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人說過……語言，就像毒藥……語言，就像石頭……還說，男人的願望就是為國家去戰鬥。可要是女人也去殺人呢？！那就不是正常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了嗎？……
不對！一千個不對！不，其實這也符合人性的心愿。戰爭已經爆發，我依舊過著正常的生活，女孩子的生活……但女鄰居收到了一封信，她的丈夫受傷，躺在醫院裡。我就在想了：「他受傷了，誰會頂替他？」還有，下來了一個失去雙臂的士兵，誰去頂替他？回來了一個失去雙腿的士兵，又有誰去頂替他呢？於是我寫信懇求接收我入伍。我們從來都受到這樣的教育，說我們的國家如果沒有了，我們就會什麼都沒有了。我們自小就學習熱愛國家，讚美國家。一旦戰爭爆發，我們必須做些什麼去幫助國家。需要護士，我們就去做護士；需要高射機槍手，我們就去開高射機槍。
我們在前線是不是真的想和男人一樣？起初我們真是非常想：我們把頭髮剪得短短的，甚至故意去改變走路的姿態，但後來就不行了，受不了！再往後，就好想化妝美容，寧可不吃白糖，也要節省下來，用它去漿白衣領。每次我們得到一鍋熱水可以洗頭髮時，那就是我們的幸福時光。經過長時間行軍，如果發現了一片柔軟的草地，我們就採集一些嫩草搓在腿上……您知道嗎？用草可以洗身體……我們是女孩子，一定會有自己的特點……部隊領導不會去想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我們把腿腳都塗成綠色……當然，如果司務長是一位有年紀的男人，他就懂得這些，就不會從我們的背囊中拿走多餘的內衣；但如果是個年輕司務長，他就一定會要求我們扔掉多餘的衣服。其實對於姑娘們來說，有什麼是多餘的呢？我們每天總要換兩次衣服嘛。我們就從被迫丟下的內衣上剪下兩隻袖子，實際上也只有兩件內衣，也就是總共四隻袖子……
——克拉拉·謝苗諾夫娜·吉洪諾維奇
（上士，高射機槍手）
戰爭之前我對一切和軍人相關的事都喜歡……喜歡男人的事……我跑到航空學校去了解錄取規則，對我來說，那就是全部的軍人范兒。我還喜歡列隊操練，喜歡一絲不苟的動作和簡潔有力的口令。不過航校的答覆是：「先讀完十年級再說。」
戰爭爆發了，以我的性格和激動程度，當然是不能坐在家裡的。但是人家不讓我上前線，怎麼都不讓去，因為我才十六歲。兵役委員這樣說，如果戰爭才剛開始，我們就把這樣小的孩子送上前線，把未成年的女孩子送到前線，敵人會怎麼想我們啊。
「我必須上陣殺敵。」
「沒有你們，敵人照樣會被粉碎。」
我企圖說動兵役委員，說我的個子很高，沒人會以為我十六歲，一定以為我挺大的啦。我還賴在兵役委員的辦公室不肯離開：「您就寫我是十八歲，不是十六嘛。」「你現在是這麼說，以後你會怎麼想我啊？」
確實，戰爭結束後我就不願意了，這時候僅憑著一種軍事專業是到哪兒都行不通的，最好是除去自己身上的全部軍人味道……至今我都還是很討厭軍褲，就算是到森林裡去采蘑菇、采野果，我也不願意穿長褲，我就是想穿戴正常女人的衣物……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岡察洛夫
（列兵，高射機槍手）
我們立即感受到了什麼是戰爭……在大學畢業的那一天，就有「買家」出現在我們校園，我們把那些從重新整編部隊來招兵的人稱為「買家」。這些「買家」都是男人，完全能夠感覺到他們很同情我們。我們的一雙雙眼睛直盯著他們，但他們卻用另一種眼光看我們。我們從隊伍里衝出來，以為越早顯示自己，就越能被發現和招收，可是他們都看膩了，只要掃我們一眼，就知道該把我們往哪兒發送。他們心裡全都有數。
……
我們團是個男人團，第八百七十遠程轟炸機團，只有二十二個女的。我們回家拿了兩三套衣服，不許拿很多。我們在路上遭到敵機轟炸時，只能在原地找地方躲避，或者逃到來得及跑去的地方。男人們都到了中轉站，他們在那裡換上軍裝。而我們什麼都沒有，只發給了我們裹腳布，我們就用這些布縫製了內褲和胸罩。領導知道之後還大罵了我們一通。
半年過後……由於超負荷壓力，我們已不再是女人了……我們停止了月經……生理周期受到破壞……明白嗎？我們很害怕！擔心自己永遠不再是女人了……
——瑪麗亞·涅斯特爾洛夫娜·庫茲敏科
（上士，槍械員）
我們是有追求的……我們不願意人家這樣說我們：「哈，瞧這些婦女！」我們比男人更加努力，還必須證明自己並不比男性差。但是很長一段時間，人們還是傲慢而居高臨下地對待我們：「這些小娘們兒也去打仗了……」
如何去做一個男人？成為男人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想法是一回事，我們的自然屬性又是一回事。我們有生理特點……
那次我們行軍……一共二百多個姑娘，後面跟著二百多個男兵。天氣酷熱，急行軍三十公里，三十公里啊！我們在前面走，就在身後沙土上留下紅色斑點……紅色的痕迹……呶，這些事情……是我們的那個……怎麼能藏得住呢？後面那些男兵們就跟著這些印記，卻裝作什麼都沒注意到，不朝腳底下看……我們的褲子曬得就好像破裂的玻璃筒子，出現裂痕的玻璃那樣。有傷口的那裡，一直散發出血腥味。那時候不發給我們任何女性用品……男兵們在灌木叢晾曬他們的襯衫時，我們就在一旁悄悄看著，抽空就去拿走兩件……他們後來猜到是我們乾的，就笑道：「司務長，再發給我們一件襯衫吧，女孩子把我們的偷走了。」包紮傷員的棉花和繃帶不夠了……但那不是因為傷員……女人的衣物兩三年之後才有的，我們就一直穿著男子的褲子和襯衫。行軍時都是穿著大靴子！腳很受折磨。有一次行軍……前往一個渡口，那裡有渡輪在等待。可是我們到了渡口，突然遭到敵人轟炸。轟炸很厲害，男兵們紛紛跑去藏身，又喊著叫我們過去……可是我們沒有聽到炸彈，沒有遭遇過轟炸，我們反倒紛紛向河邊跑，跑到水裡……下水！下水！我們只能坐在河裡，全身都濕透了……冒著橫飛的彈片……但是這樣又不敢起身，羞怯簡直比死還要可怕。一些女孩就被炸死在水裡了……
也許那是第一次，我想成為一個男人……第一次……
終於，我們勝利了。頭幾天我走在大街上還不相信已經勝利了，坐在桌子旁也不相信已經勝利了。後來才相信真的勝利了，我們勝利了……
——瑪麗亞·謝苗諾夫娜·卡利貝爾達
（中士，通信兵）
當時我們已經解放了拉脫維亞……部隊駐紮在陶格夫匹爾斯城外。這天夜裡，我剛剛準備躺下睡覺，聽到哨兵在對什麼人大聲喝道：「站住！誰在那裡？！」過了正好十分鐘後，有人把我叫起來去見指揮員。我去了指揮員的掩蔽部，裡面坐著幾位我們的同志，還有一個穿便服的男人。我清楚地記住了這個人，因為那些年間我看到的男人都是只穿軍裝和軍大衣，這位卻是穿著毛絨領子的黑大衣。
「我需要您的幫助，」這個男人對我說，「我的妻子在距離這裡兩公里之外，她正在待產，現在孤身一人，那個房子里再沒有人了。」
指揮員對我說：「那是在中間地帶。您自己知道，那並不是安全區。」
「有婦女在分娩。我一定要幫她。」我答道。
上級給我派了五名衝鋒槍手。我在背包里裝滿了包紮材料，還隨身帶上一團最近才發給我的新法蘭絨綁腿布。我們出發了，周圍一直有炮擊，彈著點忽近忽遠。森林裡漆黑一片，連月亮都看不見，最後終於看到一個房子的輪廓。這是一個小木屋，我們走進去，只見一名女子趴在地上，渾身衣衫襤褸。她丈夫馬上去放下窗帘，兩個衝鋒槍手留在院子里，兩名守在門口，還有一個為我舉著手電筒照亮。女人勉強克制自己的呻吟，她病得很重。
我不斷地勸她：「堅持一下，親愛的。你不能叫出聲。堅持。」
這是兩軍對峙的中間地帶，如果敵人發現了什麼，馬上就會對我們發射炮彈。但是當士兵們聽說孩子生下來後，也不由得輕輕喊出：「烏拉！烏拉！」聲音非常低，幾乎像是在耳語。這是個在前線出生的嬰兒！
士兵們帶來了水。但是無處可以燒熱，只好用冷水給孩子抹了身體。用我的綁腿布把孩子包起來。房子里真是空空如也，只有幾件破衣服墊在母親身體下。
就這樣，我又連續幾個夜晚都趕到這個小木屋裡忙活。直到進攻之前，我最後一次來到小木屋，向他們告別：「我不能再來看您了，因為我要開拔了。」
那女人用拉脫維亞語和她的丈夫說了什麼。男人轉過身對我說：「我妻子問您叫什麼名字？」
「安娜。」
女子又說了些什麼。丈夫翻譯給我：「她說，這是很美麗的名字。承蒙您的恩德，我們要給女兒取名安娜。」
那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