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對我來說是個好主意。我下周得去洛杉磯寫電影劇本，所以其實已經走了一大半路程。再加上我跟簡奈爾爭執太多，我想離開她一會兒。我知道她會把我去日本當成對她的冒犯。這正合我意。
瓦萊莉問我會在日本待多久，我說大概要一周，她不介意我去，她從來都不介意。實際上，我能離開她總是很高興。我在家裡太讓她神經緊張。她花很多時間去拜訪她父母和她家庭的其他成員，把孩子也一起帶去。
當我在拉斯維加斯下飛機時，卡里開來的勞斯萊斯就在停機坪上等著我，所以我不用走去航站樓。這一點讓我腦海中的警鈴大作。
很早以前，卡里跟我解釋過為什麼他會在停機坪上接人。他這麼做，是為了躲開FBI對所有進入賭城旅客的監控攝像。
在航站樓的中心等待區那裡有一個巨大的時鐘，在鐘的背後一個特別定製的小格子里有一些移動攝像頭，它們會錄下從全世界蜂擁來拉斯維加斯的賭徒們。晚上，負責的FBI團隊就會檢查所有錄像並跟他們的通緝名單比對。隨遇而安的銀行劫匪、跑路的挪用公款者、製造假鈔的騙子、成功的綁架犯和敲詐勒索者都可能在還沒來得及賭光弄來的黑錢，就滿臉震驚地被逮捕了。
當我問卡里，他是怎麼知道這一點時，他告訴我有個前FBI高級特工在酒店裡當安全主管，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我注意到，卡里這次是親自駕駛這輛勞斯萊斯，連司機都沒有。他開車繞過航站樓直接去了行李處，我們坐在車裡等著我的行李出來。我們等待時，卡里簡單地告訴了我情況。
首先，他警告我不要告訴格羅內維特我們會在第二天早上飛去日本，叫我假裝是來享受一個賭博假期；然後，他告訴我我們的任務——他得從日本偷運出來價值兩百萬美金的日元——以及這麼乾的危險。他非常懇切地說：「聽著，我不覺得有什麼危險，但你也許不這麼覺得。如果你不想去的話，我能夠理解。」
他知道我根本沒法拒絕他。我欠他一個人情，實際上，我欠他兩個人情。一個是讓我沒坐牢，另一個是當麻煩過去之後，他把三萬塊還給了我。他把我的三萬塊以二十塊面值的現鈔還給了我，我再把那筆錢存進賭城的一家銀行。我們的說法是那筆錢是我賭博贏來的，卡里和他的手下已經準備好要佐證這一說法。但沒有那個必要，整場陸軍預備役醜聞已經消失無蹤了。
「我一直都想遊覽日本，」我說，「我不介意當你的保鏢，我需要帶槍嗎？」
卡里滿臉驚駭：「你想把我們倆害死嗎？狗屎，如果他們想把錢從我們手上搶走，就讓他們搶。我們的護身符是保密和行動迅速。我把一切都想好了。」
「那你為什麼需要我？」我問，我有些好奇，還有點警惕。他的方法根本說不通。
卡里嘆了口氣。「飛到日本去的旅程太他媽長了，」卡里說，「我需要有個伴，我們可以在飛機上玩牌，在東京一起晃蕩，好好玩一場。再說了，你塊頭很大，如果有些小打小鬧偷了東西就跑的賊想對我們下手，你可以嚇跑他們。」
「好吧。」我說，但聽起來還是不對勁。
那一晚，我們跟格羅內維特一起吃了晚餐，他看上去並不太好，但講述自己早期在賭城的故事時仍神采奕奕，講他如何在聯邦政府派一大群間諜和會計來內華達州之前靠不用交稅的收入賺到一大筆財富。
「你得在暗地裡發財。」格羅內維特說，這句話是他腦子裡的主旋律，就像奧薩諾的腦子裡永遠瘋狂地轉著得諾貝爾獎的念頭一樣。「這個國家裡的每個人想要發財都得在暗地裡。那些成千上萬的小商店都在揩油，大公司則乾脆創造出一片法律上的荒原。」但所有這些都不如賭城充滿機遇，格羅內維特彈了彈哈瓦那雪茄的邊緣，心滿意足地說，「就是這個才讓賭城如此強盛，你在這裡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容易暗地裡發財，這就是它的力量。」
卡里說：「梅林只待一晚。我琢磨著明早跟他一起去洛杉磯挑點兒古董，還可以去見見那些好萊塢的人，跟他們談談他們的賭債。」
格羅內維特長長地抽了一口哈瓦那雪茄。「好主意，」他說，「我的禮物快送完了。」他大笑起來，「你們知道我是從哪兒想到送禮物這個主意的嗎？從一本1870年出版的關於賭博的書里，教育真是件偉大的事。」他嘆了口氣，站起身來，這是讓我們離開的信號。他握了握我的手，然後禮節性地護送我們到他套房的門口。我們出門時，格羅內維特莊重地對卡里說：「祝你旅途好運。」
到了門廊外的綠色假草坪上，我和卡里站在沙漠的月光之下。我們能看到拉斯維加斯大街上數百萬的霓虹燈，沙漠暗黑的山巒在遠方。
「他知道我們要去。」我對卡里說。
「如果他知道了，就知道了，」卡里說，「早上八點，跟我碰頭吃早餐，我們早點啟程。」
第二天早上，我們從拉斯維加斯飛去了舊金山。卡裡帶著一個巨大的深褐色皮箱，箱子幾個角都包著柔和而閃亮的黃銅，一條條黃銅框住箱子，鎖板也很重。它看上去堅固得令人敬畏。「它不會爆開，」卡里說，「我們也能輕易在行李傳送卡車上追蹤它。」
我從沒見過這樣的行李箱，於是說了出來。
「只是個我在洛杉磯買到的古董。」卡里自得地說。
在只剩十五分鐘時，我們跳上了一架日航747，卡里特意把時間算得非常精準。在長長的飛行中，我們玩著紙牌。當我們在東京降落時，我已經贏了他六千美金。卡里似乎並不介意，他拍著我的後背說：「我會在回來的飛機上贏回來的。」
我們在機場打了輛車去酒店。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遠東地區的這座絕妙之城，但它看上去只是更加破舊、空氣更渾濁的紐約。它看上去似乎在比例上也更小，人們更矮，建築更平，霧蒙蒙的城市天際線就像縮小版的紐約城那熟悉而壓倒性的天際線。當我們走進城市的心臟時，我看到人們都戴著手術紗布面罩，那讓他們看起來很怪誕。卡里告訴我，日本人在市中心會戴上遮陽的口罩，以防止嚴重污染的空氣所引起的肺部感染。
我們經過一些木製的房子和店鋪，它們就像是攝影棚里的場景，和它們交織在一起的是現代摩天大樓和辦公樓。街上滿是人，很多都穿著西式服裝，其他的——主要是女性——則穿著某種類似和服的衣服。真是個令人困惑的時尚大雜燴。
酒店令人失望，它現代又美國化，巨大的大堂鋪著巧克力色的毯子，還有非常多的黑色皮椅。穿著黑色美式西服的小個子日本男人坐在椅子里，緊緊攥著公文包。這完全可能是一家紐約的希爾頓酒店。
「這就是東方？」我問卡里。
卡里不耐煩地搖了搖頭：「我們可以好好睡一晚，明天我會去做我的事。明晚我會向你展示真正的東京是什麼樣子。你會好好享受的，不用擔心。」
我們同住一個很大的套間，兩個卧室。我們打開了行李箱，我注意到卡里那黃銅包裹的箱子里放的東西極少。因為飛行，我們都很疲倦，雖然才東京時間六點，我們還是上了床。
第二天一早，我卧室的門被敲響，卡里說：「快點，是時候起床了。」窗外才剛剛破曉。
他在套房裡吃早餐，那讓我失望，開始覺得自己不會看到幾眼日本了。我們吃了雞蛋、培根、咖啡和橙汁，還有些英式鬆餅。唯一東方的是某種薄煎餅，很巨大，比我們的煎餅要厚上兩倍，更像是巨大的厚片麵包，顏色也是種非常有趣而古怪的黃色。我試了一口，嘗起來像魚。
我對卡里說：「這是什麼鬼東西？」
他說：「這是煎餅，但是用魚油煎的。」
「我算了。」我說，把盤子推到他那邊去。
卡里津津有味地把它們吃光了。
「你只要習慣就行了。」他說。
在喝咖啡時，我問他：「計畫是怎樣的？」
「外面天氣好極了，」卡里說，「我們一起散個步，我會把計畫講給你聽的。」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間里談。他擔心這間房也許被竊聽了。
我們離開了酒店，時間還很早，太陽才剛剛升起。我們轉到一條小街上。突然之間，我就到了東方。目力所及之處全都是搖搖欲墜的小房子和小樓，人行道邊一堆堆巨大的綠色垃圾堆得那麼高，形成了一堵牆。
有不少人在街上。一個騎著自行車的男人超過了我們，他的黑色和服在身後飄揚。兩個瘦長結實的男人突然出現在我們前面，穿著卡其工裝褲和卡其襯衫，白色紗布口罩遮住了他們的臉。我驚得一跳，卡里大笑著，那兩個男人轉進了另一條小巷。
「上帝，」我說，「那些口罩真嚇人。」
「你會慢慢習慣的，」卡里說，「現在，認真聽著，我想讓你知道即將發生的一切，這樣你就不會犯任何錯誤了。」
我們沿著灰綠色的垃圾牆走著，卡里跟我解釋他將要偷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