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開著車行駛了很久，足夠親手寫一封長信了。但我一直有一種可怕的感覺，因為我知道即使自己寫了信，也不會寄出去。
邁阿密
1960年6月15日親愛的基特里奇：
我該如何向你解釋我這些天所做的事呢？我有許多零碎的工作要做，而且幾乎沒什麼前輩給我指導。我最差不過是霍華德·亨特的跟班兒，追隨著他的幻想。最好的情況是我有了新身份——傳奇愛德華的助手羅伯特·查爾斯。愛德華是即將開始的古巴行動的政治行動官，長時間奔波在邁阿密、紐約和華盛頓之間。他把我留下來保護掩飾我們身份的故事：愛德華是一家重要鋼鐵公司的總經理，勇於與加勒比海地區的共產主義作鬥爭，因此被與最高政治層面有聯繫的人請來擔任此職。當然，這並不能迷惑我們的古巴人，反而令他們火冒三丈，他們希望機構總部能夠負責管理此事。
雖然霍華德可能會為自己的極度任性、衝動而感到自責，他讓我用羅伯特·喬丹作假名，但是我對他說：「有些古巴人或許讀過《喪鐘為誰而鳴》。」
「不會的，」他說，「跟我們打交道的古巴人不可能讀過這本書。」
我們最後決定讓我就用羅伯特·查爾斯這個名字，很快與這個身份對應的小包、信用卡和銀行賬戶都辦理完畢，這些小事對我們邁阿密行動組來說根本不是問題，所以羅伯特·查爾斯已經得到合法認證，但是那些古巴人卻稱呼我為「年輕的羅伯特」。
至於辦公場所，我們選在科勒爾·蓋布爾斯的頂點無線電技術電子有限公司，就在邁阿密大學南校區的南邊。在蒙得維的亞待得太久，我都有點不習慣不去美國大使館領取自己的「職業指導」了。我現在是頂點公司的一名銷售代表，是在寬敞的總部——頂點噢！從外面看它和往常一樣，依舊是一個長條狀、低層辦公樓，毗鄰一家燈泡製造廠。但是，它的內部已經按照我們的需要進行了徹底改造。因為我們從事的是政府活動，所以有必要啟用鐵絲柵欄和高安全係數的門禁。
我們都在大樓內，其中一百多人的任務已經安排妥當。桌子的間距按平方英尺計算，但是依舊擁擠，室內開著空調，好吧，空調還算管用，畢竟這是在邁阿密啊！我們甚至在大廳里掛起虛假的生產圖表以及所獲的獎章。
但在這正常的表面背後，我們已完全被實際工作包圍。我不知道其他人都在忙些什麼，但是我自己的工作大部分都在辦公室以外。我花很多時間與愛德華的古巴流放犯待在一起，另外每周有兩天時間忙著接待新來的古巴人。截至目前，似乎每個流放到邁阿密的古巴犯人都知道我們正在中美建立訓練基地，因此周二早上還可能看見我在市區一家店面門前，周五我就已經驅車抵達奧帕洛卡了。在這兩個地方，我負責監督與邁阿密的古巴流亡者的見面，他們通常都是最近來到邁阿密並且會長期待在此地，而且當然也是有意願加入我們的人。我們的會談由我的古巴助手主持，他講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語速很快，所以通常我都需要他再向我解釋一遍。說起來還真可笑，所有這些活動都是情報局在幕後操控，這本來應該是個秘密，但現在每個人都很清楚這一點。儘管我們撒謊，說所有的經費都是由慷慨、熱心、富有的美國公民承擔，但是連一個八歲孩童都知道是情報局出的錢。我想，組織撒謊的原因是，如果卡斯特羅在流亡運動中垮了台，那麼俄國一定會大吵是我們操控了這一切，到那時候我們就需要這一群古巴流亡者證明我們的「清白」。
無論如何，每次《邁阿密先驅報》上報道有俄國人進入古巴，我們就會受到困擾。這些古巴流亡者為什麼會加入我們？他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站在美國這邊，還是會被遣返回國，然後成為山上游擊隊的一員。我得監視這些古巴人哪些有意向倒向古巴，哪些會堅定地支持我們，我不僅要繼續與他們交談，而且要研究調查問卷，進而得出第一手資料。此外，我們拒絕接收那些不能為自己提供更加詳實材料的古巴人，我們更傾向於相信天主教行動學生社團的古巴人，而且更傾向於相信天主教行動學生社團的古巴人，而不是單個投奔我們的古巴人。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檢查當地人為申請人所做的介紹信，凡是自願為古巴人作擔保的當地人都在當地社區有跡可循，頂點公司里有檔案存儲計算機，可以很快查到這些志願者的信息。這項工作沒什麼壓力可言，在把申請人送去邁爾斯堡接受早期訓練之前，我經手的任何志願者、申請人都會接受我們進一步的調查。
然而，我的確對這些人進行了研究，他們中有很多人同時具備了兩種不可能融為一體的品質，即高貴與腐敗。而且，我承認這些黑皮膚、兼有自豪感和特權意識的古巴人身上的確存在某種品質，我無法用語言形容。這些古巴人與我大不相同，他們很在意自己的信用，但也允許自己偶爾放縱，犯點小錯誤，這讓我很是困惑。我也注意到他們得意於自己的名字，就像自負於自己的美貌一樣，但其實大多數名字也不過司空見慣而已。
親愛的，上面我說的你都明白了吧，很多人的名字都像堂吉訶德一樣被人熟知，只有少數的人名才像桑丘·潘薩。有的律師衣領板正，鬍子捻到末梢；有的人打扮很時髦，簡直把普魯斯特和危險的年輕紳士比下去；有的人表現得很有威懾力，簡直像一群強盜，見到什麼就將什麼據為己有，不過還好，他們都通過了審核——有臉上長滿粉刺的年輕學生，做個令人驚恐的決定，就能把自己嚇得面色發白，兩腿發軟；有老兵，他們身材臃腫，卻幻想恢複到年輕時的自己；還有其他從我面前經過的人，身體虛弱，有的還發著燒……人們一邊嘲笑自己周圍的同齡人，一邊向前推擠。有時候出現三四個醉酒的人和一兩個職業軍人，因為這些軍人誓死效忠巴蒂斯塔，所以我們不會選他們。這些人有的精力充沛，有的偏執，有的勇敢，有的膽小，但都能增強我們的力量。
我的工作自然需要考慮到實際情況。基督教民主運動黨（MDC）、美國汽車業協會（The AAA）、基督山、營救黨和革命復甦運動（MRR），這五個政治團體由我和亨特負責，我還必須向他們提供研究結果。
難道你不想知道他們之間的區別嗎？他們不同程度地把自己看作自由資本主義者，或者是社會民主黨，跟卡斯特羅一樣，他們也仇恨巴蒂斯塔。關於我們編造的掩護故事，他們並不相信，反而以為亨特和他的「美國富人」是想讓政權重歸巴蒂斯塔。這樣的說法竟然還傳得滿天飛！我怎麼也沒想到古巴人竟然這麼情緒化，虧他們還是領導人！他們領導五個流亡小組，形成「革命民主戰線」，簡稱為「戰線」，美國挑選這個組織作為一個左派聯盟，並不是為了孤立傾向馬克思主義的拉美勢力。但是，他們也應該盡量向中間派靠攏，為艾森豪威爾、尼克松和情報局出人出力。在此我重申一遍，政治並非我的強項，我想也不是你的強項。但是，我意識到近年來我們制定的許多外交政策都在設法擺脫以前喬·麥卡錫留下的陰影，我們必須向世界上其他國家證明我們比俄國更先進，所以這就把我們置於這樣一個自相矛盾的境地：亨特比理查德·尼克松更保守，他更願意用與自己意氣相投的右翼團體來執行此次任務；但現在組織已經把這個小組交給亨特負責，而且亨特在情報局的地位如何，就取決於這幫人的工作做得有多出色。
沒有日常工作，我總會驚異於古巴竟是如此一個小國，它的本土也許只有八百英里長，但是這裡的人似乎都曾住在哈瓦那的同一個街區。這些人之間已經保持往來很多年了，而且還自稱與卡斯特羅有交情，不過這也並非沒有可能，說不定其中就有人做過他的特工呢。雖然他們值得信任，但是他們相處的時候又會像關係緊張的拉美家庭一樣總是激烈地爭吵。過去三十年，我們的五位「戰線」領導人在政治上一直都存在分歧，這就給亨特帶來了極大的麻煩，他既要保持五人之間的相對獨立性，又得把他們團結起來共同制敵。
還有我們高貴的支持者：一個是前古巴參議院主席（隨後巴蒂斯塔將參議院廢除），另一個是古巴卡洛斯·普里奧·索卡拉斯總統執政時的外交部長，還有一個是古巴工業發展銀行前行長。但是他們給我的印象並非像他們的頭銜一樣令人敬畏，相反，有時候我甚至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坐到如此高的位置上。
這時，我決定停筆，因為我永遠也不會把這封信寄出。此時的我和一個在空蕩地板上獨舞的人一樣悲傷。
基特里奇，就在剛才我試著睡覺，但是睡不著，我必須把自己現在的孤獨感傾瀉出來。我現在窮得只能住汽車旅館了，但諷刺的是我所付的租金足夠我在略微偏遠一點的社區購買一套小而傢具齊全的公寓，但我不會這樣做。同樣，我也不會接受「頂點」同事的任何邀請，所以沒有社交生活是我自己的錯，但我只是不在乎別人是否認可我付出的努力。在烏拉圭，事情更簡單，在那兒，每個人的社交生活基本都是在使館派對上展開，輕鬆愉快。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