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媽媽不喝酒，以前也沒好過這一口。我還記得，讀七年級的時候，和其他孩子一起在鄭重其事，其實又轉瞬即逝的洗腦課上，簽了禁酒的宣誓辭，媽媽說：「這個年紀的孩子盡會瞎胡鬧，做白日夢。」天氣熱的時候，我爸爸會喝一杯啤酒，不過媽媽不會陪他喝，而且，不管是偶爾還是象徵性的，他總是在屋外喝。在我們生活的小鎮上，我們認識的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的。我不應該說正因為如此，才讓我陷入了困境之中，因為我陷入的困境是我狹隘天性的如實表現。正是出於同樣一種天性，在任何需要表現母親傳統的自豪以及成就感之時，我媽媽都是一臉陰沉和深深的絕望。我指的是，我第一次參加正式舞會出門的時候，我突然鐵了心為上大學做準備的時候，她的樣子，彷彿她不可能指望，也不曾要求我會像其他女孩一樣經歷這些。女孩們夢寐以求的心愛之物，蘭花、好男孩、鑽石戒指，到了應有的階段，她朋友的女兒們都會自然帶回家，我卻不會。而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希望我帶回家的是小災難，不是大災難——比如說，和一個連養自己的錢都賺不來的男孩私奔，要比被當成白奴拐賣強。
不過，我媽媽說，無知，也許你喜歡稱之為天真，沒有人們想像得那麼美好，我不確定對像你這樣的姑娘來說，算不算危險。然後，她還要強化她的看法。她有引經據典的習慣，這種習慣本身就是天真的自以為是，一股封存已久的樟腦丸味道。我倒一點不意外，因為我知道得清清楚楚，這些話說給貝里曼先生聽，就能創造出奇蹟來。
我幫貝里曼家看孩子的那個晚上，應該是在四月。我整年都在談戀愛，至少從九月的第一個禮拜開始算是。在學校集合的時候，一個名叫馬丁·柯林伍德的男孩給了我一個驚喜的，欣賞的，相當有暗示意味的殷勤笑容。我不知道什麼讓他這麼驚喜。我看起來和平時一樣，穿了一件舊的寬鬆衫，自己在家卷的頭髮已經變形了。幾個星期之後，他第一次帶我出門，在走廊黑暗的角落吻了我。另外要補充的是，吻的是嘴。這是第一次有人有力地吻我。我還記得那天晚上，也許到了第二天早上，我都沒有洗臉，以便完整無缺地保存這些親吻的印記。你看，我向你們展示了這場艷史最痛苦的瑣碎片段。兩個月後，經歷了一些性愛的步驟之後，他把我甩了。他愛上了一個女孩，和他在為聖誕節準備的戲劇《傲慢與偏見》里演對手戲。
我說，我再也不想和這場演出有關係了。我讓另一個女孩替補我的角色。不過，當然，最後我還是去看演出了。我和我的女朋友喬伊斯一起坐在前排，當我看見穿著白色馬褲和絲綢背心，貼著連鬢鬍子的達西先生，感到痛苦或者喜悅之時，喬伊斯就會按住我的手。我把馬丁當作達西先生，這個辦法挺有用的，反正每個女孩都愛達西先生。在我的眼裡，這個角色賦予了馬丁一種別樣的傲慢，一種男性的光彩，因此我沒辦法清楚地認識到，他其實只不過是個高年級學生，長相普通，智力中等，因為喜歡戲劇俱樂部和少年軍樂隊這類活動，有點小名氣。他恰好是我的第一個男朋友，第一個對我感興趣的，也能拿得出手的男孩子。演出的最後一幕，他們給了他一個擁抱伊莉莎白的機會。（瑪麗·畢曉普，膚色菜黃，毫無身段，不過她有一雙活潑的大眼睛。）面對這個現實的挑戰，我心酸地把指甲摳進了喬伊斯飽含同情的手掌心裡。
這天晚上，是幾個月真真切切的痛苦的開端，其實多少都是自我折磨。對我而言，是一段悲慘的日子。為什麼總是忍不住輕易提起這種事，而且，發現自己對一段莫名其妙的往事陷入了如此這般的荒唐情緒，會感覺反諷，甚至驚奇呢？這便是我們的傾向，講到愛，當然是指青春期的愛情，幾乎覺得義不容辭的傾向。你想想，無所事事的那些無聊午後，我們挑幾段痛苦的回憶作為消遣。但是，實際上，這樣的回憶沒有讓我格外快樂，更糟的是，甚至沒能讓我驚訝——我還記得我做過的愚笨的，傷心的，丟人的事，戀愛的人通常都會做的事。我在他可能出現的地方遊盪，然後裝作根本沒有看見他。聊天的時候，我用盡荒謬的辦法，轉彎抹角，以便偶爾提起他的名字，感到一種苦澀的愉悅。我無邊無際地做白日夢，要是你想要一個準確的數字，那麼，我花在想馬丁·柯林伍德上的時間，對，說的是為他苦苦相思和淚流滿面的時間，大概是和他在一起的時間的十倍。對他的想念無情地主宰了我的心，並且，這以後的日子，變得不由自主。如果說一開始，我誇大了自己的感情，當我想從這種情感中脫身的時候，我那些舊時的白日夢就變得陰沉沉的，連暫時的安慰也做不到了。做數學題的時候，我機械地，無助地折磨自己。馬丁親吻我喉嚨的記憶歷歷在目。每一件事我都歷歷在目。某個夜晚，我有種衝動，想把衛生間櫥櫃里所有的阿司匹林都吞下去。不過，吃了六顆以後，就沒有再吃了。
我媽媽覺察出我不太對頭，讓我吃鐵丸。她說：「你確定，你在學校真的挺好？」學校！我告訴她我和馬丁分手的時候，她說的是：「喔，這樣更好。我還從來沒見過這麼自戀的男孩子呢。」「馬丁很聰明，他能讓戰船沉沒。」我憂鬱地回答後，上樓哭去了。
我去貝里曼家的那天晚上，正好是星期六。禮拜六晚上，我常常替他們照顧孩子，因為他們喜歡開車去貝利維爾，二十英里外一個大得多，也活躍得多的城市。他們大概去那兒吃晚飯，然後看演出。他們在我們的小鎮只生活了兩三年。貝里曼先生是這裡一家新的制門廠引進的經理。偶然地，我想到他們仍然是社區的邊緣人，他們的大部分朋友是像他們一樣的年輕夫妻，出生在別的地方，住在農場式的新房子里，位於小鎮外頭的山上。我們以前常常來這座山上滑雪。這個禮拜六晚上，他們打算去貝利維爾參加一個新餐飲俱樂部的開幕式。出發之前，兩對年輕夫妻和他們一起喝酒。大家都快快活活的。我坐在廚房裡，裝出學習拉丁文的樣子。昨天晚上學校的春季舞會，我沒有去，因為唯一問過我的男生是米納德·克朗普頓。他問了太多女孩子，所以大家都懷疑他是按名字的字母順序在全班一個個問的。舞會在軍備廠舉辦，和我家也就隔半個街區。我本可以去看看男生穿上黑色西裝，女生外套底下穿著淡雅的長禮服，看看他們莊嚴地走在街燈下，走在斑駁的雪地上的模樣。我甚至聽到了音樂聲，我不會忘記的。這一天，他們會演奏《芭蕾舞女》的曲子，哦，還有讓我隱隱作痛的心靈之歌——《開往中國的慢船》。喬易絲今天早上給我打電話，我們像是在討論我無法治癒的某種疾病。她輕聲細語地告訴我，對，馬丁和瑪麗在一起，她穿了一件禮服，肯定是誰家的舊花邊桌布做的，就掛在身上。
貝里曼和他們的朋友走了以後，我去起居室看雜誌。通常我都很憂鬱。這個燈光柔和的大房間，綠色和枯葉色的色調，為情緒的發展創造了一種整潔的背景，就彷彿人走上了舞台。在家的時候，情緒的控制都還可以，把情緒埋藏在一堆可以修補情緒的事里，補鐵，玩拼圖遊戲，收集小石頭，諸如此類。我家就是這樣的類型，在樓梯上永遠會撞上別人，永遠在聽廣播里的曲棍球賽或者超人的故事。
我起身，找到了貝里曼的《死的舞蹈》 ，放進電唱機，關掉了起居室的燈。窗帘只拉上了一半，街燈模糊地落在窗玻璃上，把上面一小塊薄薄的灰塵照成了金色。光禿禿的樹枝影子裹在春天芬芳的風中，在金色之中晃動。這是一個溫和的黑夜，上一場積雪正在融化。一年以前，這所有的一切——音樂，風，黑暗，樹枝的影子，會讓我感覺無限喜悅。可是，現在不會了。現在，它們只能喚起乏味的，熟悉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有羞辱感的，隱密的念頭。我就當自己的靈魂已經死了。我進了廚房，決定灌醉自己。
不，並不是這樣的。其實，我去廚房，是去找一瓶可樂，或者看看冰箱里有什麼東西。餐桌的前頭放了三個漂亮的，高高的酒瓶。三個瓶子里都有一半高的金色液體。不過，我瞅了瞅，拎起來感覺了一下重量。這時候，我也沒決定要把自己灌醉。我決定喝一口試試。
這就是我的無知之處，我災難性的天真。是的，我確實見過貝里曼夫婦偶爾和他們的朋友一起喝摻冰水的威士忌，跟我偶爾喝杯可樂差不多，但我對自己，卻沒有用上這樣的態度。沒有。我想的是，烈酒是在極端狀態下喝的東西，指望發生一些不管這種那種，總之是放縱的後果。即使是喝了巫婆的藥水的小美人魚，也沒有比我更為不小心。我在水槽上方黑洞洞的窗戶上，看到了自己僵硬的臉，表情黯然。我從每個酒瓶里都倒了一點威士忌出來，把酒杯倒滿了。現在我回想，記得有兩種牌子的黑麥酒，還有一種昂貴的蘇格蘭威士忌。因為我這輩子也沒見過別人倒酒，所以我不知道大家通常都要往酒里摻水、加蘇打這類東西來稀釋。我穿過起居室的時候看見，貝里曼家的客人拿著酒杯，杯里差不多是滿的。
我儘可能迅速地全喝了，把酒杯放下來，站在窗玻璃前看自己的臉，希望能看見變化。我的喉嚨像在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