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和報》 1963年12月7日
珍·丹尼爾撰
到了三點鐘，卡斯特羅宣布說，悲劇已經發生了，我們無力改變，但是我們還是要好好利用時間。他想親自陪我去拜訪格蘭哈的一個印第安人村莊，在那裡，我們正在做一些實驗。
我們開車去的，收音機一直開著：達拉斯的警方現在正在全力追蹤刺客的蹤影，實況播音員說刺客是一個蘇聯間諜；五分鐘後，又改正說是一個和蘇聯人結婚的間諜。卡斯特羅說：「看，我不是告訴你了嗎？下面應該會說是我吧。」但是沒有，廣播里說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逃兵，接著又說是一個年輕的男人，這個人是古巴委員會所管轄的公平競爭組織中的一員，是卡斯特羅的擁護者。卡斯特羅表示：「如果他們有證據，那他們一定會說他是一個特工，是幫凶，是一個僱傭殺手。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卡斯特羅的仰慕者，這就讓人們把憤怒和卡斯特羅這個名字聯繫起來。這是一種公關手段，一種宣傳工具，太可怕了。但是你知道，我很肯定這一場風雨很快就會平息，畢竟美國歷史上有太多的競爭者，每一個都擠破頭去爭取自己的影響力經久不衰。」
我們到了那個村莊，這裡的農民都很歡迎卡斯特羅。就在那時候，收音機里傳來消息證明刺客是一個「擁戴卡斯特羅的馬克思主義者」。廣播一個接一個地來，他們的評論開始變得極端情緒化、極端兇猛。最後卡斯特羅說：「看來我們不得不放棄參觀這個國有農場了。」於是我們繼續朝著馬坦薩斯前進，在那裡他可以打電話給多鐵戈斯總統。路上，他問道：「林登·約翰遜是誰？他的名譽怎麼樣？他和肯尼迪的關係怎麼樣？和赫魯曉夫的關係呢？臨時突襲古巴時，他的立場是什麼？」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他在中央情報局的權力如何？」然後，他突然轉而去看看自己的手錶，知道我們到馬坦薩斯還需要半個小時，於是他就眯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