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她臨別時書寫的信，但是我很長時間都沒有給她回覆過。我一直沉浸在孤獨中，我的心就像一個空錢包一樣。有很多次我都差點打開那封裝有摩德納電話號碼的信，甚至有一次，我的手指就要落在撥號鍵上了，可最後還是放棄了。
工作佔據了我整個身心，後來就再沒有想起過這事了。然而我發現自己對父親來說還是很有用的。儘管他只要稍微集中注意力就能掰開龍蝦的鉗子，但他的注意力不是天天都這麼集中，他的桌子永遠都像是沒有整理過的床。還有他那不穩定的組織能力，就像不愉快的宿醉一樣令人痛苦。然而我愛他，這一點是我從處理各種細節中發現的，關注細節給我帶來了新的熱情。我會負責一些衛生工作，比如把他的衣服送去洗；當然，我還會仔細檢查他和麥科恩、赫爾姆斯、蒙塔古以及其他五十個仍然在JM/WAVE工作的官員之間的備忘錄，檢查傳入的電纜以及我們制定的優先通信路由模式。說真的，我已經喜歡上處理這些瑣事了，而且卡爾的秘書埃莉諾已經高負荷工作了很多年，現在她也需要一個助理來幫她分擔，我很高興埃莉諾和我很合得來。這些日子，我桌上的東西比我的住處更貼近生活，而且，實際上無論是在邁阿密和華盛頓，還是在蘭利和贊尼特，我的辦公室都沒有什麼差別。我又一次認識到我的知識是多麼地不足。我獲得的能量越多，我就能越多地參與事情發展的初期、中期和末期，同時得到的滿足感也越少。我在晚上獨處時看間諜小說，小說有一點讓人很滿意，那就是它的描述和現實工作一點都不一樣，但是小說畢竟是小說，與真實的生活還是有一定的差距。我的思緒並沒有停留在表面上，我還思考小說情節的本質，在生活中，情節永遠都是不完整的。無論怎麼樣，這也是人們一半的焦點，因為我們永遠都無須把自己逼得比劇本里的主角還要緊。如果你堅持把你的生活看成一個連續故事的話，那麼一個人生活的另一半焦點就僅僅是積累習慣、錯誤、運氣、偶然，還有許多獲得的幫助，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談資而已。因此，我很感激這個夏天，在這個夏天裡，我沒有太多的個人瑣事，但在許多的細節中學到了知識，而且我的父親和我還組建了一支值得尊敬的團隊。
然而，他還有一些工作是不讓我知道的。我知道他正在和安/拉稀建立聯繫，但是如果九月八號的大事件不能說服卡爾讓我擔當重任的話，那我就真不知道自己還要學習到什麼時候了。那天早上，我一進他的辦公室，他就遞給我一份《華盛頓郵報》的剪報，上面講述的是發生在哈瓦那的故事。九月七號晚上，卡斯特羅出席了一場宴會，地點在巴西大使館，在這期間，他把一個美聯社的記者叫到一邊，說：「肯尼迪與我們的巴蒂斯塔是一樣的傢伙，我們已經發現了消滅古巴領導人的恐怖陰謀。如果美國領導人再敢援助這些計畫的話，我保證他們自己也別想過安穩的日子。」
「這就是給我們的一種暗示。」卡爾說。
「你能跟我說說故事的背景嗎？」我問。
「安/拉稀現在待在巴西聖保羅的古巴領事館裡，我們的人已經和他碰過面了。」
「有這條信息已經足夠了，」我說，「哈瓦那有那麼多地方可以和美聯社記者溝通，而卡斯特羅偏偏選擇了巴西大使館。」
「是的，」卡爾說，「今天早上在理查德·赫爾姆斯的辦公室，我們討論了成立反情報小組，以及隨之而來的反情報活動。」
這是真的，九月他們為此召開了幾次會議，但是到月末的時候卡爾說：「我們仍在籌備中。」我查看了赫爾姆斯發給反情報小組的最終備忘錄的複印件：「即使安/拉稀還沒有被卡斯特羅策反成雙重間諜，我們所掌握的證據也不足以下任何定論，但是我們也要準備放棄這個很重要的資源。但是，在加勒比我們再沒有別的人比安/拉稀更能和卡斯特羅說上話的了，所以權衡之下我們將會繼續和安/拉稀保持聯繫。」
赫爾姆斯為什麼支持我父親？對此我有一個合理的猜測。九月中旬，我們得到消息說美國和古巴正在進行一場秘密和平談判。夏洛特仍然和派往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保持聯繫，所以我們源源不斷地收到調查局傳來的錄音記錄，內容與古巴駐華盛頓大使和駐聯合國古巴代表之間的談話有關。調查局還對聯合國大樓的阿德萊·史蒂文森的辦公室動了手腳，每天早上我們都會收到從「盜墓者」的三條途徑發來的信封，我這才明白，史蒂文森大使的辦公室本來應該是FBI的禁地，但是是誰建議胡佛這麼做的呢？無論如何，我們有足夠的信息材料。如果我所猜測的這些分散的片段真的是情報人員的悲慘生活的話，那麼我至少可以理解現在這樣雜亂如麻的狀況了。
九月十八號，聯合國美國代表團的特別顧問威廉·阿特伍德，向國務院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艾夫里爾·哈里曼發了一封機密郵件：
在我看來，孤立古巴政策更加刺激了卡斯特羅在拉丁美洲製造衝突的決心，同時還把我們襯托成一個欺凌弱小的大國形象。
聯合國中立外交官認為，我們有理由相信卡斯特羅將會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即使這種做法會激怒他的核心共產主義分子，他還是有可能與我國建交。
以上信息可真可假，但是無論卡斯特羅是否真的願意和談，也不管我們是否弄清楚了他下一步的計畫，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都是只得不失的一方。如果卡斯特羅願意，那麼我可以以個人名義前往古巴，當然，我會把自己的往返行蹤告訴總統先生。
幾天以後，我們得到消息，阿特伍德把哈里曼的反應告訴了阿德萊·史蒂文森，他說這個建議會讓肯尼迪擔很大的風險：「不管是哪一個共和黨員，只要他們得到了一丁點兒口風，那我們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但是，哈里曼告訴阿特伍德他感覺「太冒險」，並且建議羅伯特·肯尼迪出面。鮑比在阿特伍德的便簽邊緣寫著：值得追蹤，聯繫麥克·邦迪。然後邦迪告訴阿特伍德：「總統很希望看到卡斯特羅能夠從蘇聯陣營中脫離出來。」受到這樣的鼓勵，阿特伍德就主動聯繫了古巴駐聯合國大使卡洛斯·萊丘加。
緊接著，赫爾姆斯、夏洛特、卡爾的三人會議陸續展開。他們告訴我，他們的策略就是由麥科恩局長指揮特殊行動小組，讓他們在古巴開展新一輪的破壞行動。卡爾得到委任後就迅速開展破壞煉油廠的行動，同時十月六號加勒比海的一場颶風又佔用了大量船隻和勞力。然而襲擊並沒有成功，其中還有兩位降落在古巴的飛行員被捕。
卡爾並沒有特別沮喪，畢竟他不認識那兩個人，我也不認識。巴特勒·迪克斯回我的電話說，他已經急忙開始行動了。是我們運氣差還是他沒有準備好，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問詢就不能下結論，但是很顯然，我們的人再也沒有機會調查安/拉稀了。
我父親沒有傷心，但是巴特勒卻很生氣。他從邁阿密打來電話，滿口蘭利總部的語氣苛責抱怨，我實在很難忍受一個大男人這個樣子，於是我說：「好吧。我父親有責任，我有責任，那你呢？你有沒有認識到自己一丁點的錯誤呢？」
「沒有，」他說，「是你首先安排沙威·福特斯給我，我不得已才選了他做我的聯絡員。」
「我給你你可以不要嘛，工作不需要你這麼勉強。」
「沒有時間，我再重複一遍：沒有時間，我必須用他。他一定是暗中向古巴海岸警衛隊通風報信。」
「他怎麼會呢？你不是沒有告訴他我們的人是從哪裡登陸古巴的嗎？是不是？」
「他可能是當場發了個普通的警報吧。」
「他現在在哪裡？」
「誰知道他藏在哪了，也沒有見他再去銀行上班。」
「難道他就這樣消失了嗎？」
「他打過電話給我，說等我冷靜下來他就會出現。到時候我會跟他攤牌，保准他不會忘記。」
「你告訴他這個了嗎？」
「沒有，我跟他說沒什麼好冷靜的，現在需要的是重整隊伍，而不是互相指責。」
我現在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該威逼利誘福特斯現身與巴特勒見面，還是應該直面巴特勒的指責，真是個痛苦的選擇，另外，我也不知道福特斯藏在哪兒。
十月十三，卡斯特羅公開譴責這次突襲：「古巴人民正在努力對抗颶風，這場災難已經帶走了上千名無辜的生命，就在人民奮發自救的時候，美國做了什麼？他們用海盜船運載著一船破壞分子以及炸藥，突襲古巴，落井下石，乘人之危。」
你看我們得到了什麼！菲德爾·卡斯特羅很不高興，阿特伍德的人也跟著痛苦。然後，我們從夏洛特那裡聽到古巴代表團在聯合國辦公室的對話記錄，從而得知我國高層與卡斯特羅的秘密會見仍在籌劃中：把阿特伍德送到哈瓦那附近的小機場可行嗎？
阿德萊·史蒂文森也很關心此事，他說：「到目前為止，參與此次古巴新計畫的人很多都是秘密參與。」阿特伍德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