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已經住了三個禮拜了，這段經歷並不成功。我和麥迪，儘管一直在開心地說這一趟親密旅行能在一起待這麼久很享受，不過要是真的結束，我們都會如釋重負。沉默會讓我們煩惱，我們總是笑得太過頭。我擔心，很可能是我們兩人都擔心，說再見的時候，除非我們飛快地吻吻對方，熱情地、開玩笑地拍打對方的肩膀，否則我們只能直視進彼此之間的一片荒涼，我們不僅互不關心，內心深處還彼此排斥。這麼久以來，我們所有的分享都並不是真正的分享，我們兩人心裡都在猜疑，都覺得對方已經變成了外人，沒有了權利。
夜晚時分，我們常常坐在外頭走廊的台階上，喝杜松子酒，愉快地抽煙驅蚊，一直待到很晚才會上床睡覺。天氣很熱，要入夜很久，熱氣才能消散。高高的瓦房裡，直到下午三點之前都頗為涼爽，然後天黑很久以後，白天的熱氣還是困在屋內。永遠如此。麥迪和我回憶，我們當初是如何把床墊拖下樓，拖到走廊上，躺在上面數流星，試圖挨到破曉時分。我們從來沒能真的做到。每天夜晚，河面上的冷氣流攜帶了河岸蘆葦和軟泥的味道吹過來的時候，我們便睡著了。十點半，有一輛穿行小鎮的公交車路過，車子不會放慢速度，我們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它經過我們這條路。以前從大學回家，我坐的就是這輛公交車。記得某些溫暖的晚上，我經過朱比利鎮，看見巨大的樹根周圍裸露的土地，一個個小小的水坑包圍了街上的自動飲水機。藍色的、紅色的、橘色的光線編織出柔和的潦草字樣：撞球，咖啡館。認出這些標牌上的字時，會有一種奇怪的壓迫感和解放感，彷彿我用學校的假期，用我的朋友，還有，用我的愛情，換來的是陰沉的家庭世界，這裡只有永不間斷的災難。四年前，麥迪有過同樣的旅程，必然也是同樣的感受。我想問問她，那些像我們一樣長大的孩子，有沒有可能失去了信任的能力，過不了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沒法生活在寧靜的現實中。但是我沒有問她。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類似問題。念咒於事無補。我們就別互相破壞情緒了。麥迪會用她微弱的、機敏的聲音這麼說，還會用她喜歡的俚語，我已經忘記是什麼了。所以，我們從來不會談這些問題。
有一天晚上，麥迪帶我去參加湖邊的一個聚會，從家往西大約有三十英里路程。聚會在一座度假屋裡舉行，兩個朱比利的女人租了這座度假屋，為時一星期。去的大部分女人似乎都是孀居、單身、分居或者離婚，男人則大部分都年輕、未婚。從朱比利來的男人實在太年輕，我記得他們似乎都只是低年級男生，有兩三個年長的男人，都沒帶太太來。不過女人們出人意料地提醒我，有些女人自打我童年時就認識我，儘管我從來沒有在聚會上見過她們，只見過她們在商店裡，辦公室里，有時候是在朱比利的周日學校里。她們和已婚女人的不同之處就是，能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身處的世界。她們稍許活潑一些，銳利一些，不得體一些——不過，我也覺得其中只有一兩個會讓人覺得是不是值得尊敬是個問題。
儘管她們穿著中年婦人的衣服，款式卻很時髦，在她們堅挺的合成面料做成的緊身內衣上沙沙作響。她們在人造花上灑了很多香水。麥迪的朋友們就要現代許多了，頭髮染成紫銅色，眼瞼塗成藍色，喝起酒來個個精力充沛。
我想麥迪並沒有注意這些人。她身材纖瘦，仍然披著漫不經心的黑髮。她的臉變瘦了，皮膚變緊了，但並沒有完全失去少女般的傲慢神情。不過，她說話有刺耳的鼻音，就是當地口音。我們以前習慣取笑說，她調情和喝醉的時候，才能鎮定自若地說話。在我看來，她似乎一直千方百計地融入這些人。沒過一會兒，她得手了。在我看來，我覺得她想讓我看看她是怎麼成功的，看著她否認那種隱秘的，讓人振奮的，真正可怕的勢利。小時候我們一同培養了這種勢利，當然，我們向自己許諾，要見識比朱比利更大的地方。
玩遊戲的時候，每個女人要拿出一件衣物。開始大家很正派地拿出一隻鞋放進籃子里，然後，男人們進來了，開始玩替鞋子找主人的遊戲。我出了房間，坐在車裡。我覺得孤獨，我想到我的丈夫和我的朋友。我聽著聚會的喧鬧聲，聽著海浪拍打海灘，沒一會兒就睡著了。麥迪很晚才出來，嘴裡說著：「上天哪！」她笑著，快活地說話，態度像英國電影里的女人。「你覺得噁心？」我們倆都笑了。我覺得抱歉，我喝酒喝得不舒服，不過沒喝醉。「他們說話並不怎麼妙語如珠，不過心沒長歪，就像俗話說的。」我沒有說什麼，一小時八十英里的速度，我們從伊瓦休倫開回朱比利。然後，我們再也沒參加過什麼聚會。
不過，坐在外面台階上的不總是我們兩個人。經常有個叫弗雷德·鮑威爾的男人和我們在一起。他也參加了那個聚會，默默無聞地充當背景人物，記住都是誰的酒，友好地幫人撐住走廊上搖搖晃晃的橫樑，不讓它碰到誰的腦袋。他和我們一樣，在朱比利長大，不過我不記得他了，我估計是因為他比我們早幾年畢業，然後就去參戰了。我回來的第一天晚上，麥迪就讓我吃驚，把他帶回家來吃晚飯，然後我們一起度過了那個晚上，如同我們之前消磨過的許多個夜晚。這個陌生男人成了給我的童年禮物，或者說我們的童年安全地存在於種種掌故軼事中，彷彿裹在腦子裡某種玻璃紙里。而我們為童年脆弱的自己建構的種種白日夢，會讓我們的童年面目全非地出現——不可救藥而快樂。我們一起講故事。「你們女孩子就是記性好。」弗雷德·鮑威爾說，以一種讚歎的神情，或者還有其他，剋制、窘迫，不以為然，就像性格溫和、深思熟慮的人看到逗樂的人誇張的洋相時臉上的表情。
這會兒，想到弗雷德·鮑威爾，我承認，我的反應——我稱之為情境，比我自己預料的遠為保守；甚至感覺荒唐。我也不知道具體是什麼情況。我知道他已經結婚了。麥迪是這麼告訴我的，第一天晚上就說了。她說的時候不過是提供信息的態度。他的太太是殘疾人。他帶她來湖邊消暑，麥迪說，他對她非常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麥迪的情人，麥迪也不會告訴我。和我又有什麼關係？麥迪都三十多了。但是，我始終在想他坐在我家台階上的樣子，手攤平，放在伸展開的雙膝上，麥迪說話的時候，他溫和的臉轉過去看著她，幾乎是溺愛的表情。他有溫柔的男子氣的外表，被她逗樂了，仍然不動聲色。麥迪取笑說他太胖了，不能再抽煙了。這話題把他拖入一場私密的、緊張的、溫情的爭執。這樣的爭議毫無意義，也永遠不會有結束的時候。而他樂意。他樂意，這句話嚇我一跳，我現在是知道了，他樂意，而她需要。她微有醉意的時候，便用半祈求的玩笑口吻說，他是她唯一的真朋友。她說，他也會這麼說的。沒有別人會這麼說。我不清楚。
後來我又在想：他和她真的只是朋友嗎？朱比利的一些清規戒律，我已經忘了。有一條，所有的口袋小說談到小鎮的說法，肯定都是對的。還有就是，多麼強烈的、值得尊敬的、沒有公然的兩性關係的友情，才能在這種清規戒律下繁盛起來，並且從中得到滋養，乃至於維持大半生啊。這個想法讓我沮喪。不現實的關係，相比局內人，反倒是局外人更加沮喪。我如此難過，發現自己希望他們是公開的情人。
朱比利的生活節奏是以天然季節為周期的。死亡發生在冬天；婚禮則在夏天舉行。有一個好理由可以解釋這一切，冬日漫長而艱難，老年人和身體孱弱的人並不是永遠都過得去。去年冬天是一場悲劇。這樣的災年每逢十年，或者十二年，就會有一個。你能看見街上的人行道開裂，彷彿小鎮遭受過轟炸。在這樣的艱難中，人們處理了一起死亡事件。現在，到了夏天，便是想起來再談一談的時候了。我發現人們會在路上攔住我，聊我媽媽。我從他們的口中聽說了她的葬禮，她戴了什麼花，那天的天氣是什麼樣的。現在，她已經死了，當他們說「你媽媽」時，我不再覺得這是針對我的驕傲，一個雙方都心知肚明的狡猾的打擊。我以前一直這麼覺得。這些詞語讓我感覺，我完整的身份和狂妄的青春期歷程都開始土崩瓦解。
現在，我聽著他們談她，如此溫和，如此隆重，我明白她成了小鎮的共有財產，成了大家都知道的奇人怪事。這是她的成就，因為我們一再試圖把她困在家裡，不管殘酷的還是狡猾的手段我們都用過。我們讓她遠離可悲的聲名狼藉，並不是為了她的緣故，而是為了我們。我們看著她的眼部肌肉癱瘓發作時眼珠翻白；聽到她恐怖的聲音，還有她讓人尷尬的發音。她和別人說話，要我們幫她翻譯，這一切都讓我們忍受毫無必要的羞辱感。她的病那麼古怪，以至於我們如同陪同一場極度庸俗的雜耍表演，幾乎想要大聲地道歉。我們的驕傲日漸被磨滅，我們一起畫諷刺漫畫以發泄狂暴的情緒，哦，不是，不是諷刺漫畫，諷刺漫畫不是這樣的，那只是拙劣的仿製品。我們早該把她送給小鎮，小鎮對她會好一點。
至於麥迪，至於她十年來的看護，他們說得很少，也許因為他們想到我早已遠走高飛，顧及我的感受。我的兩個孩子就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