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茅廬的賈誼在劉恆面前賺足了風頭，深諳《左傳》《國語》的他滿懷著一腔熱情投身於朝廷的政治鬥爭之中。然而，經學不僅賦予了他才華，還給他增添了書生氣，賈誼不僅在思想上存在著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他缺乏對於人情世故的領悟。
人事總是映照著天象，至少古人著史都是這樣寫的。
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的最後一天，天象突變，本來晴朗的白日陡然間陷入一片昏暗，原來是發生了日食。半個月後，也就是當年十二月的十五日，漢朝的疆土上第二次發生了日食。
古人認為，日食、月食都是大凶之兆，尤其對於皇帝而言，身為天子，上天的變動往往就意味著老天爺的指示。日食是危難的象徵，劉恆覺得，這是上天覺得他做皇帝做得不好。為了彌補自己的過錯，劉恆在當年下詔說：
「我聽說，黎民蒼生都是上天生育的，因而上天設置了天子來管理他們。如果天子不講仁德，處理事情不公允，上天就會降下災難來警告天子。今年十一月，我大漢發生了日食，這就是上天對我的警告，我認為沒有比這更可怕的災難了！我本是一個沒啥本事的人，即位以來，弄得天下大亂，老天爺指責我，那罪責就在我一個人身上。大臣們不過是我的股肱手足罷了。我對下沒有養好百姓，對上損害了日月星辰的光輝，我實在是太失德了。
「大傢伙兒看到我的詔書之後，勞煩把我的過失都告訴我，不論是行為上的過失還是想法上的過失。同時，有勞大家多多向朝廷舉薦賢良方正的人來輔佐我。群臣們也要各自反省自己，看看自己有沒有盡職盡責。另外，我日後要輕徭薄賦，惠及百姓。」
劉恆此詔的核心就是一道「求賢令」，希望廣招天下賢能來輔佐自己，然而劉恆並不是在即位的第二年才開始招攬賢才的。正如前文所講，劉恆在即位之後就一直致力於培養自己的勢力，好藉此和中央的功臣集團作鬥爭。
在文帝前元元年，河南郡的太守吳公因為在當年的政績考核中名列全國第一而獲得了劉恆的賞識，劉恆又聽說此人原本是秦朝丞相李斯的同鄉，過去經常向李斯學習，是一位出色的文法吏，於是就徵調他到中央擔任廷尉。
西漢初年，一顆政治新星的發跡就與這位吳公有關。
在河南郡的郡治洛陽縣，有一位少年才俊，名叫賈誼。此人在十八歲時就因為飽讀詩書、文采斐然而聞名鄉里，吳公在任時就因為賈誼被舉做秀才而將其招至門下。如今吳公成為廷尉，自然要順著劉恆的心意向劉恆舉薦人才，賈誼就因此得到了吳公的推薦。劉恆徵召賈誼為博士，也就是劉恆的隨從參謀，秩級為比六百石，歸掌管國家禮儀事務的太常管轄。
當時的賈誼只有二十多歲，正是血氣方剛、鋒芒畢露的年紀，每一次劉恆布置下來讓博士們討論的問題他都搶著回答。旁邊的老經學家們還一頭霧水的時候，賈誼就已經開始滔滔不絕了，弄得老人家們都很慚愧，而劉恆則大為欣喜，才一年就破格提拔賈誼做了太中大夫。雖然依舊是天子隨從，但賈誼連升三級，越過六百石、比八百石、八百石三級，秩級直接升為比一千石，歸屬於郎中令管制，可見劉恆對其寵愛之至。
賈誼到底出色在哪裡呢？主要是因為他精通《國語》和《左傳》這兩部書。
史載《左傳》研究之流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苟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也就是說，賈誼得到了《左傳》研究的真傳。此外，我們還應當注意到，賈誼的老師張蒼在此時擔任著漢朝的御史大夫，後來在文帝前元四年還拜相，賈誼的升遷或許還與他的提攜有關。
另外，依據韋昭《國語解敘》中所講：「……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賈誼應該也精通《國語》方面的研究。
漢初的學者往往窮盡一生研究一部經書，而賈誼一人兼修兩部，可見其才智過人，學識非凡，是個人才。
然而，賈誼的問題也就出在了他熟讀經書這件事上。我們常常會看到，小說家們寫小說寫著寫著就出現了自我複製。比如古龍的小說，不同作品裡面人物的性格都有相似之處，這是因為人們對於自己熟悉的事物總是難以超脫，做什麼事都喜歡往自己熟悉的地方扯。賈誼諳熟經學，所以他思考問題離不開經書上講的那些內容。一個人一旦成了書獃子，那也就沒什麼前途了，只能在固有的知識範圍內打轉。賈誼就屬於這種情況，實際上，他對政治並沒有多少可操作的見解。
不過賈誼銳意進取的風貌卻可以一時掩蓋住他政治才能的不足。初出茅廬的賈誼立志要幫助劉恆改弦易張，他認為，漢朝建國二十多年來天下和睦，已經是時候「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了。這五點是在幫助劉恆處理內政問題，同時賈誼要藉此重新規劃漢王朝方方面面的內容。
所謂「改正朔」，就是使用新的曆法。
中華歷史自夏朝開始，每一個朝代都有自己的曆法，每一次改朝換代都要改一次曆法，來與天命的改變相呼應。然而，由於劉邦默許了「漢承秦制」，加上他本人又是個大老粗，當年叔孫通為他設置新國家禮儀的時候他就要求叔孫通刪繁就簡，所以叔孫通大約也忘記了要設置新的曆法一事，以至於漢初仍以十月為歲首，跟秦朝一樣，這並不符合古代新王朝建立後的規矩。
「易服色」就是更改朝會和典禮時輿馬服飾的顏色。由於秦朝按照五行學說將自己說成是水德，所以秦人崇尚黑色。而漢朝滅秦而立，應當是土德，賈誼據此而設計讓漢朝人以黃色為尚。
「法制度」就是修正國家的各項制度。「法」不是制定，按照清人王先謙的說法，「法」有修繕、規範之意。漢初政局的凋敝主要就是由於繼承了秦朝不完善的政治制度，賈誼此舉意在重振朝綱，讓漢朝從根本上擺脫秦朝凋敝政局的陰影。
「定官名」「興禮樂」也就是制定新的官名和禮儀制度。制度都已經改了，那麼在官職和禮節上也應該有所變化，此舉與「法制度」相配套。
除了上述五點之外，賈誼還提出了「數用五」的建議。關於這一點，史學家們歷來說法不一。
顏師古引張晏注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秦漢史大家陳直也認為「數用五」是「指官印擬改用五字也，漢初公卿太守都尉印文皆四字，賈誼之議未採納，至武帝時使正式改用」。
根據張、陳二人的意思，「數用五」指的是，所有官印上刻的字都要有五個，此前漢朝的官印都只刻四個字。
然而將「數用五」僅僅當作官印上文字的數量顯然不妥。按照韓兆琦先生的說法，「數用五」還可以是表現在禮器、官印等各個方面，而且「土」在五行當中位居第五，賈誼不是要把漢朝說成是土德嘛，這個「數用五」剛好可以與土德說搭配起來。
最後只能按照《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秦）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的記載來籠統地解釋「數用五」，這應當是指，在禮儀制度等方面都以數字五為數量來規範。
賈誼提出這六點的目的只有一個：全盤推翻「漢承秦制」的模式。儘管賈誼的思路是正確的，然而劉恆卻沒有遵照他的意見去實行。史書說「帝謙讓未遑也」（《資治通鑒》卷十三），就是劉恆很謙虛，一個勁兒地說自己能力不夠，最終沒有實行賈誼的計畫。
然而筆者認為，劉恆拒絕賈誼的建議並非是因為謙虛。前文講過，劉恆早年是諸侯王，在整個發動政變登基的過程中也與諸侯王接觸繁多，所以劉恆一登基就先拿王國問題開刀，又是招降南越國，又是分封皇子。相較於王國問題，內政改革其實更難實行，因為這其中涉及了劉氏家族內部的問題。畢竟「漢承秦制」是劉邦定下的規矩，劉恆要明確廢止這些制度就意味著要公開否定劉邦時期的政策。且不說這不符合古人的思想觀念，這樣公開明確的做法必然會遭到功臣集團的強烈不滿，再者劉邦設置這些制度也是為了保護功臣集團的利益，而且功臣集團對劉邦的個人崇拜極其強烈，此時著手處理內政問題時機尚不成熟。
由此可見，儘管賈誼政治熱情很高，但熱情終究彌補不了眼光和才能的缺陷，賈誼的政治情商已經低到可以申報吉尼斯紀錄了。他這時候還不清楚，自己這通毛毛糙糙、未加深思熟慮的憤青式發言已經為他日後的悲劇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