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父親動身前往巴黎的前一天，卡爾收到一條短波廣播消息，是他派去哈瓦那的一個特工發來的，內容是前天晚上，即十一月十九日，卡斯特羅去珍·丹尼爾住的酒店找他，而且在裡面接受那個記者長達六個小時的採訪。
我們不知道那兩個男人到底在交流什麼，但是珍·丹尼爾又把這次訪談內容發表在了《新共和報》上，一共分兩次，時間分別為十二月七日和十四日。我父親十一月二十日就猜出了該訪談內容。
卡爾說：「之所以會有這次見面，是因為肯尼迪十一月十八號在邁阿密所說的話——『他們就是為了離間我們。』這就是卡斯特羅接見丹尼爾的原因。」
我沒有說話，卡爾繼續說：「知道了這些，你和我一樣不高興了嗎？」
「但是，這個消息讓我們的旅程更有必要了。」
「是的，」卡爾說，「我們不是在畫蛇添足，對嗎？」
大約三周後，我仔細閱讀了丹尼爾採訪卡斯特羅的訪談內容。這時候已經是十二月中旬了，而我發現自己與當初的誓言完全相反。我在想，如果我去巴黎之前就已經知道這次訪談的內容，那我會怎麼想呢？我會相信卡斯特羅的話嗎？如果我相信了，那我會不會告訴我父親我不能公正地處理庫貝拉的事呢？如果我父親要求我一定要親自去處理庫貝拉的事，那麼我會辭職嗎？現在是十二月，我已經不記得十一月的我是怎麼想的了，因為我的想法完全變了，辭職也不再是一件讓我感覺壓抑的事——它不是比截肢更痛快嗎？
《新共和報》1936年12月14日
珍·丹尼爾撰
「在安的列斯群島的珍珠灣，充滿著朗姆酒的芳香，人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美國遊客對古巴的描述被裝裱起來掛在哈瓦那的酒店裡，我在哈瓦那酒店度過了忙碌而緊張的三周時間。我以為我永遠都不可能見到卡斯特羅了，所以這三周里我一直都在和農民、作家、激進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部長大臣、大使交流，唯獨菲德爾是那麼遙不可及。曾經有人警告我：他再也沒有興趣接見記者了，至少是西方的記者。所以我基本上已經完全放棄了，但是，在我準備離開的那天晚上，卡斯特羅親自來到了我住的酒店。他聽說了我採訪肯尼迪總統的事，於是晚上十點，我們就到我的房間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在這裡，我將重述採訪中回應約翰·肯尼迪總統的那一部分內容。
卡斯特羅對我採訪肯尼迪總統的事情很感興趣，在我講述時，他可以說在洗耳恭聽：他捋了捋鬍鬚，把自己的帽子往下拉到眼睛上面，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他始終都是用充滿惡意的眼神看我。他讓我一遍遍地重複那些已知的評論，尤其是肯尼迪批評巴蒂斯塔的那一部分，以及批評卡斯特羅發起具有毀滅性戰爭的言論。
當我說完，我以為卡斯特羅會來一場爆發。然而事實卻不是，我迎來的是漫長的沉默，之後便是平靜、幽默且富有思想的談話。我不知道是卡斯特羅變了性子，還是西方雜誌錯誤地把他描述成一個經常咆哮的瘋子，我只知道在我和他一起度過的兩天時間裡（而且這兩天還發生了很多事），卡斯特羅沒有一刻不是鎮靜的……
「我相信肯尼迪是很真誠的，」卡斯特羅說，「我也知道我說真誠可能會讓你覺得我有政治目的，但是我會解釋我的意思。我至今都沒有忘記這個傢伙狡猾的手段、含糊的態度，以及美國多次偷襲古巴，向古巴施加壓力，給我發恐嚇信件，組織反革命力量對我局施以各種阻撓，而且還有各種各樣的報復行為、欺騙利用、污衊共產主義的言辭，這些我通通都沒有忘記。但是我感覺他也陷入了困境，我不覺得美國總統就是真正完全自由的，而且我相信現在肯尼迪一定備受不自由的痛苦，我還相信他現在明白了他對古巴有多少誤解，比如豬灣遭突襲時古巴的反應。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現在肯定已經意識到美國不可能僅僅揮一揮魔棒就能掀起一場席捲整個拉丁美洲的鬥爭，甚至讓拉丁美洲國家全部消失……
「或許這就是現在的狀況。但是一年多以前，距離導彈『入住』古巴還有六個月，我們就掌握了確切的情報，一場新的入侵古巴行為正在醞釀……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你叫我們如何阻止這場入侵？赫魯曉夫問我們想要什麼，我們說：盡你一切努力讓美國知道，侵略古巴就等於侵略蘇聯。我們想發公告，與蘇聯結盟，尋求傳統的軍隊援助等等。蘇聯向我們解釋他們的顧慮：首先，他們想要解救古巴革命（換句話說，在世界的眼裡，他們必須維護社會主義），但是他們也希望避免一場世界性的紛爭。他們說，如果他們派出軍隊來援助古巴，那麼美國可能會毫不猶豫地發動戰爭，蘇聯也就避免不了與美國大動肝火，這樣一來可能就無法避免有一次世界性的大戰了……
「我在這裡是想告訴你，蘇聯現在不想、以後也不想發動戰爭。美國哪怕願意派出一個人去蘇聯看看，看看那兒的人是多麼努力地提高工人的生活質量，他們也就不會誤解蘇聯有挑釁、爭霸全球的想法了。但是，蘇聯也有自己的苦衷：如果古巴被襲擊了，那麼蘇聯必然會發動戰爭；如果美國反對撤走導彈的話，那麼蘇聯同樣有可能面臨戰爭的威脅。他們選擇團結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應對戰爭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古巴怎麼能夠拒絕蘇聯為我們分擔戰爭的風險呢？他是在拯救古巴啊。說到底這是尊嚴的問題，你覺得呢？你認為尊嚴在政治中不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嗎？你覺得我們是虛幻主義是嗎？或許我們是，但虛幻主義又怎麼樣呢？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是膽小怕事的孬種。總之，我們同意蘇聯在古巴建立導彈基地。而且我還要為我們古巴人說一句，我們是死在傳統炸彈下還是死在氫彈下，真的不是那麼重要，但是我們不會拿世界和平開玩笑，美國才是那個危害人類和平的國家，他們想用戰爭來威脅我們放棄革命。」
然後話題轉向了肯尼迪在拉丁美洲建立的進步聯盟。卡斯特羅說：「可以說這是一件好事，這個聯盟很快就適應了如今拉丁美洲的形勢，但是肯尼迪想法再好，他也得不到預期的成果……多少年來美國政策一直在扶持拉丁美洲的寡頭政治，現在突然來了一個美國總統，對眾多的拉丁美洲國家說美國再也不會支持獨裁者了，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信託公司的利益遭到侵害，美國國防部認為戰略基地陷入危機，拉丁美洲所有國家的強大獨裁者會發出警告，他們破壞了新的政體。總之，肯尼迪會遭到每個人的反對。」
我問卡斯特羅這一切的結局將會怎麼樣，下一步又會怎麼發展。即使肯尼迪反對你所說的共產主義思想，但是你仍然選擇了共產主義，把你的經濟、國家的安全都壓在了蘇聯身上……世界和平取決於雙方相互尊重，尊重對方的地區影響力，而終究你還是選擇了蘇聯。
「我不想討論我們和蘇聯的關係，」卡斯特羅打斷我說，「我知道這個不得體，但我們對蘇聯除了友愛和感激之外，什麼也沒有。蘇聯人正在盡他們最大的努力幫助我們，這可能會讓他們付出巨大的代價。但是我們也有自己的政策，而且這些政策很可能和蘇聯的不一樣（這一點我們已經證明了）。我拒絕繼續討論這個話題，因為讓我說我不是蘇聯棋盤上的棋子，就好像讓一個妓女在公共廣場上說她不是一個妓女一樣。
「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美國的看法跟你一樣，那麼你是對的，最終沒有出路。但是最後誰會是贏家呢？他們已經嘗試了各種手段，當然是各種，但是我們仍然活著。我們現在身處險境嗎？當然，我們從來就沒有脫離過險境。說實話你也不知道，當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遭到美國迫害的時候，世界上究竟還有誰願意和你做朋友呢？不，真的，基於這所有的理由，我們不是乞丐，我們什麼也不求。
「我是把自己當作一個古巴革命者來跟你交談的，但我同時也是一個熱愛和平的人，我相信美國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它對世界和平的影響舉足輕重。因此，我不禁希望美國能出這麼一個領導者（為什麼不可以是肯尼迪，支持他的人有那麼多？），這位領導者敢於也樂於和信託公司對抗，不怕說出真相，最重要的是，讓各個民族、國家自由自主地發展。我們不求什麼，不要金錢，也不求幫助，也不需要外交家、銀行家、軍隊士兵，什麼都不要，我們只需要和平，需要你們接受我們本來的樣子！讓美國人理解社會主義國家不是敵人為什麼就不可能呢？」
最後，卡斯特羅對我說：「既然你還會和肯尼迪見面，那你就做一個和平使者吧。雖然說了那麼多，但我還是想把自己的意思表達得更清楚。我不想要任何東西，也不期待任何東西，作為一個革命者，現在的情況並沒有讓我不高興。但是作為一個男人和一個政治家，我有必要說明什麼才是相互理解的基礎。為了和平，美國必須要出現一位能夠應對如今拉美緊張形勢的領導人，肯尼迪可以繼續勝任，因為從歷史角度看，他有潛力成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一個最終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