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
在這次生死存亡的行動中，我寫了這些日誌並傳至基特里奇·加德納·蒙塔古手上，傳遞任務將由我的父親博德曼·金伯爾·哈伯德負責，並由他審查我這些日誌的安全性。我希望這不會給兩位帶來諸多不便。
那就讓這第一篇日誌做封面頁吧。接下來的日誌會裝進信封里，並按照上述方式傳遞並妥善保管。
1961年4月4日，情報之眼
這是第一篇日誌。
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我決定開始寫日誌。入侵古巴的行動將會在4月17日拉開帷幕，精確點來說的話，距離今天只有兩個禮拜了。我期待飛到灘頭陣地和古巴革命委員會的領導們並肩作戰。這也許是我生命的最後兩周了，我以此方式來記錄我最後的生活。
1961年4月5日
基特里奇，用這樣的方式和你交流，我感到十分抱歉。你可能會問我為什麼不直接把這個交給休·蒙塔古再轉交給你，請你一定跟他交流好，這是因為他是除了我父親之外對我影響最大的人了，休的思想是我所見識過的最高深的和最有影響力的，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希望他成為我和你之間的中介。如果從他的角度來看，他應該不希望你看到這些日誌，甚至會直接銷毀它們。所以，如果他要看這份日誌，那我壓根就不會寫了。畢竟，從八年前的夏天開始，我就一直絕望地愛著你。哪怕我戰死沙場，我也會珍惜這份愛，因為它給予了我精神財富，使我能夠直面死亡。我們和共產主義的鬥爭會給我們每個人的靈魂帶來尊嚴和制裁，這也正是我男兒本色一展身手的好時機，而且，我是真的愛你。因為我很敬畏休，現在有了我保家衛國的機會，這也給我一個機會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庇護神。
好了就說這麼多吧，我可能說了一些不需要說的話，請見諒。至於剩下的日誌，我會每天記錄書寫，以滿足你的好奇心。
1961年4月6日
考慮到我們機構不規律的性質和它的獨立性，我忽然想到你可能還不知道情報之眼的位置。
我們就如同從I-J-K-L扔出去的石頭，在俄亥俄大街上——這條街曾經是一個瀕臨波托馬克河的軍營——進行一場我們自己的「二戰」。不用說，我們需要特殊的身份證件，並且要繞開情報局其他部分，只能在我們自己的通信中心活動。這種模式成功地應用於瓜地馬拉事件中，理論上也同樣適用於現在。
好吧，我們的確是距離倒影池更近了一步，但華盛頓沼澤地的排水管還是堵塞不通，舊軍營的地板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年久失修的通風設施也一遍遍地告訴我們這裡遺留了太多的問題。我們還必須花費很多錢來買除臭劑、沐浴露，否則我們就真成了臭烘烘的野獸了。這就是我們的工作環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莫大的阻力，從來沒有這麼多人如此關注過個人衛生問題，工作在這樣一個封閉的區域，我們真是有的罪受了。儘管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但不可否認我們的苦行已經開始。每一次我回到華盛頓工作，我都會想起它來。惡劣的環境就是我們在當地的一座堡壘。
不管怎樣，都沒有太多要說的，不過就是一座兩層的軍營。樓上是新聞室——亨特和我的轄區。辦公桌、海報和宣傳工作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還有到處可見的小隔間，北端是專供繪圖員使用的畫室。比起一樓來說，我們這裡的光線算是很不錯的了。一樓的戰情室（人員同樣需要另外的新身份證件，哪怕我要去隔壁里卡爾的辦公室也得花費48小時來接受檢驗核查才會放行）當然是每個人都想待的地方，那裡有完備的通信系統、大幅地圖和覆蓋著醋酸鹽的圖表，走進去就如同置身於聖所一般。此刻我想起了手術室，在動刀之前，它們都是一樣的肅靜。
1961年4月7日
霍華德在情報之眼的直接上司叫奈特，在烏拉圭的時候，霍華德就經常說起剛去瓜地馬拉的那段日子，那時奈特是為他工作的，所以我知道這個人的真名叫作大衛·菲利普斯。這種領導與下屬轉換角色的事總是讓人覺得很尷尬，所以其中一個人必須假裝毫不知情。但諷刺的是，這根本就無所謂，就算我們真把他當成大衛·菲利普斯，也不會損害到情報之眼的一絲一毫。在邁阿密，或許假名的問題還算是個問題，但在這裡，這個問題還比不上人們對彼此個人衛生的關注。因此，在這份日誌里，我會叫他大衛·菲利普斯。因為我覺得這個名字更適合他——高大健壯的身材，俊朗的臉龐，男人味十足，而且看起來還十分智慧、修養翩翩，即使是拍電影分派角色，他也是中央情報局人員的最佳人選。現在，他在這兒負責整個宣傳部的工作。大概在1958年左右，他和中央情報局切斷了往來，在哈瓦那設立了一間公共關係辦公室，並且很合理地預料到了巴蒂斯塔會輸給卡斯特羅。他期望在卡斯特羅新的統治下，所有以前的宣傳公司都不再受歡迎，但結果卻是他根本指望不上卡斯特羅，因為古巴很快就轉為了左翼勢力的天下，共產黨是不會允許除了他們自己之外的人來負責宣傳工作的。考慮到菲利普斯的立場，當時情報局也與他合作在哈瓦那完成一些聯絡工作，所以當他抽身前往美國後，特雷西·巴恩斯又再次僱傭了他，並且提拔了他。菲利普斯現在的事業可謂是坐上了高速電梯——升勢迅猛啊！雖然他和霍華德表面上相處得很好，但我能猜到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親密。
菲利普斯一直對我很好，我雖然不是特別喜歡他，但對他也有好感，可能是因為他那與生俱來的親切感吧。他本來能在大公司謀得一個管理職位，像美國通用、IBM、波音、通用食品、《時代》或者《生活》等雜誌社等等，他如果想去這些地方道路肯定是暢通無阻，但我猜他是跟霍華德一樣的野心勃勃。
但是，他有個很讓人受不了的特點，就是他總愛講故事。這些故事還挺有趣，輕輕鬆鬆就戳中你的笑點。但是，每當被他講的故事逗樂的時候，我都感覺就像是一根裱花管在往外擠奶油，給你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我知道，」他用熟練的口吻說道，「貝魯特有一位美國記者，有一次他開著一輛大眾汽車前往大馬士革，可是到了敘利亞的邊境，年輕衛兵把他給攔了下來。為什麼呢？因為他涉嫌走私汽車發動機引擎。原來敘利亞政府為了減少貪污腐敗，將它們的皇家衛兵都送去了農場，所以這位身著制服的新面孔從來沒見過這種後置式交通工具。然而，這位記者可是個老油條了，他聳了聳肩，掉了個頭，一直開到了五百碼外的黎巴嫩哨所，然後又掉頭返回了敘利亞海關。」
「這個衛兵走到了車後面（前一次他是在車的前部），打開了後備箱，發現裡面空無一物，就說，『你可以進入我的國家了。』所以這位朋友就倒著開進了敘利亞。」
基特里奇，你知道這裡有多少這樣誇張的奇聞逸事反反覆復來回講嗎？我只好盡我所能地迴避像菲利普斯這樣的人。這種幽默讓我想起飯前要喝一杯的人，他們並不喜歡喝酒，這樣做只不過是遵照醫囑罷了。
不管怎樣，目前我們是「三足鼎立」的局勢——菲利普斯講他的笑話，霍華德負責嘶嘶長嘆，我則在一旁暗自發笑；只要我們的笑聲足夠持久，停下來的時候就會像一輛剎車很靈的慢速行駛轎車——這真是夠人消磨靈魂的了。
1961年4月9日
戰情室收到了一份關於我們租賃貨船的報告，它們是用來運送士兵的部隊運輸船，而且士兵們已經抵達尼加拉瓜的卡維薩斯港口了。通過哈利法克斯我了解到它們都是年久失修的舊船，勢必會降低運載供需品的效率。我們在現場的人反應都不太積極，其中還有人跟卡爾說：「這給我一種冷冰冰的感覺。」
希望這不會增加這次行動的風險。發燒和寒冷一直折磨著我，但二月大部隊算是有了較大的進展——他們的人數翻了一倍，也正因為這才導致大部隊中一半的軍人都無法受到充足的訓練。就在幾天前，第五營和第六營才剛建立起來，參軍人員也不過是前兩周才剛簽約招募過來的。由於它是一支中產階級隊伍，其中只有50位黑人，因此人們有理由擔心我們的人員組成。這也的確成為了一道難題，因為古巴人口有一半以上都是黑人。此外，情報指揮部告訴我們，只有25%的古巴人反對卡斯特羅。不知怎麼的，大家竟然並不關心這個問題，而且似乎大家還因為不關注情報指揮部的信息而感到驕傲。
但是，我一直被那個數據困擾著：只有25%的古巴人反對卡斯特羅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為什麼卡斯特羅不來一場公開選舉而採取武力革命呢？這次襲擊我一直是底氣不足搖擺不定，特別是當我想起卡斯特羅的軍隊，我就感到陣陣寒意。我方估計，卡斯特羅至少有三萬訓練有素的精兵，他的民兵組織數量是這個數字的十倍。當然，我們猜測卡斯特羅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兵組織的軍心。古巴的戰爭史一向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換句話說，古巴是個具有魔力的系統。所以當我想到這個結果時，哪怕自己發燒我也感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