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夢想……就是要去打仗……
我們剛進入車廂，訓練就開始了。一切滿不是我們在家時想像的那樣，必須很早起床，自由活動的時間一分鐘也沒有，而我們身上還保留著以前的生活習慣。只受過小學四年級教育的下士班長古利亞耶夫教我們軍事條令，他連有些單詞的音都發不準，我們很不滿意。在我們看來，他能教我們什麼啊？其實也就是教我們怎樣戰場求生……
體檢以後要進行入伍宣誓。司務長拿來了全套的軍服：軍大衣、船形帽、軍便裝、軍裙。沒有女式襯衣，就發了兩件厚棉布縫製的男式長袖襯衣；沒有綁腿，發的是一雙長襪子和一雙笨重的前後都釘著厚鐵掌的美製大皮鞋。在連里數我個子最矮，體重最輕，身高才一米五三，鞋子穿三十五碼。不用說，軍工廠是不製作這麼小尺碼的軍鞋的，美國人更不會供給我們這種小號鞋，於是就發給了我一雙四十二碼的大皮鞋，穿鞋脫鞋都不用解開鞋帶，直接就可以把腳插進鞋筒。這雙皮鞋那麼重，我穿上它只能拖拖拉拉地走路。我走列隊方步的時候，石子馬路上都迸出了火星，步伐古里古怪，根本不像在走隊列。那吃盡苦頭的第一次行軍，現在真是想想都可怕。我是準備在軍隊建功立業的，但沒有料到三十五碼的小腳卻要穿上四十二碼的大皮鞋，那麼沉重又那麼醜陋！難看死了！
連長看到我走路的模樣，把我叫住了：「斯米爾諾娃，你是怎麼走隊列的？難道你沒學過嗎？為什麼不高抬腿？我宣布罰您三次額外勤務！」
我回答說：「是，上尉同志，三次額外勤務！」我轉過身去要走，可是沒邁出腿就摔倒了，人從鞋子中甩了出去……兩隻腳都被鞋筒磨出了血……
這時事情才真相大白：我都不能走路了。於是，連隊的鞋匠帕爾申奉命為我用舊帆布改制了一雙三十五碼的高筒靴……
——諾娜·亞歷山德洛夫娜·斯米爾諾娃
（列兵，高射機槍手）
有不少可笑的事情呢……
紀律、條令、等級標誌——所有這些軍中奧妙我們並不是很快就掌握的。我們就是每天站崗放哨守衛飛機。按照條例規定，如果有人過來，必須命令他站住：「站住，哪一個？」可是，我的一位女伴有一天站崗看到團長遠遠過來了，竟然大聲喊道：「請停一下，那是誰呀？對不起您，我可要開槍了！」您說可笑不？她竟然喊：「對不起您，我可要開槍了！」對不起您了……哈哈哈……
——安東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達列娃
（近衛軍中尉，高級飛行員）
姑娘們剛到航校來時，都是一頭長髮，梳著各式各樣的髮型。我也把一條大辮子盤在頭頂上。可是怎麼洗頭呢？到哪兒去吹乾？剛剛洗好頭髮，警報響了，就得馬上跑出去。我們分隊長瑪利娜·拉斯柯娃命令所有人都要把長發剪去。姑娘們一邊剪一邊哭。後來獲得了榮譽稱號的飛行員莉麗亞·利特維亞克，當初怎麼也不願意跟她的長髮分手。
我只好去找拉斯柯娃：「隊長同志，您的命命執行了，只有利特維亞克違抗命令。」
瑪利娜·拉斯柯娃儘管具有女性的溫柔，但畢竟是個稱職的十分嚴肅的領導。她命令我回去：「要是你連上級指示都不能完成，還算什麼黨小組長！向後——轉，開步——走！……」
連衣裙、高跟鞋什麼的，我們實在捨不得扔掉這些東西，就把它們藏在背囊里。白天穿長筒靴，晚上就在鏡子前面偷偷穿穿高跟鞋。這事還是被拉斯柯娃發現了——過了幾天便下了個命令：所有女式衣物全部要打郵包寄回家去。必須如此！不過，我們只用了半年時間就學會了駕駛新式飛機，這在和平時期需要兩年。
訓練開始沒有多久，我們就犧牲了兩組學員，一共四口棺材。我們一共三個團，大家都傷心地痛哭。
拉斯柯娃站出來說話了：「姑娘們，擦乾眼淚吧。這還只是我們的第一次損失，以後還會很多。你們要把柔弱的心攥在拳頭中……」
後來在戰爭期間，我們再也沒有在安葬同伴時流淚，大家不再哭泣了。
我們駕駛的是戰鬥機。對於所有女性身體來說，高度本身就是一個可怕的負擔，有時好像肚子直接頂住了脊梁骨。可是我們女孩子們飛得很棒，屢創奇蹟，還有尖子飛行員！就是如此！您知道，我們飛行時，就連男人都看得驚奇：女飛行員又升空了！他們很羨慕我們……
——克拉芙季亞·伊萬諾夫娜·傑列霍娃
（空軍大尉）
那是在秋天，我被召到兵役委員會……兵役委員親自接待了我，他問我：「您能跳傘嗎？」我承認我害怕，他又把空降兵的待遇誇了一通——服裝漂亮不用說，每天還有巧克力吃。可是我從小就有恐高症啊。「那您願意去高射炮部隊嗎？」高射炮？這我可知道是怎麼回事。於是他又建議：「那我們把您派到游擊隊去吧。」我問他：「到了那兒，我怎麼給莫斯科的媽媽寫信呢？」最後兵役委員只好用紅鉛筆在我的派遣證上寫道：「去草原方面軍……」
在火車上，有個年輕的大尉愛上了我，整夜待在我這節車廂里不走。他在戰爭中身心受到很大創傷，多次負傷。他反覆打量著我，說：「小維拉，您可千萬別灰心喪氣，不要學得粗暴。您現在多麼溫柔可愛啊……我可是什麼都見識過的……」在當時那種好心情下，接下來自然發生了些什麼，人們都說，想從戰爭中潔身自好地走出來真是太難了。戰爭是個地獄。
我和女伴走了一個月，總算到了烏克蘭第二方面軍第四近衛集團軍。我們到達還沒幾分鐘，主治外科醫生出來打量我們一番，就把我們帶進手術室說：「這就是你們的手術台……」救護車一輛接一輛開來，還有史蒂倍克美國重型卡車，傷員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擔架上，我們只問了一句：「先救誰？」「先救不吭氣的……」一個小時之後，我就已經上手術台工作了。一直做下去……一連做了幾天幾夜手術，稍稍打個盹兒，然後很快揉揉眼、洗洗臉，繼續做。兩三個傷員中總有一個不治而死，我們不可能救活所有人。三分之一是死在手術台上的。
我們在士麥林卡火車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轟炸。火車停了下來，我們都四散逃離躲避。有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闌尾，今天就已經在奔跑了。我們在森林裡坐了一整夜躲避飛機，可火車已經被炸成了一堆廢銅爛鐵。清晨，德國飛機又超低空飛行，仔細搜索樹林。我們還能躲到哪兒去呢？又不能像田鼠一樣鑽到地下去。我抱緊一棵白樺樹站牢：「啊，我的親媽呀！……難道我就這麼死了嗎？要是我能活下來，我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後來我無論對誰講起我怎樣緊抱著白樺樹不放，都引起一陣笑聲。其實，當時真是千鈞一髮啊，不是嗎？我就是那麼直挺挺地站著，死抱住白樺樹厲聲尖叫……
我是在維也納迎接勝利日的。我們到動物園去玩了一趟，我一直都渴望去動物園。本來我們也可以去參觀集中營的，大家都被帶到了集中營去看展覽受教育，但我並沒有去……直到現在我還很奇怪，當時我為什麼不去？……其實就是不想難受，就是想高興點、開心點，想看看另一種生活……
——維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謝瓦爾德舍娃
（上尉，外科醫生）
我們家一共三口人：媽媽、爸爸和我。父親是第一個上前線的，媽媽想跟父親一道去，她是個護士。可是父親去了一個地方，母親去的是另一個地方。我那時只有十六歲，人家不願意要我。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員會跑，磨了一年多，總算把我收下了。
我們坐了好長時間的火車。和我們在一起的有從醫院返回前線的戰士，他們都是些年輕小夥子。他們給我們講前線的故事，我們坐在旁邊，聽得目瞪口呆。他們說我們會遇到敵機掃射的，我們就坐立不安地等著：敵人到底什麼時候開始掃射？於是他們又說，這樣吧，我們一起去打聲招呼，就說我們已經全都被掃射過了。
我們到達了前線。不料，沒有派我們去握槍杆子，而是叫我們去洗衣做飯。姑娘們全是我這個年齡，參軍前父母十分寵愛我們，我就是家裡的獨生女。在這裡我卻要搬柴草生爐子。最後我們還要把爐灰收起來，放到鍋里代替肥皂，因為肥皂還沒有運到，原來的已經用完了。襯衫都很臟，滿是虱子，還儘是血跡……在冬天要洗掉血跡很難很難……
——斯維特蘭娜·瓦西里耶夫娜·卡泰希娜
（野戰洗衣隊戰士）
至今我還記得我救護的第一個傷員，常常會想起那張面孔……他是大腿根附近開放性骨折。您想想看，骨頭都戳了出來，傷口稀爛，肉全都翻到外邊。骨頭都出來了……我雖然從書本上知道該怎麼處置這種傷口，可是當我爬到他跟前看到這樣子時，我支持不住了，噁心得直想吐。突然，我聽到了說話聲：「小護士，給我點水喝。」這是那個傷員在對我說話，好可憐。我到今天還記得這情景。當他說出這句話時，我突然冷靜下來了。「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