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家的故事
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當時我住在T省某縣地主別洛庫羅夫的莊園里。別洛庫羅夫這個年輕人，黎明即起，穿一件緊腰長外衣，每天晚上要喝啤酒，老跟我抱怨，說他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他住在花園裡的廂房裡，我則住在地主老宅的大廳里。這個大廳有許多圓柱，除了我睡的一張寬大的長沙發以及我擺紙牌作卦的一張桌子外，再沒有別的傢具。裡面的幾個舊式的阿莫索夫壁爐 里老是嗡嗡作響，哪怕晴和的天氣也是這樣。遇上大雷雨，整座房子便震顫起來，似乎轟的一聲就要土崩瓦解。特別在夜裡，當十扇大窗霍地被閃電照亮時，那才真有點嚇人呢。
我這人生性懶散，這一回乾脆什麼事都不做。一連幾個小時，我望著窗外的天空、飛鳥和林蔭道，閱讀給我寄來的書報，要不就睡覺。有時我走出家門，在某個地方徘徊遊盪，直到很晚才回來。
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無意中走進一處陌生的莊園。這時太陽已經落山，黃昏的陰影在揚花的黑麥地里延伸開去。兩行又高又密的老雲杉，像兩面連綿不斷的牆，營造出一條幽暗而美麗的林蔭道。我輕鬆地越過一道柵欄，順著這條林蔭道走去，地上鋪著一俄寸 厚的針葉，走起來有點打滑。四周寂靜而幽暗，只有在高高的樹梢上，不時閃動著一片明亮的金光，一些蜘蛛網上變幻出虹霓般的色彩，針葉的氣味濃烈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後來我拐彎，走上一條長長的鍛樹林蔭道。這裡同樣荒涼而古老。隔年的樹葉在腳下悲哀地沙沙作響，暮色中的樹木中間隱藏著無數陰影。右側的一座古老的果園裡，一隻黃鶯懶洋洋地細聲細氣在歌唱，想必它也上了年紀啦。後來，椴樹林蔭道總算到頭了，我經過一幢白色的帶涼台和閣樓的房子，眼前忽地展現出一座莊園的院落和一個水面寬闊的池塘。池塘四周綠柳成蔭，有一座洗澡棚子。池塘對岸有個村莊，還有一座又高又窄的鐘樓，在夕陽的映照下，那上面的十字架金光閃閃。一時間，一種親切而又熟悉的感覺讓我心曠神怕，似乎眼前這番景象我早已在兒時見過。
一道白色的磚砌大門由院落通向田野，這大門古老而結實，兩側有一對石獅子。大門口站著兩個姑娘。其中一個年長些，身材苗條，臉色蒼白，十分漂亮，長一頭濃密的栗色頭髮，一張小嘴輪廓分明，神態嚴厲，對我似乎不屑一顧。另一個還很年輕，頂多十六八歲，同樣苗條而蒼白，嘴巴大些，一雙大眼睛吃驚地望著我打一旁走過，說了一句英語，又扭怩起來。我彷彿覺得這兩張可愛的臉兒也早已熟悉的。我興緻勃勃地回到住處，恍如做了一場好夢。
此後不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別洛庫羅夫在屋外散步，忽聽得草地上沙沙作響，一輛帶彈簧座的四輪馬車駛進院子，車上坐著那位年長的姑娘。她為遭受火災的鄉民募捐而來，隨身帶著認捐的單子。她不正眼看我們，極其嚴肅而詳盡地對我們講起西亞諾沃村燒了多少家房子，有多少男女和兒童無家可歸，以及救災委員會初步打算採取什麼措施——她現在就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她讓我們認捐簽字，收起單子後立即告辭。
「您完全把我們忘了，彼得·彼得羅維奇，」她對別洛庫羅夫說，向他伸出手去，「您來吧，如果某某先生 （她說出我的姓）光臨舍下，想看一看崇拜他天才的人是怎樣生活的，那麼媽媽和我將十分榮幸。」
我鞠躬致謝。
她走之後，彼得·彼得羅維奇就講起她家的情況。據他說，這個姑娘是好人家出身，叫莉季婭·沃爾恰尼諾夫娜，她和母親、妹妹居住的莊園，連同池塘對岸的村子，都叫舍爾科夫卡。她的父親當年在莫斯科地位顯赫，去世時已是三品文官。儘管廣有資財，沃爾恰尼諾夫的家人一直住在鄉間，不論夏天冬天從不外出。莉季婭在舍爾科夫卡的地方自治會開辦的小學 任教，每月領二十五盧布薪水。她自己的花銷就靠這筆收入，她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這是一個有趣的家庭，」別洛庫羅夫說，「好吧，我們哪天去看看她們。她們會歡迎您的。」
一個節日的午後，我們想起了沃爾恰尼諾夫一家人，便動身到舍爾科夫卡去看望她們。母親和兩個女兒都在家。母親葉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當初想必是個美人兒，不過現在身體虛胖，顯得比實際年齡要大，還害著哮喘病。她神色憂鬱，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為了引起我的興趣，盡量談些繪畫方面的話題。她從女兒那裡得知，我可能會去舍爾科夫卡，她倉促間想起了在莫斯科的畫展上曾見過我的兩幅風景畫。現在她就問我，在這些畫里我想表現什麼。莉季婭，家裡人都叫她麗達，大部分時間在跟別洛庫羅夫交談，很少跟我說話。她神態嚴肅，不苟言笑，問他為什麼不到地方自治機關任職，為什麼他至今一次也沒有參加過地方自治會的會議。
「這樣不好，彼得·彼得羅維奇，」她責備說，「不好。該慚愧啊。」
「說得對，麗達說得對，」母親附和道，「這樣不好。」
「我們全縣都掌握在巴拉金的手裡，」麗達轉向我接著說，「他本人是縣地方自治局執行委員會主席，他把縣裡的所有職位都分給了他的那些侄兒和女婿，自己一意孤行，為所欲為。應當鬥爭才是。青年人應當組成強有力的派別，可是您看到了，我們這兒的青年人是怎麼樣的。該慚愧啊，彼得·彼得羅維奇！」
大家談論地方自治局的時候，妹妹任妮亞一直默不作聲。她向來不參加嚴肅的談話。家裡人還不把她當作大人看待，由於她小，大家叫她蜜修斯 ，這是因為她小時候稱呼她的家庭女教師為蜜斯的緣故。她一直好奇地望著我，當我翻看照相本時，她不時為我說明：「這是叔叔……這是教父」，還用纖細的手指點著相片。這時她像孩子般把肩頭貼著我，我便在近處看到她那柔弱的尚未發育的胸脯，消瘦的肩膀，髮辮和緊束著腰帶的苗條的身子。
我們玩槌球，打網球 ，在花園裡散步，喝茶，然後在晚餐時消磨了很長時間。在住慣了又大又空的圓柱大廳之後，來到這幢不大卻很舒適的房子里一時還有點不適應。這裡的四壁沒有粗劣的石版畫，這裡對僕人以「您」相稱，這裡因為有了麗達和蜜修斯一切都顯得年輕而純潔，到處都呈現出上流社會的氛圍。晚餐桌上，麗達又跟別洛庫羅夫談起縣地方自治局、布拉金和學校圖書館的話題。這是一位富有朝氣的、真誠的、有主見的姑娘，聽她講話很有意思，儘管她說得大多，聲音響亮——這大概是她講課養成的習慣。可是我的那位彼得·彼得羅維奇，從上大學起，就有個把話題引向爭論的習慣，而且講起話來枯燥無味、拖沓冗長，總想炫耀自己是個有頭腦的進步人士。他做手勢的時候，袖子帶翻了一碗調味汁，弄得桌布上一灘油漬，可是除了我，好像誰也沒有看見。
我們動身回去的時候，天色已黑，四下里一片寂靜。
「良好的教養不在於你不弄翻調味汁、弄髒桌布，而在於別人弄翻了你只當沒看見，」別洛庫羅夫說完嘆了一口氣，「是啊，這是個極好的、有教養的家庭。我跟這些高尚的人很少聯繫了，真是很少聯繫了！成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
他講到，如果你想把農業經營得極好，就必須付出許多辛勞。而我卻想：他這人多麼遲鈍、懶散！每當他談起什麼正經事，就故意拖長聲調，哎呀哎的，干起事來，跟說話一樣——慢慢騰騰，總是拖拖拉拉，錯過了期限。我對他的辦事認真已經不大信服，因為我曾托他去郵局發幾封信，才知他一連幾個星期把信揣在自己的口袋裡。
「最難以忍受的是，」他跟我並排走著，嘟噥道，「最難以忍受的是，你辛辛苦苦地工作，卻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絲一毫的同情都沒有！」
從此我經常去沃爾恰尼諾夫家。通常我坐在涼台最下一級的台階上。我心情苦悶，對自己不滿，惋惜我的生活匆匆流逝，而且沒有趣味。我老想，我的心變得如此沉重，真該把它從胸腔里挖出來才好。這時候涼台上有人說話，響起衣裙的客牽聲，翻書聲。不久我就習慣了麗達的活動：白天她給病人看病，分發書本，經常不戴帽子、打著傘到村子裡去，晚上則大聲談論著地方自治局和學校的事。這個苗條而漂亮、神態永遠嚴肅、小嘴輪廓分明的姑娘，只要一談起正經話題，總是冷冷地對我說：「您對這種事是不會感興趣的。」
她對我沒有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歡我，是因為我是風景畫家，在我的那些畫里不反映人民的困苦，而且她覺得，我對她堅信不疑的事業是漠不關心的。我不由得記起一件往事，一次我路過貝加爾湖畔，遇到一個騎在馬上、穿一身藍布褲褂的布里亞特族 姑娘。我問她，可否把她的煙袋賣給我。我們說話的時候，她一直輕蔑地看著我這張歐洲人的臉和我的帽子，不一會兒就懶得答理我。她一聲叱喝，便策馬而去。麗達也是這樣蔑視我，似乎把我當成了異族人。當然，她在外表上絕不表露出她對我的不滿，但我能感覺出來，因此，每當我坐在涼台最下一級的台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