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恆要在朝廷紮根，除了掃除功臣集團的障礙，他還需要能夠為他所用的「左膀右臂」，他需要自己的親信，能夠忠於自己的謀臣。除了選拔新人，劉恆還想到了親和他的母族。此外，代國的舊臣也是不錯的選擇，那些劉邦時代的老臣更是現成的人才。
除了處理有關功臣、諸侯王這些「外人」的問題，劉恆還要大力培養自己的羽翼。這幾乎是所有統治者的必修課，更何況是對於劉恆這樣一個有抱負有理想，並希望施行新政的人，他培植人才的目的無非兩點。
首要的是鞏固自己的地位。劉恆不能一輩子指望著功臣集團和諸侯王，一直靠他們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那些人小算盤不少，長期受制於他們的話，劉恆根本無法有所作為。
其次就是為日後推行新政培養人才、徵集意見。劉恆剛剛登基就表露出了實行新政的意圖，特別是在王國問題的處理上。劉恆特別希望拿這個問題開刀，因為他自己就當過諸侯王，對地方上的事情很清楚。加之劉恆與諸侯王的勢力接觸廣泛，自然有一種在解決王國問題上的優越感。
劉恆在鞏固和培養自己的勢力方面主要做了三點。
第一，劉恆在十月初八派自己的舅舅、車騎將軍薄昭去代國接來劉恆的生母薄氏，將她立為太后，並在十二月封薄昭為軹侯。
劉恆剛剛在長安扎穩腳跟，放眼望去，除了舅舅之外他舉目無親，張武、宋昌雖然貼心，但也不能無話不談。劉恆需要薄太后來為他出謀劃策，而太后的確立標誌了中央體系的進一步健全，加速了整個政權的穩固，在這方面劉恆可謂目光卓越。
第二，劉恆登基之後封賞代國的功臣。
劉恆之所以能順順利利地當上皇帝，當初跟著他從代國來長安的宋昌、張武等七人功不可沒，尤其是宋昌功勞不菲。同時，劉恆也想培養一套自己的班底，而這七個人幾乎就是現成的，以前在代國什麼樣現在還什麼樣就行。所以劉恆下詔說：「眾大臣平定諸呂迎我入京的時候，開始我很擔心，群臣也阻攔我，只有中尉宋昌讓我不要懷疑，這才讓我沒有失去做皇帝的機會。之前我已經任命宋昌做了衛將軍，統領南北軍，現在要再封他為壯武侯。剩下的六個人也都封他們做九卿 一級的官員。」
九卿這樣的重臣之中，三分之二都是代國原班人馬，再加上宋昌被封侯，文帝劉恆可謂是充分地扶植了自己原本培養的勢力，想來這七人受此厚恩，肯定能更好地為劉恆服務。
凌稚隆在《史記評林》中引用了董份的一段評價說，劉恆先封諸侯和功臣集團的人，再封代國人馬，可見劉恆不偏私。儘管劉恆人不壞，可這樣過度解讀，給劉恆臉上貼金，真不得不讓人懷疑凌稚隆是不是在「高級黑」了。
劉恆如果先封賞宋昌、張武七人，那功臣元老們不鬧騰起來才怪；同時，後封賞這七個人其實也是對他們的一種變相保護，不然此七人一旦成為功臣們嫉妒的對象，那肯定沒有好下場了。
劉恆培養幹部的第三項措施是下令在全國範圍內選拔人才。
劉恆登基時天下初定，所以急需的是可以馬下治天下的人，而不是能夠馬上打天下的人。可問題在於，他自己就是這撥武將扶植起來的，朝堂之上大老粗居多，而功臣集團的子弟也仰仗父兄的軍功和擁立之功飛揚跋扈。所以劉恆就希望通過選拔新的人才，尤其那些有才能但是沒背景、沒財力的人，比如大才子賈誼，以此在朝廷中培養出一支可以與功臣集團相抗衡的勢力。
當然，這樣做的弊端也顯而易見。貧苦人家的子弟在受到封賞的情況下，很容易對皇帝一味愚忠。
劉恆鞏固自身勢力的第四項舉措，是著重安撫並賞賜了許多劉邦時期的老臣。
劉恆這一招看似毫無緣由，弄不明白他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實則是大有深意。劉恆認識到，遠水解不了近渴，與其培養新勢力做長線投資，不如先把那些原本並不反對自己、對自身利益構不成威脅的老臣拿來用，畢竟老臣們政治經驗豐富，是現成的人才。
劉恆是這樣安排的：
一、給曾經跟隨高帝劉邦進入巴蜀和漢中的六十八個列侯，每個人封地增加了三百戶；
二、給過去在劉邦時期當過兩千石以上的大官、且未封侯的潁川郡守尊（名尊，姓氏失載）等十人，各自增加六百戶的食邑；
三、增加淮陽郡守申屠嘉等十人封地五百戶；
四、增加衛尉足（名足，姓氏失載）等十人封地四百戶。
劉恆很會拉攏老臣。老臣們經歷諸呂之亂，早已深受打擊，特別是劉恆第一項加賞的六十八位列侯，這些人能活到劉恆執政時期，多數都已經風燭殘年，政治影響力也幾近消失殆盡。此刻劉恆封賞他們，宛如天上掉餡餅一般，老頭子們拿人家手短，自然要發揮餘熱給公眾講講劉恆的好話。
而且此後這些老臣多半也會打心眼裡擁護劉恆：這些人都是當年跟著劉邦打天下的元老，身上都有一種賭徒的特性。他們當年把寶押在劉邦身上就是為了獲得利益，結果賭贏了。而現在劉恆反過來，讓這些人知道可以從自己這裡分到利益，他們自然也會去選擇支持劉恆，對劉恆和他的新政產生一種信任。
政治博弈本來就是賭博，劉恆很準確地把握了這些老賭徒的心態。同時，劉恆通過廣布恩澤的方式來收攏人心、鞏固統治，相較於劉邦時代的暴行和高壓政策，更是一種進步。
筆者在前文總結了劉恆是如何巧妙地通過分配利益來瓦解「功臣－諸侯王利益聯合集團」，還總結了劉恆培養己方勢力的做法，這些做法都表現了劉恆極高的政治敏感度，同時也反映出了劉恆在政治上的熱心。
劉恆熱心政治這一點常常被史學家們忽略。大傢伙兒都覺得劉恆講求的是「無為而治」，「無為而治」踐行的是道家思想，道家講「守靜」，劉恆對政治這樣世俗的事務在態度上應該寡淡一些。就連太史公司馬遷都未能看破這一點，所以才在《史記》中稱讚劉恆在執政方面的弱勢傾向。
實質上，道家講求的其實是「無為而無不為」，要求統治者遵循自然規律來治理國家，而不是真的什麼都不做。劉恆在政治方面極高的熱情，促使他相較於之前的統治者，能夠更多地思考如何處理朝政。劉恆能在功臣、諸侯王、元老、代國舊臣、母族外戚這五方勢力之間周旋得遊刃有餘，至少在方方面面都照顧得到，足見其作為大政治家的素養之高。
劉恆身處於各方勢力之間，然而他卻從不偏袒於任意一方，而是追求一種利益分配中的相對公平。公平就不會有矛盾，這和無為而治是相契合的，只有順應了利益分配的規律，才能夠將利益分配的公允度做到最大化。所以，無為而治與劉恆的政治熱情並不矛盾。
劉恆上述的諸多做法，主要是做給功臣元老、諸侯強臣們看的，那麼劉恆有沒有為了讓老百姓安心、樹立老百姓對自己的信心而實施過什麼措施呢？
有。
首先，就是前文講過的，在即位之初允許老百姓聚眾飲酒五天，拉攏人心、安撫百姓。
其次，劉恆向太僕（主管皇帝的車輛、馬匹）下令，要求裁撤御廄之中馬匹的數量。要那麼多馬他也沒地方使，總不能無聊地挨個兒騎一遍吧，索性將多餘的馬補充到驛站當中，這樣做還能在老百姓面前顯得他劉恆不貪圖享樂。這實質上迎合了老百姓對於諸呂之亂後，能夠出現一位勵精圖治的君主的期待。
劉恆需要底層支持，自然要順應民意表現出銳意實行新政、整飭朝綱的氣象。
第三，劉恆在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的十一月裁撤了衛將軍宋昌給自己新增的警衛部隊，還在九月和郡國的太守、國相校驗了調動軍隊的虎符和驗明使者身份的竹使符。
前者無非在向老百姓展現一種自信和大度。減少護衛意味著減少防範，表達了劉恆的自信以及對老百姓和眾大臣的信任。這和秦始皇反差鮮明：嬴政出行前呼後擁，而且還有很多空輦，時時不忘保護自己的安危；而劉恆大度自信，敢於將自己的活動透明化。
劉恆的後一個行動則是確保了國防體系的完善。秦漢時的軍隊是不能隨意聽從某個人調動的，想要調動軍隊，需要將皇帝的半個虎符和軍隊統領持有的另外半個合在一起。竹使符也一樣，一半在皇帝那裡，一半在郡太守或王國國相那裡，用來驗證使節身份的真實性。核對郡國的符節，等於是國防體系的一次自查，這也是為了讓老百姓看到國防的安定可靠，讓人對國家放心。
縱觀中國古代的歷史長河，所有的新政都基於許多種信心的結合。這之中包括執政者的自信、人民對於新政的信心、老百姓對政府的信心，等等。劉恆深諳這些道理，他即位之初，不論是安撫老臣、分封諸侯、獎賞功臣、安定民心，還是接下來安穩南越國、立皇后、立太子、轉化王國與中央的矛盾等措施，都是在樹立自己的威望，構建這些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