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在烏拉圭收到的基特里奇寄給我的最後一封信。好幾個月過去了，每天睜開眼睛，我都被痛苦包圍，我失去了基特里奇，可是我不明白，這是為什麼？究竟哪裡出了問題？我只知道，她這次真的離開了我。記憶，如同門口弔死的一具死屍，在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
她說她愛我，可是這隻會感覺更糟糕。哪怕是我的新娘離開了我，我也不會感覺如此哀痛、絕望。我的心都碎了！是與基特里奇的書信往來，支撐和鼓勵著我待在遙遠的烏拉圭駐地，領略另一個世界的風采，跟上歷史前進的步伐。然而現在，對我來說，這裡只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工作站，同事成了空氣，我的一切神經都已麻痹。絕望中，我寫起了日記，但是，寫什麼好呢？於是，我又放棄了。
我想驅趕走這份麻木，我利用自己的假期去了里約熱內盧，去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我徒步走過許多生機勃勃的城市，也在無數個夜晚醉過、哭過，我像個幽靈一樣穿梭於人群、行走在山野叢林，我甚至還去了有名的妓院，第一次那麼清晰強烈地厭惡妓女口中的氣味。然後我回到蒙得維的亞，去了埃斯特角海岸，想要豪賭一把，卻發現自己太過吝嗇。無聊，我此時的感受只有無聊，甚至無聊到昨晚又與薩利待了一夜。
謝爾曼和巴里·卡恩斯完成了烏拉圭的任務，打算返回華盛頓接受下一個任務，大家為他們舉辦送別派對。在最後一場派對上——距離他們離開還有四天，薩利跟我說：「我想去找你。」
「幾年之後？」
「明天晚上七點鐘。」
她已經生了小孩，是個男孩，謝天謝地，與謝爾曼簡直是從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她說：「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只是想見見你，和你道個別。」雖然理由很老套，可她還是說動了我，我們在我小屋的床上度過了最後一個夜晚。她還在生我的氣，一開始就坐得離我遠遠的，但她的務實本質戰勝了她的矜持。她已經很久不打橋牌了，還沒有培養出一兩個高手來就金盆洗手了。
中間，我發現自己竟然認真地傾聽我倆發出的聲音，而且還拿它與齊尼婭和瓦爾科夫同時達到高潮時的聲音相比較，甚至我還設想蘇聯人正在竊聽我和薩利做愛，真是刺激！這些俄國佬會不會在謝爾曼離開前把錄音帶交給他？我和謝爾曼會不會在大街上單挑，以此作為我倆的最後道別？我們虧欠馬薩羅夫和瓦爾科夫太多了，他們那麼努力地證明自己的合作能力，可是兩個人沒有一個回到了莫斯科。
謝爾曼和卡恩斯離開之後，代替者（一個聽從於我、自稱無所不知的老兵）就來上班了。接著就聽到亨特喪親的消息。當時亨特與桃樂絲正在卡拉斯科的鄉村俱樂部跳舞，使館的值班員就打來電話，說亨特的父親去世了。亨特第二天早上飛到了漢堡市，又去了一趟紐約，回來時整個人變得十分憂鬱，但我卻為此更加真誠地喜歡他了。因為他有他的痛苦，我有我的哀傷，我們倆可以深切地體會對方的感受，也可以間接地為彼此療傷，也增進對彼此的了解。有天一大早，我開車去卡拉斯科給亨特送南美地區經濟調研報告，我以為他會上交給貝尼托·那頓，結果他帶我出去散步（桃樂絲在家準備早餐）。他家別墅的對面是一座天主教公立高中，亨特的兩個女兒——穿著白色上衣，戴著寬大的黑色領結，正在亨特家阿根廷籍保姆的陪同下進校門。他朝她們揮了揮手，轉而告訴我：「你得愛一個信仰天主教的女人。」他的嘴角露著酸楚，說道：「我的父親，從始至終都希望他的兒子是個天主教徒。」霍華德聳聳肩，「可是在美國有種感覺太緊張了，暫且說是反羅馬情緒吧，你說是不是？」
「我想也是。」
「你覺得這種情緒滲入到我們機構里了嗎？比如在人員配置方面？」
「我希望機構沒有受此影響。」我答道。
他嘆了口氣，他與伍德沃德有些過節。我從來都不知道亨特的錢是來自他早期出版小說的稿費以及後來的明智投資，還是桃樂絲嫁給他時帶來的豐厚嫁妝。但是都沒關係，他的確比一般的駐地指揮官過得好一些。於是大使伍德沃德就向國務院以及情報局彈劾亨特，說他不過是一個大使第一助理，生活水準不應過高，亨特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影響。
我想起了去年，我不止一次寫信給基特里奇，講述辦公室里的鉤心鬥角。然而，刻在心裡的悲傷，就像在銀行的大理石地板上露營——尖銳的聲音減成了低語，而迴音卻異常清晰，而且有一種感覺甩也甩不掉，那就是寒冷。我站在亨特一邊，希望駐點能夠戰勝國務院，這就是我的團隊精神。
這時，西半球分部的指揮官J.C.金來拜訪亨特，兩人待在密室里交談。有這麼一個說法：如果不了解點金的故事，就不能進到西半球分部的葡萄園（從墨西哥一直到阿根廷）工作。我已經從謝爾曼口中得知，這位上校先生曾經在猶他海灘戰役中失去了一隻眼睛，但也因此獲得了國會榮譽獎章，戰後積累了豐厚的財富。謝爾曼說：「金認為巴西人一定很願意購買安全套，每個人都跟他說『巴西人根本就沒有購買避孕用品的需求，那是個天主教國家』 。但是金太固執了，他利用國家發給他的傷兵撫恤金在亞馬孫南岸建了一個安全套工廠，另外加上他自己攢的錢，從別人手裡借來的錢，你知道嗎？安全套生意在里約熱內盧做得風生水起。他現在也許是情報局裡最富有的人呢，人家在巴拉圭沿著巴拿馬運河擴建了好多廠子。」
謝爾曼如果沒跟我說這件事，我怎麼著也想不到金這麼具有商業頭腦。上校先生長得很高大，走路微跛，一隻眼睛上面戴了一隻眼罩，說話聲音極輕柔，就像他是個空心人一樣。α-Ω理論似乎在他身上無法成立。
我希望金上校的財富不會給亨特帶來壞處，畢竟伍德沃德大使已經控訴亨特「太過張揚，有悖國家公務員身份」了。
事後我跟亨特說：「你一定要堅決防禦。」
「我不會防禦的，我要進攻，」霍華德說，「我告訴金上校，我投那頓一票簡直明智之極。為什麼，因為慶祝那頓大選勝利的派對上，我是唯一一位受到大使邀請的美國官員。而伍德沃德呢，他當初竟然都不相信那頓能贏。所以，如果大使先生想在那頓就職之前見他一面的話，唯一的辦法就是由我這個卑微的助理引見。我把這事說給J.C.金聽，他走之前來了一句：『讓伍德沃德下地獄去吧！』他根本就沒有勸說讓我低調一些，甚至，上校還說他很看好我。」
很快，亨特就被召回了華盛頓，回來之後，他再次邀請我去卡拉斯科吃晚餐。在書房，喝著上好的白蘭地（我已經戒煙了），他告訴我事情有了新轉機。「你以為自己運氣不好，但偏偏它就轉了運。我應邀參與一次大的行動，比瓜地馬拉行動要大得多。」
「卡斯特羅？古巴？」
他用食指指了我一下，意思是我說到了點子上。「這可是一次特大行動，是古巴流亡者贏回他們土地的大好時機，機密中的機密！」他的臉如同被白蘭地酒杯中的光芒照射一樣，散發著火光！「我也將參與籌劃事宜，任務完成前，我們要比情報局給予的指示做出更多的努力，一條接一條地實現、完成。但要絕對保密，所有的信息都要保密，最好不漏任何痕迹，讓世界上所有人都不知道美國的參與。」他的手指一直圍著酒杯繞圈。「你願意做我的助手嗎？」
「我想要的莫過於此。」我說道，我是認真的。雖然我對工作早已漠不關心，但是第一次我覺得自己受到了觸動，有了參與的慾望，我內心深處的悲傷本就不知道烏拉圭之後我還要去哪，我再也不能把自己當作夏洛特的木偶人了。難道要留在華盛頓，避開基特里奇嗎？不。我對亨特說：「我十分願意和你一起工作。」這句話說出口，我感覺一束火焰在我胸中愈燃愈烈。
「那我從頭跟你說。在這次行動上，沒有什麼方式是禁止不行的。」亨特說。
我默默地點點頭。「不擇手段嗎？」我小聲咕噥道。
他慢慢把手指指向了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