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在邁阿密的一家酒吧里，我想起了摩德納過去如何把油灰敷在她的長長指甲的凸出部分並用黏合帶子綁起來的情景，她每次打網球之前都會這麼做。或許是酒精刺激的原因吧，我的眼裡流出了淚。如果現在她的號碼在我的錢包里我或許早就給她打電話了，可是現在它卻安靜地躺在密封的信封里，被我鎖在辦公室里了。
這段時間我沒有說過自己的私生活，不過本來也沒什麼值得記錄的。我和JM/WAVE里的幾個出挑秘書搞過曖昧關係，這些女人似乎都是奔著找丈夫來的，而我顯然不想尋找愛妻。等我玩夠了，我就回去和總部的同事喝酒，有時候狂飲太過頻繁我就休息一天或者更久，順便再給基特里奇寫上一封長長的信。
這段時間很奇怪。自從我父親從東京回來，我的生活軌跡就發生了變化。他奉命來重組JM/WAVE，使之更加精簡。到了三月，各個部門按比例進行縮減，縮減速度與我們建立的速度差不多。關於人事調動的事我父親一直憂心忡忡。因為這事並不是我父親擅長的領域，所以對每位他想派去不理想的駐地的官員他都仔細研究他們的二〇一檔案，如果是拖家帶口的他就會重新審視該項安排。我覺得這是非常高尚的行為，然而後來我意識到卡爾這麼做也是在保護他自己，因為他不希望有過多的人上訴指責他安排不妥。
我們經常拿1963年前幾個月我們派出去的古巴飛機出動架次作為預算的參考資料，不管什麼計畫只要耗得過久、花費過多，卡爾都會施以懲罰，如果是新項目的話就要從一開始縮減開支。所以我父親常常是犧牲自己新建的項目來保全比爾·哈維的項目，同樣我開始還以為父親做事非常公平，後來才發現他有自己的小九九。「我不能總是跟機構的會計員解釋，說我禁止這個燒錢的項目是因為它沒用，而且這事由比爾·哈維負責不是我的錯。會計員永遠也不會聽我解釋，他們能有多懶就有多懶。」我真是受教了。
這個時期我們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正在進行的美俄雙方談判，兩國一直監視著導彈的動向，這其中還存在著障礙。鮑比·肯尼迪還是不時地刺激我們偷襲古巴，除此以外也沒有什麼更大的動作，但是如果卡斯特羅不遵守與赫魯曉夫的約定，那麼我們就不會放棄攻擊古巴海岸線，這都是有章可循的。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流亡者們不斷地擅自偷襲古巴，α66、突擊隊、第二戰場、MIRR，或者任何一個從裝備極差的隊伍中出來的人，他們人員變動之快令我們來不及更換制服上的標籤。這一群人常常朝蘇聯的船隻發射火箭或者攻擊古巴海岸泥濘街道上的橋。蘇聯人抨擊我們背後支持了這些行動，然而這正是邁阿密的古巴人想要的效果。
肯尼迪認為現在不是產生誤會的時候。共和黨人基廷在參選紐約州參議員時稱，蘇聯在古巴山洞裡暗藏了大量不明導彈。赫爾姆斯一直督促卡爾獲取更多的情報，但都無法證實基廷的言論。我們派去古巴的特工不斷地向我們彙報，說卡斯特羅正加緊往山洞儲藏坦克、軍火，甚至飛機。這些洞口必定會安排把守，如此一來古巴普通民眾可能見個汽油桶就會誤以為是導彈。如果古巴民眾不造謠，那麼古巴流亡者也會造勢之後再把這消息傳達給基廷。
對，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制衡作用。三月三十一號白宮宣布「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流亡者實施襲擊」。這些措施很快就發動了海岸警衛隊、移民局、聯邦調查局、海關，還有JM/WAVE，我這才發現，政府真是一個資產龐大的機構，各個部門行動起來義無反顧。聯邦調查局的人查訪了許多南佛羅里達的流亡者集中營，查獲了一卡車的炸藥以及炸彈外殼。於是當地古巴人收到指示，我們終止了對米羅·卡多納和古巴革命委員會的資金支持，而且，卡爾的突襲計畫也被國家安全委員會取消了。「政治就跟天氣似的，變化莫測。」這就是卡爾的評價。他遞給我一份報告，並囑咐道：「下次你去到佛羅里達州，先把這件事幹了——看過一個叫薩普的紳士之後過來找我。查理·薩普是邁阿密警察情報部門的一把手，想想他的工作性質就知道『薩普』不是個普通的姓，你覺得呢？」
我們都笑了。那份報告仍然放在桌子上，上面寫著：如今在卡斯特羅統治下的古巴，暴力組織或許已經變成了美國的政府機構。
卡爾說：「我給薩普先生打過電話，他一直嘮叨反卡斯特羅極端分子，說他們脾氣暴躁，養著一隊『野狼』（即從墨西哥偷渡進入美國的不法分子）。他還說十月我們錯過了開戰的機會，這直接催生了一批新的瘋狂極端分子。現在，這樣的傳單塞滿了小哈瓦那、科勒爾蓋布爾斯以及椰子林的各個信箱。我一邊和他通話一邊記下了他的言辭。」卡爾大聲地讀著：「古巴的愛國者們，勇敢地面對現實吧！我們勝利返回家鄉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接受上帝的幫助。上帝會讓一個得克薩斯州人成功入主白宮，他是所有拉丁美洲人的朋友。」
「您指的是誰？」我問道。
「沒有名字。只有這樣一封信寫道：『一個痛恨東方的得克薩斯州人已經開始掌控大局，他敗壞、束縛自己的人民，讓他們墮落。』這樣的寫作手法真的很像是出自約翰·伯奇協會。」
我說：「是啊，我們所有的窮人征服了美國人民。」
「可是，你不必用一個大學生的眼光來看它，感覺比約翰·伯奇協會的人高一等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卡爾說。
「你他媽的到底在說什麼？」
我可從來都沒有打算這樣子和他說話，我大概是忘了他那臭脾氣吧，我可能打開了我父親這個大火爐的噴爆之門。
「好吧，」我說，「我道歉。」
「接受你的道歉。」他接受我的道歉就像是一隻獵犬在狼吞虎咽地吃著大塊大塊的肉。
但是我也不是沒有自己的脾氣。「你真的相信我們被束縛了嗎？」
他清了清嗓：「我們遭到了褻瀆。」
「誰幹的？」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是嗎？你先問問自己，肯尼迪家族的人是不是有一種優越感？」
「如果他們並沒有你所說的優越感呢？」
他仍然在深呼吸。「以前在聖馬修教堂的時候，我的父親常常告訴我，一個沒有優越感的人會很快和魔鬼交易。」
「我想你對此是深信不疑的。」
「當然。難道你不相信嗎？」
「半信半疑。」
「你說這話實在是他媽的讓人不舒服，」卡爾說，「你只有一半的忠誠。那為什麼你會在情報局工作呢？」
他扯得也太遠了。「我喜歡這工作。」我告訴他。
「這個理由真不夠充分，難道你不覺得我們在對付卡斯特羅等共產主義分子時是很英雄的嗎？他已經踏足佔據總人口四分之三的窮人世界，他是個極具危險的人。」
我沒有回答。我在想，假如把卡斯特羅與肯尼迪分別分為兩半的話，那麼其中一半的卡斯特羅如同我父親描述的一樣危險，而另一半可能與一半的肯尼迪意氣相投，所以他們之間才有那樣一次對話。但是，我現在與另一半的肯尼迪一樣，我忍受不了這個大鬍子，而且也準備好了煽動大家立即幹掉卡斯特羅。不，我不能告訴父親我的想法。
「如果這封信是我們的好朋友休·蒙塔古寫的，你會不會覺得很驚訝？」
「不，永遠都不會。休·蒙塔古厭惡『約翰·伯奇風格』。」
「但是，」卡爾說，「他確實會覺得某種撒旦的化身很可恥，讓人墮落；而且，是的，『束縛』這個民族的美德，扭曲這個國家曾經信仰的價值觀。」
「休·蒙塔古真的那麼痛恨肯尼迪嗎？」
「也許吧。」
「基特里奇從來沒有跟我透露過這一點。」
「那基特里奇該好好地向休·蒙塔古學習了。」
「好吧，先生。」
終於他不說話了。他眼睛裡迸射出來的光芒消失了，臉上難以平靜的表情看起來一定像當年在無情的大學時光里，他正在拼的第二個全美聯賽名次那樣憤怒。「到了佛羅里達要好好照顧你自己。」他說。
接下來的幾周邁阿密都很平靜。但是不可否認，一股消沉的氣氛瀰漫在第八街上。我們在酒吧喝酒的時候聽見別人講笑話，說將有炸藥包通過窗戶扔進來。這樣的情景讓我想起了小時候炎熱的夏天午後，空氣好幾個小時都不流通，我總是預感晚上就會發生大事，但是從來沒有靈驗過。
1963年4月10日
親愛的哈利：
我開始懷疑傑克·肯尼迪的α很活躍（跟他的Ω一樣），他不僅有同時探索同一事物兩個對立方向的傾向，而且他自己也願意這樣做。還有，你知道嗎，我懷疑卡斯特羅也是這樣的人。我從情報局特工詹姆斯·多諾萬那裡了解了一些這個男人的特別資料，他剛在哈瓦那參加完一系列談判。
多諾萬的任務就是想辦法解救被困在古巴監獄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