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我父親去巴黎待了三天，他回來以後我才知道他已經見過了羅蘭多·庫貝拉。
十月初的時候，庫貝拉告訴他在巴西的上級領導萊姆，他要移居到巴黎，因為他找到了更適合他的職位——「內政部外交處的二把手」。一聽這個部門的名稱我們就更加確信他和DGI有緊密的聯繫，但是這並不排除他沒有拿槍對準卡斯特羅的可能。
然而，我父親在巴黎約見庫貝拉時著實費了一番周折。他堅持要求鮑比·肯尼迪出席，他說他的目標是成為古巴下一任領導人，他希望得到肯尼迪的政治支持。
可是，讓肯尼迪出席很顯然是不可能的。我的天啊，這可能是一個陷阱啊！甚至告知他的可能性都沒有。當然，最後庫貝拉不得不妥協。這件事的關鍵是選誰作為司法部長鮑比的代表前往巴黎談判。卡爾主動報了名。
這是再好不過的了，沒有人會反對卡爾冒充自己是肯尼迪家族的密友。
然後，上級決定讓巴黎駐地放鬆警戒。相反，請萊姆從聖保羅飛到巴黎約見庫貝拉會更加有效，這樣他就可以引導庫貝拉到達卡爾在十二個行政區內選取的任何沒有特色的咖啡廳了。「我喜歡第十二區，就因為這種聚集，」卡爾說，「這裡聚集了許多小酒館，數量多得不會讓你在任何一個酒館裡面見到一個自從出生就見過的人。」是的，一個簡單的紮營會是一種更好的方式讓巴黎站提高警戒，告訴他們高層領導哈利法克斯正在路上，他要去見一個有可能攜帶槍支的危險人物。「巴黎駐地將會在庫貝拉的房屋上布滿安全防護。」卡爾提醒道。
於是我父親動身去了一次巴黎，往返日期為十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三十日。他們見面那天是十月二十九日，庫貝拉不到一個小時就喝醉了，我父親費盡心思說服了他理解鮑比的選擇，然後庫貝拉告訴我父親，他只接受司法部長鮑比的私人代表。然而，他們第二次見面的時候，他又說想要拿到鮑比的親筆信，而且信裡面還必須承諾任務圓滿完成以後，古巴第一次民主大選時，美國必須出面支持選他為總統。「但是，」庫貝拉說，「如果我沒有競選成功，那麼你們除了支付我的開支（可能會是很大一筆錢）以外，不需要再負任何責任。」
「他的長相怎麼樣？」我問。
「可能符合你的期待，」卡爾說，「他很高，臉圓圓的，一雙卧蠶眼，留著黑色的鬍子，顯然是個很吸引女人的男人。他應該很喜歡可卡因，如果讓他在外面晃蕩一整夜不碰觸可卡因，估計他就會瘋掉。」
我很失望，我父親說的內容沒能滿足我的好奇心。我問道：「他談論的話題只限於他的政治預想嗎？」
「我們還談到了硬體工具，他希望我下次去巴黎的時候給他帶一些精細工具。他一個勁地誇獎我們的『技術先進』，我都不知道他是在說我們的暗殺還是我們的狙擊槍，我乾脆直接問他：『你指的是我們的暗殺嗎？』聽我這麼問，他就發狂了似的大聲喊道：『不要再讓我聽到你用那個詞！』天啊，咖啡廳里只有我們兩個人，但是他仍然這麼大嗓門說話，我只好重重地按著他的肩膀安慰他。這讓他冷靜了一些，但他還是把我的手甩開了：『不要用這個字，否則你就是在自找麻煩。知道了嗎！』也許我不應該這麼直接，但是我真的想讓他說重點，他的話太含混不清而且又很誇張，真是個酒鬼。當然，不是每一個成功的刺殺者都很冷靜，約翰·維爾克斯·布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你和羅蘭多·庫貝拉在一起並不是很開心，對嗎？」
「太痛苦了。但是，休·蒙塔古和迪克·赫爾姆斯都贊成我的想法——他是我們在這件事上唯一一個能用得上的人了，」卡爾點了點頭，繼續說道，「說說你自己吧，我已經決定下次去的時候帶上你了。」
「我很高興你給我這次機會。」
「第一次去的時候我不想帶你，因為我有點害怕，萬一出點問題，我不想讓你夾在其中，我一個人承擔後果就夠了。」
他沒有說其他人也不願意讓我去，這是不是他在維護我？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只是我希望這個問題沒有答案。我父親不會跟我說庫貝拉有條件成為一個雙重間諜，而夏洛特和赫爾姆斯將會繼續追查這件事，他們會讓卡斯特羅注意到情報局不僅還在秘密計畫暗殺他，而且肯尼迪家族的私人代表將會在這個陰謀里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心裡充滿了敬畏：這下卡斯特羅更加不信任和平談判了。這算是我摸清了事情的真相嗎？我甚至為此有點小小的自滿。但是對待夏洛特，我恐怕還不能成為我自己意志的主人。
古巴這邊還在繼續抵禦我們的和平攻擊。聯邦調查局的報告顯示，十月三十一日瓦列霍博士通知麗莎·霍華德去提醒阿特伍德做好準備乘坐私人飛機來哈瓦那，飛機有可能由卡斯特羅親自派出。但是這一點很可能僅屬於瓦列霍自己的想法，因為就在同一天，十月三十一日，卡斯特羅在電視新聞直播上說出了三個星期前我們派遣兩支突擊隊去颶風受災區搞破壞最後被俘的事。在電視上，這些被流放的古巴人編造了案件負責人的名字（迪克斯·巴特勒被說成是弗蘭克·卡斯爾），同時公布的還有里維埃拉大道6312號的具體地點，以及有關JM/WAVE兵工廠的個別信息。卡斯特羅一定期望美國媒體能夠大肆報道此事，然而情報局很快就說那些突擊隊員已經被洗腦，這件事不需要特殊關注。卡斯特羅非常生氣：「美國媒體拒絕報道這次襲擊，即使鐵證如山，他們仍然拒絕報道。這就是他們所謂的自由媒體，不還是跟中央情報局一個鼻孔出氣的工具嗎？情報局和媒體撒同樣的謊，這不正說明了他們是在掩蓋事實嗎？」
卡爾微笑著問道：「誰家的牛被刺傷了？」
我沒有說話。我相信我們的行為是合情合理的，我們不虧欠卡斯特羅，不，自從他掀起導彈風波，我們就沒有什麼對不起他的了，只是偶爾給他點教訓也不是什麼壞事。
同時，我們接近拉斯科辦公室的計畫還在進行，儘管南希·沃特森的進入受限，但還是會有一些機密文件經她之手。然而南希——我們現在稱呼她為「悅音」——有一個小小的缺陷：她拒絕拍攝文檔，理由是這會讓她情緒混亂。所以為了彌補這一點，她就必須要努力回憶白天看過的文件，晚上回到家再把重點的機密內容寫下來給羅斯。由於她的注意力不在古巴，這是我們安排的（在我們確認她值得信賴之前，盡量避免讓她對我們有防備心），所以整個十月我們得到的情報就是有關拉斯科對宏都拉斯軍事政變的反應，宏都拉斯向蘇聯出售小麥，還有哈羅德·麥克米倫辭掉首相一職，這些事沒有一件是我們想要的情報，而夏洛特則把南希提供的情報稱作「要點」。
然而到了十一月初，她的工作終於有了一點成效。拉斯科部長終於對古巴提案做出反應，於是悅音就忙著給羅斯提供信息，其中包括拉斯科平息他在國務院的朋友的怨氣：「長期維持對加勒比地區的外交投入不能因為那些特立獨行的談判而裁減。」沒過多久，我們間接從悅音那裡得知，有人告訴阿特伍德國務院對他的古巴提案態度總的來說是「抑制」的。十一月七日，一封出自拉斯科辦公室的信件是這麼說的：
美國政府考慮與古巴政府建交的前提是，所有依賴中蘇集團的政治、經濟、軍事活動都必須停止，以及與那個半球有聯繫的所有顛覆活動也必須停止；同時卡斯特羅還要宣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斷絕關係，降職所有處於高位的共產主義分子，補償1959年以來被剝奪財產的人，以及把製造廠、煉油廠、礦廠還有銷售業全部歸還給私人企業。
「聽起來好像拉斯科一點都不在乎無條件投降。」我說道。
「哎，」卡爾說，「處理這個爛攤子，也許這是最好的辦法了。他討厭無法預知結果的行動。如果他待在一個地方太久的話，他就會覺得肯尼迪會找到他。」
在哈瓦那，我們一直監視著珍·丹尼爾（我們也做不到全面監控，畢竟我們在古巴的能力有限），監視者很肯定地說丹尼爾不可能接觸到卡斯特羅，他在古巴的日子就是悠閑地參觀礦山、煉糖廠和各地的小學。卡爾說，古巴提案似乎已經「停滯不前」了。
然而，我們什麼也確定不了。與安/拉稀見面的時間約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很期待這次見面。在華盛頓的這幾個晚上，我都會參加特工語言培訓班來提高我的法語交流能力。這真的是太必要了。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卡爾和我將會在巴黎待一天，雖然只有一天，但我還是把它當作一個神聖的使命；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法語語法的精確性也不是完全沒有用處。有趣的是，去法國的日子越近，我就越不覺得庫貝拉是一個雙重間諜，反而更像一個毋庸置疑的刺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