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你的答覆。」夏洛特可能會在早上答覆，到了那時，我還掙扎在宿醉的痛苦中。前一晚，在寄完特殊分流的信後，我就跟托托·巴爾巴羅去吃了晚餐，這事都說了很久了。吃飯時我犯了個錯，跟他喝了很多酒。但我現在唯一欣慰的是，喝那麼多酒沒花我一分錢。讓我驚奇的是，霍華德竟然積極地把賬記到了報銷賬單上。
霍華德對我說：「我很高興你今晚一直盯著巴爾巴羅，而不是我。喝他的、吃他的、從他那兒搶來任何你需要的東西，但是從不做任何承諾給他。」
剛開始吃飯時，我感覺非常疲倦，我已經連續兩個晚上在辦公桌上睡了。
托托在他訂餐的餐館裡等我，那是一家西班牙式餐廳，裝修成中世紀風格，跟我預想的一樣昂貴，餐館名字叫EI Rin De Cervantes，這個長長的名字在巴爾巴羅給我說完之後，我就忘得差不多了。他是個權力很大的人，我一直在考慮如何能把我們之間友好的交流融合為一個擁抱，因為那晚他總是站起來擁抱從旁邊經過的古巴人。我在他跟別人擁抱的間隙默默鬆了口氣，休息片刻。在喝過古巴朗姆酒、享用過鯽魚和魷魚後，巴爾巴羅搶著去付賬。
他的存在多重要啊！他長著一個大大的方形腦袋，頭上禿頂，腦後長了一圈歪歪扭扭的灰發，從左耳朵長到右耳朵。他兩肩上頂著一顆大腦袋，要不是架著那副學者式的鋼架眼鏡，他看起來活脫脫就像一頭豬。因為身材的緣故，他總是穿著黑色翻領毛衣，如果再添上一個翻領白衣的話，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是神父呢，整日一臉嚴肅，跟他待在一起沒有一絲快樂可言。古巴式的幽默聽起來就跟他們的朗姆酒一樣黑，我們又一遍遍回到預算問題上。過了一會兒，我突然意識到他並不是想說服我，而是只想佔上風，想到這裡我的身體頓時舒展了，明天我可能啥事都不想跟他持反對意見了。他可能會跟我說：「你愛德華不夠慷慨啊。」
那我回覆他說：「決定是上面做出的，你這樣多是在為難我愛德華呀。」
「這對他來說只是一個小小的不舒坦，但對我來說就很嚴重了。你每個月要拿出十一萬五千美元，這是多大的羞辱啊！我們太缺錢了，你能想像有多少古巴人現在在邁阿密嗎？他們中有些人已經老到沒辦法再去學習一門新語言了，就只能慘度餘生。」
「我從華盛頓給你弄來了一萬美元。」
「把這錢分成五份，分別給每個領導兩千美元。這點錢都不能用有尊嚴、有面子來形容，真是太少了，他們塞牙縫都不夠。」
我說道：「假如，我們每個月給你所要求的七十四萬五千美元，你是個好心人，你可能就會在買游輪還是給窮人更多麵包的問題上作抉擇，我相信你會選擇麵包。但是這樣一來，你的軍事行動能有什麼成果，你的士兵拿什麼做裝備。而且承諾給你錢的人就得承擔這一切後果，大好前程就因此事而了結，聯邦政府那邊哪個人能給你承擔這樣的後果？」
他伸出兩隻手戳到我胸前，說道：「奇科，我看在你還年輕不懂事的分上，我不追究你剛剛膽大妄為、隨意批評別人的行為。但是你的話反倒揭露了你們所謂的美國富人其實就是中央情報局。」
「我可能表達得不夠準確。」
「不管怎麼說，你都別想試圖讓我相信出錢的人不是中央情報局，我能嗅出他們的味道。」
「我不是情報局裡的人。」
「你，奇科？你說你不是。對啊，你不是，那我還不是古巴人呢，是只蟑螂好了。」他的手指像蜈蚣一樣飛快地在桌上動來動去，嘴裡不停地咆哮著，叫嚷著他那些所謂幽默的話。
「不管哪種玫瑰都能聞出香味來。」我回答說，這句話還把他逗笑了。當他再次回到預算這個話題時，怨氣少了很多：「你們這些有錢的美國人，要從我們古巴人這兒學的東西還多著呢。沒有了自由，我們便會墮落，墮落成任何你們可以想像到的樣子。在暴君的統治下，我們像奴隸一樣心懷惡意。我們腐敗、做事無效率、互相不信任甚至愚蠢，沒有人會比痛苦的古巴人更可怕了。但是如果讓我們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和任何國家有軍事衝突，這種情形下的我們又是多麼地足智多謀、勇敢、忠誠、士氣鼓舞啊。歷史上，只有幾百人我們也成功實現改革，這是因為我們才是真正堅持民主精神的國家，正如何塞·馬蒂曾說的，自由是生命的靈魂，任何事失去了自由都不完美。」
我說：「聽著，聽著。」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輪到我說話啊。
「為你們的美式民主幹杯。」他回答道，端起一杯酒，灌了下去。我也跟他一樣喝了一杯。
「是的，」托托說道，「你們美式民主可能試著去理解我們的古巴式民主，但結果是你們理解不了。你們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平等投票權的基礎上，但是我們的民主是建立在人民熱情的基礎上，倘若某個人改變歷史的願望比其他人更強烈，那麼支持他的人就會多一些。這就是古巴人民的選舉方式，我們靠的是感覺。拿錢給我，你就能看到古巴式的民主，你們的錢就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血液。」
「你們民主的前提還怪厲害的啊，」我回道，「在美國，我們只有上高中的時候才會有這種幼稚的想法，才會這樣打賭。」
「你嫩得都夠當我兒子了，」托托說道，「就是因為你在為有錢的美國政府工作，所以你才敢這樣嘲諷我。但我還是需要用你們的錢來買槍，我會試著讓你更了解古巴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古巴只有一個軍隊，有人說是兩個，另一個就是我們的煙草。實際上我們謀生的手段是種植甜菜，這是我們唯一的優勢。但是國際市場對糖的需求搖擺不定，我們的命運也就不掌握在自己手裡。二十世紀糖便宜到一磅才一便士，有時才二十分。從經濟的角度來講，古巴人民就像是個輪賭盤。」他嘆息道，一隻手重重地落在我的肩膀上。「其他國家的經濟波動影響了我國人民的命運，因此我們有著無比強烈的願望改變歷史，這就是賭徒精神，我們相信自己的感受。」
形勢現在對我一片利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酒精的緣故，但我還是能聽懂他的西班牙語，他對兩國政治體制上的差別還挺能說道的。「美國立法人員失敗的代價，」他現在又開始說服我了，「就是人格羞辱，你們美國人用自我意識來衡量自身的價值。如果美國人在政治上失利，他一定感覺人格受挫。但是在古巴，政治上失利就是要了命的事。你明白的，暗殺對我們來說是反抗的基本方式，這還真是個有意思的差別哈。」
「這點我同意。」
「你見到的卡斯特羅是個厲害的傢伙，你明白嗎？」他問道。
「我聽著呢。」
「他成為古巴領導人只有一個簡單的原因，那就是有種，你再找不出一個比他還有種的男人了。」
「那你為何恨他呢？」
「我不恨他，我只是不相信他。三十年代初期當我還是個學生的時候，我支持的是拉蒙·格勞·聖馬丁，我當時是班裡最淘氣的孩子，在哈瓦那大學上學時，大家不是看誰聰明，而是看誰有種，我們簡直就是全世界最難管教的學生。在哈瓦那大學，沒有槍就別想當個受他人尊敬的學生。我是班裡的老大，我的夢想是減少腐敗，把當時總統馬查多踢下台。我本來是能成功的，但是我們的政治領導人聖馬丁沒種啊，當他跟我說他不允許我冒這麼大的風險時，我徒手就擊碎了他的桌子。羅伯托，我舉起桌子，然後猛摔在地上，用勁太大都摔碎了它。」
「現在的卡斯特羅，當時也備受尊敬，」托托說道，「我記得一九四幾年他跟其他學生領導人來了一場即興比賽。真要命啊！以最快的速度騎自行車上牆，其他幾個學生領袖沒人能做到，總是在上牆的最後一刻掉頭。輪到菲德爾時，他把車速提到最快，一股腦就衝到了牆上，然後他的朋友就把他送進了診所。一小時之後他又出現在大家面前，頭上扎著繃帶，鼻樑折斷，但說起話來依然響噹噹。」
「那你為什麼還要反對他？」
「他不負責任。他以前是個強盜，像你們的西部惡棍一樣，欺負小孩子。這人從來就不會反悔，危險越大，他的笑容就越燦爛。雖然共產主義並不符合他的性情，但他之所以回應共產主義是因為，共產主義強調：人民的意志蘊含在領導人的意志中。就這一點就合了菲德爾的意，所以他才接受了共產主義。結果呢，他成了古巴歷史上最糟糕的領導人。」
「那誰是最好的領袖呢？」
「噢，奇科。要我說，那個人得是個智者、民主人士，還要努力維護古巴永久的平衡，這種平衡在我們國家就體現在同情與腐敗之中。」
「托托，我看你就符合要求。」
「我不會生氣的。菲德爾缺少的正是對腐敗形式的正確理解，格瓦拉更差勁，他們都沒有完全理解腐敗的河流本質。」
「河流？」
「就是河，河流，聽見了嗎！我反對貪婪的掠奪，過度的貪婪不應該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