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精神方面來說，為寫這部書，我個人也已經準備得很久很久了。我想我是準備了一輩子。
記者：作為歷史小說的作者，如何處理歷史與文學、虛構與史實的關係向來是個比較棘手的問題，處理不好很容易被詬病。
劉和平：我覺得在這部書中，我完成了「兩個突圍」：對於傳統模式下小說的敘事方式的一種突圍；對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如何突破所謂史實的約束的一次突圍。
史學研究是落在「研究」兩個字上，或者說歷史考證是落在「考證」兩個字上，而文學創作是落在「創作」兩個字上。試想一部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你不允許它創作，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現在歷史題材的小說和戲劇、電影都面臨著一種困境。尤其是歷史劇，它還不同於小說。在小說中作者可以跳出來發言，甚至直接把史學界的一些觀點轉換成文學語言表達出來，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所謂的「缺乏歷史真實性」的問題。可歷史題材的戲劇、電影就不同了，它要求人物自己說話，這樣一來，一度創作的作者，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編劇，他在面對既要尊重歷史真實，又要構建戲劇性這兩方面的要求時，就帶來了永遠難以妥協和互讓的矛盾。其實這個矛盾在幾百年前就已得到解決。最著名的是英國的莎士比亞。中國的《三國演義》是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也很好地解決了這個矛盾。
《三國演義》的出現是對文史不分的一種突圍，就是在文學眼中的歷史終於有了獨立的位置，這個位置的取得花了中國幾百年的時間，是通過無數代人的努力所完成的。包括宋代的說唱藝術，元代的戲曲，在中國民間通過多種文藝形式，說唱後世無數人心目中的歷史。到了明代才水到渠成，先是出現了《水滸傳》，然後是《三國演義》，直接衝擊官修史學。今天有一些觀點，認為《三國演義》說的就是當時一種完全正統的思想，但很少人從裡面讀出另外一層意思，就是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在深深懷念著漢民族的最後一個英雄時代。可以看出生活在明朝的那些漢人，對曾經的漢人群星璀璨的時代的再出現，集體無意識的一種呼喚，所謂漢、晉，不過是一個表象。
我自認是最後一代漢人，在今天國家經濟高速發展、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大河文化（指農業文明）逐漸走向海洋文化（指商業文明）的時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否認自己原本是從大河文化，也就農耕文明中來的。克羅齊說「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在歷史轉型時期，我們這個民族在逐漸丟掉幾千年來大河文化留給我們的歷史精神遺產，包括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對傳統文化的熱愛深入骨髓，這是我不願意看到的，也是許多中華民族的傳人不願看到的。這就出現了近幾年呼喚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回歸的思潮。
當一種新的思潮來臨的時候，你進入其中，並且用作品來表現這種思潮的時候，它本身承載了一種責任感、使命感，因此作品一出來，就一定會得到強烈的共鳴。我2005年3月開始寫《大明王朝1566》，電視劇2006年3月開機，2007年1月播出，運作速度之快在行業內被稱為奇蹟。我其實心裡很明白，這是因為人們呼喚某個東西已經夠久了。
記者：也就是說選擇嘉靖朝最後五年作為《大明王朝1566》的歷史背景，您的創作初衷源於文化轉型時期的憂患意識？
劉和平：《大明王朝1566》只寫到嘉靖之死，我還會寫一部《大明王朝1587》來講後面的事情。是這個題材選擇了我，而不是我選擇了這個題材。就像是《三國演義》選擇了羅貫中，而不是羅貫中選擇了《三國演義》。當然，我不能跟羅貫中比，我說的是一種文化現象。
我寫這本書也是因為海瑞引出來的。最早是海南省和海口市的領導、也是我的朋友請我去，希望我寫海瑞，宣傳海瑞。其原因之一是某中央領導在視察海口時打破行程，專門去憑弔海瑞墓。海瑞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深深感動著我們，為何不宣傳海瑞呢？這決不是心血來潮，而是社會思潮的呼喚。
當農業經濟轉為商業經濟時，要永遠記住民族精神不能丟，人們不能過於趨利、趨樂。須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記者：在歷史小說里，無論是憂患意識還是人世感悟最後都要通過文學手段來表達。
劉和平：最偉大的史書是史詩而不是其他，這個史詩不是指狹義的史詩。司馬遷的《史記》被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說史以外，寫歷史的人還要用文學賦予歷史以精神。
我很清醒地知道到我是在進行文學創作，用文學手法表現歷史題材，創作者只有一個任務，就是傳歷史之神——這就是我的追求。在文學創作者那裡，最後只剩下一個真實，就是「心的真實」，這是終極真實，而不是所謂的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達到了這個真實，讀者就不會斤斤計較於歷史，他寧願相信，作者筆下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歷史人物，就是嘉靖、就是海瑞。
怎樣擺脫歷史對文藝作品的束縛這是一道門檻，其實用道家的智慧，這個門檻會一下跨越。老子思想中有一個核心話題是「不可名言」，不要去說它是什麼，而去說它不是什麼。比方說嘉靖，不要說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但可以去說他不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不要去說嚴嵩是一個大奸臣，可以去說他是一個什麼樣的首輔。
記者：前面聊了不少「道」的層面的東西，現在談談技術層面的事吧，對讀者來說，更關心的可能還是一些具體的問題。特別是歷史題材的作品，作者免不了要被問及一些與歷史有關的話題。
劉和平：其實我不太願意把我的歷史觀點說給讀者和觀眾。有媒體讓我向對明朝歷史感興趣的讀者推薦一些我認為不錯的書，我的回答是我不好推薦大家去讀什麼書。每個人的口味不同，如果說真的對歷史感興趣，那麼就去書店翻一翻，翻到哪本書覺得有意思了，就去讀哪一本。任何人的建議都是一種干擾。但既然我們在說《大明王朝》這本書，這些肯定也要談的。你問吧。
記者：我記得錢穆《國史大綱》解讀明史一章引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雲，「有明一代政治之壞，自高皇帝廢宰相始」，據錢先生分析，明代為中國歷史政治的轉折時代，自此中國歷史方自「尊師相，抑君權」之傳統士大夫政治真正進入帝王專制時期，其中所產生的流弊遠播後世。您怎麼看待明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定位以及所凸顯的歷史問題？
劉和平：我用四個字來概括一下吧。明朝人特別是我書中所寫的那個時代的人都生活在「困境人生」之中。中國封建專制體制到了明朝，幾乎達到一個頂峰，最嚴重的問題是「朝廷不分」、「家國不分」。
記者：全書開頭就寫廷杖大臣。
劉和平：我就是想用廷杖這個細節，幾板子打出明朝王權主義到了極致的本質。「家國不分」帶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就是社會利益的分配問題。這可能和明朝開國皇帝的身份有關。凡是平民皇帝奪得天下，「家天下」的感覺都要比貴族社會強烈。明朝有一個奇怪的矛盾現象，因為只要是封建體制，就離不開使用文官集團來統治偌大的農民國家，可朱明王朝除了隆慶外，其他皇帝都心理扭曲，「反智」、「仇富」得厲害。
記者：可隆慶只在位6年。
劉和平：這是很可惜的事，而且後人對他的一生有一個錯誤的評價，認為他懦弱、無能，只知耽於酒色，我在書里寫的裕王也就是後來的隆慶不是這樣的。
明朝的分封制從朱元璋始，全國各地的藩室宗親都擁有大量財富，而最大的經濟利益即得者就是皇帝，王權操控經濟的現象到了極致。尤其是我書中所寫的年代，嘉靖27年不上朝，但有一件事他樂此不疲，就是每天躲在宮裡算帳。可以說當時真正的戶部尚書，就是嘉靖本人。
記者：說到嘉靖，我記得在書前面描寫各種權力鬥爭的鋪陳之後，第十三章第13幕「玉熙宮大殿」里，皇帝、內閣（裕王集團與嚴嵩集團）、宦官集團的三大權力交鋒尤為出彩，其中嘉靖作為一代雄猜之主的馭人之術也表現得淋漓盡致，歷史上的嘉靖果真有此手腕？您怎麼看待嘉靖這個人？
劉和平：到嘉靖這個時期，是每個人都難以找到自己人生位置的時期，因為天下第一人就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位置。嘉靖的人生正確位置應該是「聖主賢君」，但這樣一來，他就要成為國家的奴隸。雍正是心甘情願作最大的奴隸，但嘉靖不同，他有著從老莊那裡學來的智慧，他不想這樣生活。他認為既然上天選擇他當皇帝，他就當皇帝，但個人生活要自己來掌控。他在做皇帝和做人之間找到一個最好的生存點――「無為而無不為」。於是才出現大明王朝唯一在任二十年的首輔嚴嵩。嘉靖是經歷過「大議禮之爭」的皇帝，深深知道一旦手裡有權，就要面對天下責任，掌握利益分配，這個權力背後其實是罵名，也就是意味著每天的日子都過不好。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是最簡單也是最複雜的政治體制，真要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