安策》，又名《陳政事疏》。
《治安策》集中反映了賈誼的政治思想，而且諷諫之意比《過秦論》要直白許多，言語都很直接，上來就是討論王國、內政這兩個問題。
首先，針對諸侯王勢力的坐大，賈誼提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辦法。就是通過在諸侯原有土地上增建新王國的方式，來縮小單個諸侯國的疆土。這和日後武帝時期主父偃推行的「推恩令」十分相似，只是推恩令確保了這種「眾建諸侯」的連續性——諸侯王所有的兒子都可以瓜分父親治下的土地。而文帝朝是否新增王國只能通過皇帝的喜好來決定，「眾建諸侯」不規律，因而「少其力」也就不能長久連續。
其次，賈誼要確立明確的等級制度。
賈誼是一位儒生，儒家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所謂的「重建禮樂」的政治理想，實際就是要構建像西周初年那樣等級森嚴的制度，所以賈誼一直提倡要明確君臣地位的尊卑。除了他嫌功臣集團成天在劉恆面前左右朝政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渴望實現儒家重建等級秩序的理想。
而且賈誼認為，政府建立了不能充分維護天子權威和地位的郡縣、分封並行制度，就是導致整個西漢初年政局混亂的原因。賈誼說劉恆應該「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讓高低貴賤之分確定下來，「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構建集權統治下等級森嚴的中央集權制度，令天子的地位變得至高無上。
賈誼認為，只有樹立起皇帝個人的絕對權威，才是解決王國問題的最佳之策。
要將「禮儀」具體化，就必須倡導禮樂，所謂「厲廉恥，行禮誼」，法令與教化都是不可以廢除的。同時還要對老百姓加以灌輸儒家的忠君思想，美其名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向）道」，其實是間接性地為日後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作了鋪墊。
他的這些建議被落實之後確實是帶動了整個國家物質文明的發展，他提出的先安定百姓進而穩固國家的主張也是正確的。
賈誼抬高了儒學的地位，但由於賈誼本人在朝廷中特別不招人待見，這反倒激起了人們對於儒學的排斥。儘管文景時期選擇使用黃老無為而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賈誼個人為儒學帶來的負面口碑也絕不能忽視。這最終戲劇性地導致了賈誼提倡儒學，卻潛在地促進了黃老之術在人們思想意識中的擴張。
《治安策》中還有一部分重要的內容是建言重視農桑的。
賈誼的《新書》中講「為富安天下」，想要富，先種田。
賈誼認為國之要務是鼓勵老百姓從事農業生產。他把老百姓生活富足安定當成了自己的執政理想，鼓勵生產，讓老百姓安安心心耕作，到時候該播種播種，該施肥施肥……然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老百姓從此沒有假期去旅遊了，連國內游的機會都沒有，一年四季就趴在自家一畝三分地上打轉吧。
鼓勵農桑說來是為了讓老百姓富裕起來，本質目的卻是為了「安民」，把老百姓牢牢地拴在田間的一畝三分地上。這有利於社會安定和專制統治，減少了流動人口。
我們在看任何政治建言的時候，都應當看到其背後陰暗的一面。因為陰暗是政治的本質，開明的抉擇不需要政治的操控，政治其實就是「勢」，是輿論，是主張，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策略和絕對真理。
賈誼鼓勵農業生產來富民的建議和他前文「重建禮樂」的想法合在一起，就是為了牢牢地抓住老百姓物質、精神這兩個方面，根本目的是維護專制統治。這和我們今天通過工農業生產來發展自由經濟實際上是不同的，賈誼強調了政府在農業發展中的鼓勵與推動，這就帶上了強烈的政治色彩，是為政治服務的。
所以，儒家提倡的所謂「以民為本」，本質上應當理解成「以安定人民為本」。
《新書·大政上》講：「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度，而民必勝之。」也就是在儒家眼中，老百姓的民意其實是阻礙其推行中央集權和專制的障礙，只不過由於民眾的力量過於強大，所以需要給予一定的好處來安撫他們，畢竟公開、明確地傷害百姓利益會招致他們的反抗，而且百姓人多勢眾本身就佔了優勢。
賈誼以此勸諫劉恆應該以禮樂教化來教育百姓，正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老百姓不安生，那就給他們洗腦，讓他們安生下來，這樣百姓才能心甘情願地順從國家的安排，人民才能團結在中央的周圍……這便是所謂的「國泰民安」了。
賈誼受時代局限而產生的思想不是其個人能左右的，好在劉恆信奉黃老，而且居於專制統治階層的頂端，所以比賈誼更為清楚個中來由。因而我們看到劉恆面對賈誼的建議時，多數是接受賈誼提出的問題，卻並不採納賈誼的解決方案。
《治安策》中還有一部分是講立儲問題的，毛澤東評價這段的時候說賈誼很迂腐。賈誼是這麼說的：「國家的前途命運全都寄托在太子一人身上，想要讓太子成為人才，那就一定不能讓他輸在起跑線上。要早早地對他進行啟蒙教育，同時要安排好他身邊的人，趁著青春期還沒到的時候就先用禮樂束縛住他。這樣效果好，能讓他修身養性，智力得到開發。而且身邊的人也會影響他的性情，所以一定要把他左右的人選好。只有教育得當，再加上身邊的人身體力行對他施加影響，太子才能成才。《尚書·呂刑》說『一個人做好了，萬民都會依靠他』，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賈誼的話聽起來很不順耳，畢竟這話是在對皇帝的家事指指點點。總之，劉恆對他的建議並不十分認可。魯迅有過一個解釋，說：「惟其後之所以絕異者，蓋以文帝守靜，故賈生所議，皆不見用，為梁王傅，抑鬱而終。」（《漢文學史綱要》）
賈誼的《治安策》，擺明了是教人治國安邦的。但至於其中的內容到底含金量多少，學界歷來眾說紛紜。筆者同魯迅的看法一致，劉恆選擇無為而治不單單是心血來潮，而賈誼則把治國道路的選擇看得太簡單了。賈誼指出的問題有一些也確實不可忽視，劉恆把這一切都看在眼中，但他也要綜合各方面實際情況進行考慮。所以他只接受賈誼的批評，而拒絕了賈誼的建議，那是一些缺乏政治遠慮的建議。
劉恆和賈誼處於兩個位置，賈誼只需要一心考慮國家、君上、自己的熱情與理想，而劉恆每選擇執行一項政令都要考慮各方勢力的平衡。
歷史上許多君臣都是如此，日後晁錯和景帝的關係也是這樣。統治者和謀臣不同，統治者的誕生是各方勢力綜合選擇的結果。以劉恆為例，他的登基也就宣召了，他將代表關東諸侯王集團、功臣集團等各方勢力的利益。不論他願不願意、認可不認可、是不是想打破這種利益關係，他在客觀上都處於這樣的位置。而謀臣所肩負的責任是單一的，只需要不斷進諫就行了，完全不需要考慮皇帝私人的利弊。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進諫與皇帝的利益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衝突，皇帝選擇接受諫言其實是一種「反常理」的現象。也正因為此，每當人們看到善於納諫的君王時，都會將他奉為「明君」。
鬱悶的賈誼在長沙國做了三年太傅。一天，有一隻貓頭鷹飛進了賈誼的房間，落在了座位旁邊。楚人把貓頭鷹稱作「服」，賈誼此時被貶，情緒正低落，再加上長沙那鬼地方在那時還是偏遠之地，氣候非常不適合北方的河南人居住，賈誼覺得自己活不長了，多愁善感，於是作《服鳥賦》一首：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崒，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數之度，語余其期。」
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無疆大，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振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鳥識其時？
且夫天地為爐，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