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29日
親愛的父親：
現在看來我的確很樂於給你寫信，昨天已經寫過一封，今天又再寫給你。因為寫信給你，我不得不讓我的女朋友等我——她具體是誰，這幾天我會告訴你的——但她可不是一個願意久等的人。
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多說一些關於我同福爾特斯的會見情況，我需要你就他的可信度給我一些意見。
首先，我來簡單說說福爾特斯的外貌。三年前我在蒙得維的亞招到他的時候他還是個很惹眼的帥小伙，身形修長而且肌肉勻稱，很受異性的歡迎。但成為一名間諜之後，他的改變簡直是極具戲劇性的。體重驟漲，還長出了滑稽的八字鬍，活脫脫的一個懶漢形象。
現在在邁阿密，他依然體重超標，而且還成了一個花花公子——穿著三件套的西裝，戴著頂巴拿馬草帽，抽著哈瓦那雪茄，看起來比古巴人還像古巴人。
然而對於鮑比·馬休的記憶力我不想評說什麼，我相信現在我給你提供的信息都是足夠準確的（準確率能達到90%），因為在福爾特斯說話的時候，我做了筆記。
我必須說他對我們以及我們要幹什麼的了解程度讓人很不安。他天生就是交際能手，頻繁出現在各種咖啡館和飯店，範圍遍及卡拉奧喬的大街小巷。他不僅對流言有著敏銳的覺察力，還是個情報工作的天才。那天我邀請他去了安全屋，他竟然知道9月19日是我們建立瓜地馬拉訓練營的日子，還知道地址是TRAX，以及我們四百人的訓練目的。
他輕而易舉地就向我們建議納入TRAX的社會成分，他告訴我90%的受訓者應該是中產階級的學生和教授，剩下的10%是工人、農民和漁夫（他說得相當正確，我就是負責人事招聘的）；他甚至還能夠詳細說明受訓者的相貌和武器，他們是如何頭戴棒球帽手持黃油槍地與疲倦作鬥爭。他說得全部正確。他是從哪裡知道這些信息的呢？好吧，我們都明白，對古巴人來說，革命是一個家族的事，在一個大家庭里，人與人都彼此訴說與聆聽。
福爾特斯接下來說的話讓我很驚訝。「我計算了一下，」他對我說，「入侵爆發的那一天只會有不到1500人參戰。」
我對他笑了笑。我自己是沒有一點線索的，但我故意跟他唱反調，我說：「這不可能，就這麼點人是拿不下古巴的。」
「能的，」福爾特斯告訴我，「如果卡斯特羅不再是民心所向。而且，畢竟巴蒂斯塔也不受愛戴。當然，現在情況不同了。」
他繼續對著我侃侃而談。卡斯特羅退居山區開展游擊戰爭時的醫療條件十分惡劣，每2000人才有一個醫生。「古巴的老話里說只有牛才需要注射疫苗。」他告訴我，接著便是一場偏左派的介紹（我相信他的數據，只是就禮儀方面我有些懷疑，但他的數字還是嚇了我一跳）。在巴蒂斯塔的統治之下，4%的古巴農民是經常吃肉的，2%吃蛋，3%吃麵包，11%能喝上牛奶。他們不吃綠色蔬菜，大米和豆子遍地都是，島上一半的家庭都沒有廁所。然而，在哈瓦那，交通堵塞時有發生，電視機也不是什麼稀奇玩意——做一位哈瓦那居民就是要去相信古巴是一個先進的拉丁美洲國家。他說：「你們流亡運動的精神領袖是哈瓦那，不是古巴；他們全都是中產階級。」
「你聽起來像個擁護卡斯特羅的人。」我對他說。
「不，」福爾特斯說，「我的心一直都是四分五裂的。」我必須警告你，他不是沒有拉丁人的傾向。「這種一生都困在左右手鬥爭中的人，內心世界總是密封的。」他嚴肅地說。
「為什麼你不支持卡斯特羅呢？」我問。
「因為他會摧毀我想要的自由。像我這樣身處哈瓦那的人，沒有自由就只剩死路一條了。」
「那，你為什麼不反對他呢？」
從這裡，他便就革命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展開了一段有趣而冗長的探討，聽完絕對能讓你熱血沸騰。
福爾特斯說，資本主義實際就是精神錯亂，它只不過是暫時存在的，它的長久只能建立在損壞自身生命力的基礎之上；所有更大的道德問題則是代表了愛國主義、宗教或者精神分析。「這就是為什麼我是一位資本家，」他說，「因為我是個精神病患者，因為我很貪婪，因為我想快點得到顧客的滿意。如果我有精神疾病，要麼我會去找我的牧師，得到他的赦免；要麼我會花錢請一個精神分析師，花上好幾年時間來使我確信我的貪婪就是我的病根。我可能會對我的自私感到抱歉，但我會盡量改正的。對於如何維護一個發達社會，資本主義算得上是一個意義深遠的解決方案——它能一劍擊中我們的權力慾望。」
到目前為止你一定已經了解，他這個人坐在椅子里、喝著小酒的時候，是很裝模作樣的。他採用了我從未想過的二分法——呆瓜和傻瓜之間的巨大差異。「這個差異很深遠，」他說，「呆瓜在智力上是弱勢群體，這很悲哀但也無可更改；而傻瓜卻是因為他們自己做的決定而變得愚蠢，他們踐行的是有意的消極，他們滿足自己需求的手段是隔斷別人的慾望。在共產主義之下，現實為未來作犧牲，傻瓜們卻堵住了所有工業『毛孔』，他們以懶散和低效為樂。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一個貪婪的傻瓜將會面臨一個痛苦的抉擇——只要他一直這樣愚蠢下去，他就不能滿足自己的貪慾，因此，他經常不得不絞盡腦汁想出一些致富之道。所以，在共產主義下鬱郁不得志的人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就會變得富有又圓滑。」
沒停頓多久，福爾特斯又接著說：「另一方面，卡斯特羅離不開共產主義者的支持，沒有他們的話，他的革命將會潰不成軍；有了他們的話，他就有機會鍛煉提高他治理國家的政治才能。」
「那你是說共產主義並沒有對古巴不利是嗎？」
讓他集中在一個話題上真是困難啊！「我沒這麼說，」他說，「我不確定。六個月前我去過那裡一趟，那裡的女人讓我印象深刻。你應該去看看她們穿著紅襯衫黑短裙組著隊扯著嘹亮的歌聲大步往前邁進的樣子，共產主義對她們來說就是團結一致。」
他的話也令我想起了霍華德向我描述這些女人的時刻，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霍華德稱呼她們為「一群不守規矩的母羊」。
「確實，」福爾特斯說，「這些女人實在是讓我很感動。她們擁有一種從未有過的自我存在感。卡斯特羅似乎天生就懂得如何為不同的受眾提供相應的服務。這就是當巴蒂斯塔在1958年底戰敗逃離古巴時，卡斯特羅沒有趕去哈瓦那的原因。他從馬埃斯特臘山脈啟程，然後在沿途的每一座大城市留下一次時長四個小時的演說。演說時他的頭頂上方會盤旋著一架黑色直升機——這真是夠轟動一時的，彷彿頭頂上方懸著代表自由的死亡天使。死亡在他的革命中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當然，女人們也都會懂的。按西班牙人的思維，我們此刻在地球上的流血與犧牲是天賜的。如果恰好有更多的醫生、教育和更好的經濟發展，那對拉丁人的革命來說，就是鮮血、死亡與進步的三位一體了。」
「為什麼不和流亡等同對待呢？」我問他，「他們可不像是巴蒂斯塔的左翼分子，但他們也是為自由而戰。」（我不得不承認，在佛朗迪待久了，我聽起來都有些不諳業務的樣子了。）
「是的，」福爾特斯說，「不採取暴力手段的話怎麼能夠在一個落後的國家開展重大的改革呢？卡斯特羅的答案未免有些消極，他認為只有暴力才是比貪慾更強的力量。如果流亡者回到古巴，我敢向你保證，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貪官將會交織成一張貪慾的網，他們會比空想家獲得更多的勝利。」
「所以你是和卡斯特羅一起回來的嗎？」
「我沒和任何人一起，我自己一個人。」
我們接著討論了薪酬。他獅子大開口，要求是包括紅利在內一周三百美金。但我相信他是值這個價的。福爾特斯喜歡同時居住在兩個世界，但如果他有意向玩雙面遊戲的話，我覺得我還是能掌控住他的。
等候您的意見。
哈利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父親的回信，信封上寫著：EYES ONLY ROBERT CHARLES（羅伯特·查爾斯親啟）——
已收到9月29日的交流記錄。
你手下的那個烏拉圭人聽起來像是個久經世故的老共產黨員，而且還像個徹頭徹尾的兩面派。但他是個很腐敗的傢伙，金錢就是他的軟肋。我建議你遵循以下的基本程序：
1）不要再和他進行政治討論了，他會研究你的態度並通風報信。
2）鎖定目標。我會給你派發具體的任務，不要讓他跑題。本來你想要的是洗碗機，但他偏偏就給你一個廚房水槽。所以，要讓他集中注意力到洗碗機上來。當然，我也會利用合適的機會試探和考驗他。
3）永遠不要太喜歡他。我不關心你有沒有救過他的命。
4）案件負責人該有的禮儀絕對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