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五一節結的婚……6月22日戰爭就爆發了。第一批德國飛機進行了空襲。戰前我在西班牙兒童保育院工作，孩子們都是1937年從西班牙送到我們基輔來的……那時是西班牙內戰……德寇空襲時，我們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們已經開始在院內挖壕溝了。他們倒是全都懂……我們把他們送到後方，然後我到了平札州。上級交給我的任務，是組建一個護士訓練班。1941年年底，由我主持了這個訓練班的考試，因為所有的醫生都上前線了。我給學員們發了證件後，自己也申請上前線。上級把我派到斯大林格勒，進了陸軍野戰醫院。我在周圍的姑娘們中間是最年長的，至今還和我保持友誼的索尼亞·烏特魯戈瓦雅，那時才十六歲，剛剛讀完九年級，就進了這個醫務訓練班。我們到了前線，都第四天了，索尼亞還坐在小樹林里哭。我走到她身邊：
「索涅奇卡，你怎麼還在哭啊？」
「怎麼你不懂，我已經三天沒見到我媽媽了！」她回答我。
現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來。
在庫爾斯克會戰時，上級把我從醫院調到了野戰洗衣隊當政治指導員，洗衣員都是非軍事人員，所以通常是這樣：我們坐在大車上，車上堆放著大水桶、洗衣盆、保溫桶，最上面坐著身穿五彩繽紛的裙子的姑娘們。這一下，誰見了都大笑著說：「洗衣大軍來了！」……人們把我叫作「洗衣政委」。過了好長時間，我的姑娘們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像俗話說的那樣，馬馬虎虎過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那時聽都沒有聽過什麼叫洗衣機，全是手洗……全靠女人們的雙手……我們每到一地，上級就撥一間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給我們，我們就在裡面洗衣服。為了先滅虱子，必須先用一種專門的凱牌肥皂水浸泡，然後再洗凈烘乾。滅虱劑是有的，可是當時滅虱劑已經不頂用了，我們只能用凱牌肥皂。這種肥皂非常難聞，氣味簡直嚇人。而在這間房子里，我們不但要洗衣、烘衣，還要在裡面睡覺。上級規定每個戰士洗衣服的肥皂定額是二十到二十五克，全都發到我們手中。這肥皂像土塊一樣，黑乎乎的。很多姑娘因為長期洗衣負擔過重和緊張過度而得了疝氣病，還有很多人雙手都被凱牌肥皂腐蝕出了濕疹，指甲脫落，我們都以為指甲不會再長出來了。不過，只能歇上一兩天，就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們都很聽我的話……
有一次，我們到了一個營地，那裡駐紮著空軍飛行員，整整一個飛行大隊。您想想吧，他們都在盯著我們看，而我們卻穿得破破爛爛、邋邋遢遢。於是，這些花花公子輕蔑地說：「真了不起，原來是洗衣大姐們啊……」我的姑娘們聽了這些話差點氣哭了：「指導員，您瞧他們……」
「沒關係，我們會報復他們的。」
於是我們商量了一個辦法。這天晚上，我的姑娘們穿上了她們最好看的衣服來到小草坪上。一個姑娘對著飛行員那邊拉起了手風琴，他們聞聲趕來，跳起了舞。可是我們都說好了：絕不和任何一個飛行員跳舞。他們湊了過來，但沒有姑娘理睬他們，整個晚上，姑娘們只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最後飛行員們求饒說：「一個傻瓜出言不遜，你們卻怪罪我們大家……」
一般說來，非軍事人員是不得關禁閉的，但你跟前兒這一百多個姑娘，對她們怎麼管理呢？比如，我們這兒空襲警報常常要到夜裡十一點才解除，可是她們誰也不把它當一回事，總是千方百計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我只得把幾個姑娘關了禁閉。有一回，附近部隊的首長到我們這兒來，恰好在我的房間里正關著兩位。
「這是怎麼搞的？你們把非軍事人員關禁閉？」他們問我。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說：
「上校同志，您想給上級打報告就打好了，隨您的便。可我還是得嚴明紀律。我的隊伍要有良好的秩序。」
他們只好走開了。
紀律是不能動搖的。有一次我從房間里走出來，看到一個大尉正好從我屋子旁邊走過。他看到我，停了下來。
「我的天哪！您怎麼從這兒出來了，您知道這屋子裡住的是誰嗎？」大尉對我說。
「我知道。」
「這兒就是那個政治指導員的住處，您不知道她有多麼厲害嗎？」
我說，她厲害不厲害我從沒聽說過。
「我的天！她從來沒笑過，總是一臉氣勢洶洶的。」
「莫非您想跟她認識認識嗎？」
「謝天謝地，我可不敢！」
於是我對他說：
「讓我們認識一下吧，我就是那個政治指導員！」
「不，這不可能！人家給我講過她的事……」
但我也很愛護自己的姑娘們。我們洗衣隊里有個很漂亮的姑娘，叫華麗婭。有一次，上級有事把我叫去司令部，十天沒回來。回到洗衣隊時，我聽說華麗婭這些天常常回來很晚，在偷偷和一個什麼大尉來往。好啊，好啊，原來在幹這種事！兩個月過去，我聽說華麗婭懷孕了。我把她叫來：「華麗婭，這是怎麼搞的？你現在到哪兒去好呢？你後媽（她沒有母親，只有後媽）也還住在掩蔽部里呢。」她哭了，對我說：「這都是您不好，要是您不離開，就什麼都不會發生了。」——她們和我在一起，就像和母親、和大姐姐在一起。
華麗婭還穿著單薄的衣服，天氣已經挺冷了。我就把自己的軍大衣送給了她。我的華麗婭就這樣走了……
1945年3月8日這天，我們正在過婦女節。我們燒了熱茶，還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糖果。我的姑娘們從屋裡出來時，突然發現從樹林里鑽出兩個德國兵，自動槍掛在身後……是兩個傷兵……姑娘們立刻把他倆收拾了。我作為政治指導員，理所當然地向上級寫了一份請功報告：今天，3月8日，洗衣女工俘虜了兩個德國兵……
第二天，我們去參加幹部會議，政治部主任頭一件事就說：
「聽著，同志們，我先要讓大家高興一下：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還有，就在昨天，二十一野戰洗衣隊的洗衣女工們抓了兩個德國俘虜……」
大家鼓起掌來。
戰爭進行當中我們沒得過任何獎勵。在戰爭結束時，上級對我說：「你們洗衣隊可以嘉獎兩個人。」我一聽就火了，憤憤不平，據理力爭說：
「我是洗衣隊的政治指導員，我知道洗衣女工的勞動有多麼繁重，她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得了疝氣，手上起了濕疹，姑娘們都很年輕，洗衣機也沒有她們洗得多，她們就像牽引車一樣負重。」上級問我：「您明天能再上報一些需嘉獎者的材料嗎？我們再獎勵一批……」於是我和隊長又研究嘉獎人員名單，一夜未睡。結果，很多姑娘獲得了勇敢獎章和戰功勳章，還有一位洗衣女工被授予了紅星勳章。這是一位最優秀的女工，她時刻不離洗衣盆，往往在大家都筋疲力盡、累得躺倒時，她仍在埋頭洗。她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她全家人都死了。
我要送姑娘們回家了，真想送點東西給她們。她們全都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人，而那裡已經徹底毀於戰火了。我怎麼能讓她們兩手空空地回到家鄉呢？我們那時正好駐紮在一個德國村莊里，村裡有一個縫紉工場。我跑過去一瞧：縫紉機都在那兒，完好無缺。我真為此慶幸。就這樣，我們送給了每個要走的姑娘一份禮物。我當時的高興勁兒就甭提了，好幸福啊。這就是我力所能及為姑娘們所做的一切了。
其實，所有人都想回家，但又害怕回家。沒有人知道在家鄉等待我們的是什麼……
——瓦蓮金娜·庫茲敏尼契娜·勃拉特契柯娃-鮑爾肖夫斯卡婭
（中尉，野戰洗衣隊政治指導員）
說說我爸爸……我親愛的爸爸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聖潔的人。我這一生從來沒有見過比他更好的人，他總是教育我：「要是沒有蘇維埃政權，我什麼都不是，就是個窮光蛋，給富農扛長活兒的。是蘇維埃政權給了我一切，讓我受了教育，成為一名橋樑工程師。所以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貢獻給祖國政權。」
我自己也熱愛蘇維埃政權，熱愛斯大林，熱愛伏羅希洛夫，熱愛所有的國家領導人。這些都是爸爸教我的。
戰爭在進行，我在成長。每到晚上，我都和爸爸一起唱《國際歌》，唱《神聖的戰爭》，爸爸還拉手風琴伴奏。到我一滿十八周歲，爸爸就帶我去了兵役委員會……
我從部隊上寫了一封信回家，告訴爸爸我在修建和保護橋樑。這是我們全家人的快樂！爸爸使我們家裡人都愛上了橋樑，我們從小就喜歡橋樑。每當我看到那些因轟炸或爆破而毀掉的橋樑，我都會難過得哭出來，我對待橋樑就像對待一個寵物，而不是一個戰略設施……我一路上親眼看見大大小小几百座橋樑遭到破壞，戰爭中首先就是要摧毀橋樑，那是第一目標。每當我們通過了毀塌的橋樑時，我總是要想：要重新修復它們，又得需要多少年啊？戰爭也是在扼殺時間，扼殺人類的寶貴時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