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七年時間裡，無論我什麼時候提到我在寫一本關於中央情報局的小說，幾乎每一個人都會說「我都迫不及待地想看了」，我認為人們的期待不過源於對中央情報局的敬畏之情而不是對作者的尊敬；關於小說的第二種反應，尤其是那些不清楚小說是如何日復一日地寫出來的人，他們會禮貌地問：「你是不是有朋友在情報局，而且你們還很親密？」然而我卻寧願他們這麼問：「你憑什麼了解他們並寫關於他們的小說？」
我的回答大概是這樣的：是的，我認識一些情報局的人，但是我不便透露太多。這是事實，要想寫好情報局的故事，認識幾個情報員是必要的基礎。這些問題太無知，就像你問一個專業的足球教練他是否偷了對手球隊的秘密信息，我想那個足球教練會說：「我們不需要這麼做。專業的足球是一種文化，而我們就身處其中。另外，我們有足夠的想像力書寫一份合理的對抗計畫。」
所以，我應該這樣回答：我是憑藉自己在情報局待了四十年的經驗來寫這本書的。畢竟，《夏洛特的亡靈》是經過反覆想像的產物，而且在過去的四十年中，我甚至仔細思考過情報局在人們生活中的神秘與誘惑；我不需要身處那個組織，也不需要與情報員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只管相信自己已經十分了解情報局的內部工作結構。十九世紀早期的一個蘇聯猶太人對東正教異常感興趣，他不需要為了蘇聯東正教而刻意和一個牧師保持親密的關係吧？當然，如果他這麼做，並且他本來一出生就是蘇聯東正教徒的話，那他很有可能得到一些內部關係讓他成為一個修道士。但是對我來說，為了獲得寫作必要的材料而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情報局是不可能的，並且我對情報局有著不一樣的政治偏向。
顯然，我是在告訴你們，優秀的小說可以和作者的實際生活偏差很遠，小說靈感可以源於文化體驗，也可以是作者的想像力。這幾年來，憑藉豐富的想像力，我才得以在該主題下完成搭窩建巢。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刺激作者的想像力，比如美國總統的生活，或者是流浪漢的一天，這些或許馬上就可以讓作者靈機一動。小說家不僅有他們自己的生活，同時他們還會在生活中發展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剛開始那些人物形象不可能清晰地出現在作者腦海中，只有經過作者的構思，他們才能在作者的筆下一點一點清晰起來。
當然，寫作過程並不總是如此充滿魔力。在寫《夏洛特的亡靈》時，我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如果我沒有閱讀上百本關於中央情報局的書的話，那我可能就必須接近情報局，但是我很幸運，在我寫作的時候，關於情報局的作品也在源源不斷地湧現，而且其中一些書籍對我幫助很大。如果這是一本非小說類文學作品，我一定會在很多地方加腳註和解釋說明，再加上一個目錄和參考書目，並且在這份免責聲明出現之前，一直心存感激七年來這些書對我的幫助。
但是，《夏洛特的亡靈》是一部杜撰小說，書裡面大部分的主要人物以及絕大多數的配角人物都是虛構的。由於這裡面牽涉了現實生活中的名人政要，其中還有一些歷史上非常傑出的人物，所以很有必要在這解釋一下我如何使用了我研究的書。
一些非小說文學喚醒了人們的想像力，書中的要人名士光彩照人，也就是說，人們會覺得作品中的人物跟實際生活中的男人或女人一樣真實、立體。但是，使用研究文獻越多就越缺乏自己的看法。如果一個人對某種事物著了迷，並全神貫注地研究，那麼即使是普通的事物也能夠讓想像力無限放大；當你對它充滿激情、熱衷於研究它時，你就能夠突破困惑，找到深埋的事實，就不會選擇逃避模糊的事物。在我看的書籍中，有一些並不那麼成功，故事情節的發展線索只是隱藏在作者的寫作風格中。打個比方，一個擔任足球教練四十年的男人只需要看幾場高中生持球跑動進攻的比賽就可以知道誰是有天賦的；職業拳擊賽的教練也是這樣，他們只需要看一個業餘選手打出一個左勾拳就知道這個人是否具有天賦。那些終身從事寫作的小說家也不例外，過去的歲月，我已經寫了很多不痛不癢的作品，並且花了很多時間思考為什麼會寫得那麼差。在這些積累沉澱中，我已經能夠從作品中了解到作者是做什麼的，他是男是女，甚至更重要的是我能知道他真正要表達什麼，這和反情報機關的工作很相似，他們需要區分敵人說的話是真還是假。
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麼說，我對中央情報局的理解有一半直接來自我所閱讀的書籍，另一半則來自我對這些書籍的分析重組。結果只有一點，我讓我的讀者感受到了我眼中的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間情報局的樣子，至少他們是通過一個年輕男人的眼光看它，而這個年輕男人在情報局裡長大成長，所以對情報局的情況他有一定的話語權。書中的情報局是一個虛構的情報局，它真實的樣子只存在我的腦海里。而且我要指出的是，那些已經在情報局裡工作了四十年的男人和女人也一樣，他們對情報局的認識也僅限於他們自己參與的那部分，就像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美國一樣，沒有兩個人的觀點是相同的。如果我一定要有個參照讓自己的小說盡量逼真，那麼我腦海里的情報局比任何當事人眼中的情報局都要真實。
在創作的過程中，我們有許多方法可實現文章的逼真，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為出現在作品中的所有名人編造虛假的名字，否則就會給人留下語言粗糙不規範的印象，比如你講到美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統時，硬生生編出個名字——詹姆斯·費茨帕特里克，那讀者一定會覺得很彆扭，文章也就難以逼真了。
因此，很顯然，我們應該直接給出傑克·肯尼迪的真實名字，這樣才不會影響到小說的效果，他在小說里的生活就會和小說中其他虛構人物的生活一樣激烈了。如果說作者非要使用虛假的姓名，那麼讀者也只能感嘆一句：「噢，是的，費茨帕特里克總統就是肯尼迪總統，讓我們看一看傑克·肯尼迪的特徵是什麼吧。」
霍華德·亨特和艾倫·杜勒斯也一樣，就後面這個人物來說，問題還不是那麼大，因為他在這裡不是中心人物；至於亨特，他在小說中是一個重要角色，所以還不能妄下結論。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考慮要不要給他取一個名字叫作查理·斯坦特·史蒂文斯，但這有侵犯他的肖像權之嫌，因為精明的讀者很快就會發現：「那是霍華德·亨特。」然後適應了假名之後，讀者就會猜測我寫的每一個關於「假亨特」的內容都是真的；但是，如果我公然使用他的名字，讀者就不用懷疑了，他們或許會說：「這並不完全是我了解的亨特。」
然後，為了尋求作品依據，我找了兩部亨特的傳記，《情天長恨》（Give Us This Day）和《卧底》(Undercover),書中描寫了他的性格，我在對這兩本書的理解基礎上寫出了有關霍華德·亨特的內容。當然，他說的話除了有幾句是我摘抄的以外，剩下全部是我自己寫的。我的書寫不會超出他的性格界限，我不會僅僅因為是我的小說，就主觀安排給他我都不相信他能完成的秘密任務。
或許最自由的真實人物就是威廉·哈維了。有一本寫得很好並且很有娛樂性的書叫作《荒野鏡子》，大衛·C.馬丁著，這本書很客觀地描寫了哈維的長相，為我的想像提供了素材並且刺激我超越馬丁的真實描寫。我筆下的威廉·哈維和已故的威廉·哈維有一定關聯，而且他還緊跟真哈維的職業腳步——柏林隧道工程，他的婚禮，因為「貓鼬計畫」而和真實的蘭斯代爾將軍以及真實的羅伯特·肯尼迪發生過爭執，最終他的職業生涯在羅馬結束，這些沒有一個是編造的。雖然馬丁的描述看起來像是哈維的原型，但是對於哈維的描寫我還借鑒了其他書籍，所以我筆下的哈維更具想像力（因為我不希望他和霍華德·亨特一樣真實）。
至於夏洛特，我對這個人物形象的想像就更不受限制了，他的原型可以說是情報局傳奇中的老大詹姆斯·傑西·安格勒頓，但是因為在我寫這本小說的時候，很少有人知道安格勒頓，而且他本身也是一個非常複雜、令人費解的人，所以我決定自己創造這個人物，這個完全虛假的休·蒙塔古，當然，還有他的妻子，基特里奇。
卡爾·哈伯德也是一樣的。特雷西·巴恩斯和德斯蒙德·菲茨傑拉德的性格特點可以輕易找到，但是我對他們並不熟悉，客觀地說哈伯德和蒙塔古一樣，都是完全虛構的人物。
無論是哈利·哈伯德、迪克斯·巴特勒、阿諾德·羅斯、沙威·福特斯、托托·巴爾巴羅，或是馬薩羅夫一家、謝爾曼一家、農場的所有人員，還是生活在柏林、烏拉圭和邁阿密的所有小人物，他們幾乎都是虛構出來的。但是文中也有許多真實存在的人物，如卡斯特羅、阿蒂姆、巴克、聖·羅馬、托尼·奧利瓦、歐亨尼奧·馬丁內斯以及許多在書中閃現的古巴人，還有美國「新增特別小組」的政府官員以及威廉·阿特伍德和麗莎·霍華德。之所以決定把這些真實的和虛構的人物都融合到書中，不是想讓其變為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