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飯後，爸爸問我：「要不要去散步，看看湖還在不在？」我們把媽媽留在餐廳的燈光下做針線活。她正在幫我做開學的衣服。為了給我做衣服，她拆掉了自己的一件舊衣服，一條花格羊毛裙。因為要裁剪、搭配得巧妙一點，只好叫我沒完沒了地試衣服。站著，轉身，燥熱的羊毛鬧得我汗流浹背，渾身發癢。不識好歹的小孩兒。弟弟待在床上。他睡在前門廊頂頭狹小的封閉陽台上。有時候，他跪在床上，臉貼在紗窗上，凄厲地嚎叫：「給我一個圓筒冰激凌！」不過，我連頭也不回：「你該睡覺了！」
我和爸爸慢慢地走在長長的，坑坑窪窪的馬路上。燈光通明的小店外頭，銀樹牌冰激凌的廣告牌矗立在人行道上。這兒是圖柏鎮，是休倫湖畔的一個老鎮。楓樹陰遮住了一部分街道。樹根擠裂了人行道，把路面高高地抬起來，裂紋像鱷魚，在光禿禿的空地上爬伸開來。穿襯衫、穿汗衫的男人，戴圍裙的女人，都坐在門外。我們不認識他們，但只要有人點頭打招呼，似乎要說：「今天晚上真暖和」，我爸爸就也點點頭，說句類似的話。孩子們還是在玩。我也不認識他們，因為媽媽把我和弟弟都關在自家的院子里。她說他太小了，不能離開院子，所以我得看著他。看見他們傍晚時分玩的遊戲，我也不至於難過，因為他們的遊戲亂七八糟，各自為政。孩子們隨心所欲，一個或者兩個，分散在陰沉的樹陰底下，孤立成島，各居一隅。他們孤獨的遊戲和我每天忙的事也沒什麼區別，在地上堆鵝卵石，用樹枝在地上寫字，而已。
我們把這些院落和屋子都甩到了身後，經過一座窗戶已經被塵土封住的工廠，一家高大的木門到了晚上就上鎖的木料場。小鎮消失在一堆廢棄的棚屋和一個小型垃圾站的後頭。人行道也不見了。我們走在一條沙路上，身邊全是牛蒡草、車前草，還有各種各樣的無名野草。我們到了一塊空蕩蕩的場地里。其實這兒是一塊景觀地，垃圾都清除乾淨了，還有一張後背缺了一塊板條的長椅，可以坐下來看看湖水。夜晚陰暗的天色下，湖水通常是灰色的，地平線黯淡無光，並沒有落日的景象。湖水沖刷著沙灘上的石頭，聲音靜謐。再遠一點，通往小鎮中心的方向，則是一段延展的沙路，一條水滑道，一些漂浮在安全游泳區周圍的救生圈，一個搖搖欲墜的救生觀望台。還有一座長長的暗綠色建築，像座帶頂棚的長廊，大伙兒都叫它長亭。每到星期天，這裡就坐滿了農場主和他們的妻子，一個個身著呆板僵硬的衣服。之前，我們住在鄧甘嫩時，長亭是我們熟悉的地方，每年夏天我們都會去湖邊三四次，每次都要來這裡，看看長亭，或者去碼頭看運糧的船隻。那些年代久遠的船隻銹跡斑斑，在水面上顛簸前行，我們甚至納悶這樣的船是怎麼穿過防波堤的，更別說怎麼到達威廉姆堡了。
流浪漢們就在碼頭附近閒蕩，某些傍晚也會偶爾步入漸漸退去的沙灘，爬上一條男孩子們開闢的彎彎曲曲，時隱時現的小路，在乾涸的樹林里停下腳步。他們和爸爸說了什麼，爸爸被他們嚇一跳。我太緊張了，沒聽清楚他們說什麼。爸爸說他也沒有錢。「要是你願意，我幫你卷根煙吧。」他這麼說，小心翼翼地把煙草抖落在一張薄薄的煙紙上，舌頭飛快地輕舔一下，封起來，遞給流浪漢。流浪漢接過煙草，走了。爸爸自己也卷了一根，點上火，開始抽煙。
他告訴我北美五大湖的歷史。如今休倫湖所在的位置，他說，曾經是一塊平坦的陸地，一片一望無際的廣闊草原。然後，從北方來的冰雪緩緩地推進，深入低地。就像這樣——他給我看他的手。他伸開的手指按在我們坐著的地上，地面堅硬得像岩石一樣，一點痕迹也沒留下來。他說：「藏在古老的冰冠身後的力量可遠遠超過我這隻手。」後來，冰又回去了，縮回了它的北極，冰的手指留在了自己挖出的深洞里，於是冰變成了湖，成就了今天的樣貌。對於流逝的時間來說，湖還年輕。我試著讓自己看著面前的大草原，看見正在漫步的恐龍。不過，我甚至沒法想像在有圖柏鎮以前，印第安人居住時期的湖岸。我們擁有的，只是如此微小的時間份額，這個事實讓我驚駭，但爸爸對此卻很平靜。有時候我覺得，世界存在了多久，爸爸就在我家裡生活了多久。其實，相比這個地方有人居住的歷史，他活在地球上的時間，僅僅比我長一點點而已。他對時代的了解，對那個汽車和電燈還不曾存在的年代的了解，也不比我多多少。這個世紀剛開始的時候，他也沒在世界上。等這個世紀結束的時候，我已經垂垂老矣，老得不知道還活不活在這個世界上。我不喜歡想這些。我希望湖永遠都是這樣的湖，永遠有浮標標記的安全游泳區，還有防浪堤和圖柏鎮的燈火。
爸爸在沃克兄弟公司當推銷員。這家公司的業務幾乎都在鄉下，在偏僻的農村。陽光、波爾橋、轉彎口，這些地方都是沃克公司的業務範圍。我們以前住的鄧甘嫩不包括在其中，因為它離城市太近了。這一點讓媽媽感覺分外地慶幸。他推銷咳嗽藥，鐵劑，雞眼藥，輕瀉劑，女人治內分泌紊亂的藥物，漱口水，香波，擦劑，藥膏，做清涼飲料的濃縮檸檬、橘子和木莓汁，香草香精，食物著色劑，紅茶，綠茶，薑汁，丁香，還有其他香料和老鼠藥。他有一首歌，其中有這麼兩句：
什麼膏什麼油我都有，
從雞眼到癤子什麼都能治。
媽媽的看法是，這首歌一點意思也沒有。小販的小曲兒。爸爸就是個小販，一個敲人後院廚房門的小販。去年冬天之前，我們有自己的營生，一座狐狸養殖場。爸爸養銀狐，然後把銀狐皮賣掉做斗篷、手籠和外套。價格降了，爸爸還是希望第二年的價格好起來，然後又跌了。他堅持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最後，再也不可能撐下去了。我們欠了飼料公司一屁股債。我聽到媽媽好幾回對奧利芬特太太抱怨。奧利芬特太太是媽媽唯一還能說說話的鄰居。在這個世界上，奧利芬特太太也是個走跌的人。作為一個老師，她嫁給了一個看門人。我媽媽說，我們把一切都投進去了，但什麼也沒有換回來。那些日子，很多很多人都說這樣的話，不過，我媽媽沒時間關心全國的痛苦，只關心我們的。命運把我們扔進了貧民的街道。我們以前也是窮人，但這不是一回事，貧窮和貧窮也並不一樣。承受這一切，她覺得，只能保持尊嚴，心懷酸楚，卻絕不妥協。沒有腳爪托起的浴缸，沒有沖水馬桶，反正這樣的浴室也並不能給她什麼安慰。水龍頭裡沒有水，人行道不路過家門口，沒有瓶裝牛奶，甚至，沒有兩家電影院，沒有維納斯餐館，沒有伍爾沃斯連鎖店（舒適的店堂里，鳥兒在風扇習習吹過的角落裡歌唱；綠色的水箱里，指甲大小的魚兒如同月光一般明亮），她都不在乎。
下午的時候，媽媽經常步行到西蒙家的雜貨店。她帶我一起去幫她提東西。她穿上精緻的外衣，海軍藍的，上面有透明的，纖小的花朵，裡面穿的是她海軍藍的襯裙，還要戴一頂白色的草帽，帽子往腦袋一邊壓下來。我穿上剛鋪了報紙在後門台階上漂白的白色鞋子，把我的頭髮做成濕濕的長捲兒（因為頭髮要是幹了，就會很快蓬鬆開來），用一根硬邦邦的大髮帶系在我的腦袋上。晚飯後和爸爸出門，就和這副打扮完全不同了。還沒走過兩幢房子，我就感覺，我們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就連馬路邊粉筆寫的粗話都在嘲笑我們。媽媽似乎沒注意，她走路的姿勢像正在逛商店的淑女。她像個淑女一樣去購物，路過她身邊的是衣裙寬鬆，不系腰帶，胳膊下面都撕開了口子的家庭婦女。我也是她精心打扮過的，那倒霉的鬈髮，招搖的髮帶，洗得乾乾淨淨的護膝和白襪子，都不是我想要的。要是她當眾叫我，我甚至會痛恨自己的名字。她的聲音那麼響亮，清脆，驕傲，故意裝出和街上的其他媽媽都不一樣的腔調。
媽媽有時會帶回家一塊冰磚，算是給我們的特別優待。簡單的三色冰激凌。家裡沒有冰箱，我們要把弟弟叫醒，立刻吃完。我們就在永遠被隔壁家的房子擋住光線的餐廳里吃。我小心翼翼地用勺子舀，把巧克力留到最後，希望等弟弟的盤子空了，我的盤子里還有剩下的。然後媽媽就會試圖模仿我們當初住在鄧甘嫩時的對話，回到弟弟剛出生的時候。那是我們最早，最為舒適的日子。那時候，她會給我一點茶喝，杯子里加大量的牛奶，和她杯子里的差不多。我們坐在屋外的台階上，面對水泵，丁香樹，以及遠處的狐狸圍欄。她沒法控制自己不提那時候。「你記得我們把你放在雪橇上，讓少校拉你跑嗎？」少校是我們家的狗，我們搬家的時候，留給鄰居養了。「你還記得放在廚房窗戶外頭的沙盒子嗎？」我裝作記不清楚了，小心不讓自己掉進感傷這類多餘的情緒里去。
媽媽有頭疼病，經常得躺在床上。她躺在弟弟狹窄的小床上，逼仄的封閉陽台籠罩在沉重的層層樹枝之下。「我看著這些樹，會覺得自己在家裡。」她這麼說。
「你需要的是新鮮空氣，開車到鄉下兜兜風。」爸爸說。他的意思是和他一起出門，走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銷路線。
媽媽可不喜歡這麼開車到鄉下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