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我應該野炊一回來就給霍華德打電話的，但是我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奇怪又叛逆的狀態中。我不希望周日晚上的最後幾個小時是在被盤問中度過，所以，我選擇了給基特里奇寫信，就好像我期盼著能在這個過程中理清我和馬薩羅夫之間發生的事。我知道，一旦希爾馬·歐梅勒仔細看過我的正式報告，然後再發電報遞交給蘇俄分部時，我與鮑里斯的這份經歷就完全變了質，雖然我的做法很不符合職業道德，但我就是想要這份經歷完好無損。
然而，我也是進退兩難。「不要相信你們蘇俄分部的人。」這句話我一旦寫在報告中，就會帶來極大的危險，因為現在除了我的個人描述，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鮑里斯紙條上的言論，我一定會被視為擾亂兩國交流的不可信的聯絡人。也許克格勃本來就是想讓我把這句話傳達給蘇俄分部，以期達到擾亂蘇俄分部的目的，如果真是這樣，那不提及這張紙條，才是更為謹慎的做法。
當然，也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那家咖啡館有可能安裝了攝像頭，拍到了鮑里斯遞給我一張紙條，我看過之後他就把紙條放進煙灰缸燒毀，之後我們兩人都嚴肅地注視著這一切。如果是這種情況，那我若不向亨特和歐梅勒彙報這件事，而且蘇俄分部的確存在一個克格勃卧底的話，那他可能就會看到這份錄像，並以此來敲詐我。
因此，我決定在我的報告中寫上馬薩羅夫遞給我紙條的事，但是我會省略紙條中提到蘇俄分部有內鬼的相關內容。如果克格勃的目的是讓我們懷疑自己人，那麼我不會讓他們奸計得逞。雖然保留一部分內容不上報會顯得紙條內容太模糊，但我決定冒這個險。
為什麼？就好像有人將粗魯的手指戳到我的胃裡——這個問題給我帶來很大的壓力。的確，這事怎麼能不讓人「壓力山大」呢？為什麼要上報？為什麼不報呢？如果這則消息擾亂了蘇俄分部，那麼毫無疑問他們將在此之前就已經遭受損失了。然而，我知道我不會改變主意，但我今天沒打報告的原因不僅是因為與歐梅勒住得這麼近就像和傳染病同居一樣，而且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他謹慎的懷疑。
儘管如此，我仍然無法知道我這麼做的私人動機是什麼。我內心深處的頑固本能讓我這樣做的。
現在是周日晚上十點，再不給霍華德打電話就太不合適了。我去了街上，找到一個付費電話。七月十八日的大街上，夜晚安靜得如同周二威斯康星州綠灣的午夜。
「該死的，你去哪兒了？」他一開口就這樣的話。
「與我們的朋友喝酒了。」
「一直到現在？」
「坦白說吧，霍華德。七點我回到酒店就準備打電話給你，告訴你我回來了，然後十分鐘之後再打給你跟你詳細說，但是我拿著電話筒就直接睡著了。」
「噢，不要這樣吧。」
「你曾經有沒有和俄羅斯人比賽喝伏特加？」
「當然有，並且我贏了。難道你不知道在喝之前喝點橄欖油嗎？」
「嗯，也許我現在就可以喝一點。」
「好吧。一個問題，有答案了嗎？」
「不完全肯定。」
「放屁。」
「有太多信息了。」
「現在要開始通宵會議了嗎？」
「我恐怕不能。」
「那好，明天再說。但是現在你得去大使館，南希正等著列印錄音稿呢。」
「好的。」
「待在她身邊，及時糾正她的錯誤。」
「好的。」
「我知道這是公開的電報，夥計，但是你得給出一條線索，我們這位朋友究竟想幹什麼？」
「比我聰明的人多的是，他們會給出答案的。」
「你的朋友有機會站到我們這一邊嗎？」
「20%可能。」
「20%？」亨特重複道。我能想像他在卡拉斯科的書房，聽到他長長的手指敲在桌子上的聲音。「有點失望。」
「但是，」我告訴他，「還是有些新鮮玩意兒的。」
「那我們明天有的忙了，」亨特說，「早點休息。」
「我和南希待上三個小時再去休息。」
「好吧，哈利。也許我思考著你的困境時就能聽見你的鼾聲嘍。」
我與南希花了幾個小時轉錄磁帶，整個過程都很正式，就像我們接了一次吻之後帶來的無聲影響。我確定，她內心一定很空虛。手稿終於做好了，我的報告也完成了，離早上還剩下兩個小時，我回到酒店，而南希，太敬業了，還在把我們的文本發送到編碼器上，我們五個字母組成的密碼將在黎明前被華盛頓的通信人員破譯。
希爾馬·歐梅勒，不知道是不是亨特提醒了他，又或者是他自己的直覺，在我離開前的二十分鐘找到了我。他的時機掌握得剛剛好，我的報告剛剛完成，南希也馬上敲完錄音手稿。他精讀這份手稿，樣子十分怪異（這讓我回憶起蓋倫將軍對著棋盤咕噥的樣子），他只是低吟這些內容。「神聖的流氓，希爾馬，神聖的流氓。」一邊讀一邊不停地說，但對我此次行動成果是褒是貶呢？我無從得知。正當我離開的時候，南希飛快地——像小鳥飛到屋檐上一樣（我沒想到她會突然有這個動作）——給了希爾馬一個溫柔的微笑。真是諷刺，我應該擔憂自己內心的空虛，而不是瞎操心別人的事。
周一上午，霍華德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蘇俄分部已成功證明了馬薩羅夫的年齡有問題，現在他們蘇聯人事部門正有序地工作著。然而亨特不會也不能提供給我更多細節，除了說馬薩羅夫不是三十二歲而是三十九歲，也不是他說的三十七歲。明白這一點：他的級別比我們想像的要高很多，甚至比瓦爾科夫還要高。
「芬蘭愛爾蘭人不是已經得出結論，說鮑里斯就是這裡的克格勃二把手嘛。」
「他們確實已得出結論了，但是蘇聯肯定已經發送了謀劃的信息，是一個『袋鼠信封』。」
我從未聽說過這個詞，但是顯然這個比喻涉及了掩藏在背後的頭號人物。
「齊尼婭和瓦爾科夫是什麼級別呢？」我問。
「還在評估中，不過，有一件事已是板上釘釘了：在烏拉圭的馬薩羅夫是美國問題上的克格勃專家。」
「為什麼他處在這些位置呢？」
「這可能是不解之謎，不是嗎？」霍華德說。
訪問鮑里斯和齊尼婭的家讓我經受了沉重的盤問，與馬薩羅夫的野餐也讓我和希爾馬共度了十八個小時，緊接著又花了三十六個小時填寫來自華盛頓的調查問卷。不止一次我差點承認我所謂的「可惡的遺漏」（都是最後一刻又被我防守住了陣地），因為問卷總是返回到鮑里斯所寫的紙條上。我能確定的信息能佔多少百分比呢，60%、70%、80%、90%、95%，還是100%？我犯了一個錯誤，回答說是80%，好像他們精神上感覺到負罪感。蘇俄分部又提出了問題：在你重新組織這紙條時，紙條上有三個完整的句子，還有三個分開的單詞，說的是勸誡的內容。如果回憶的內容80%都是完整的話，那麼很可能第四句話被「遺漏」了。
我回答說：可能性為零。
重複問題：50%、40%、30%、20%、10%、5%、0%？
可能性為零。
鮑里斯的紙條上意思不完全，你怎麼解釋呢？
我坐在能連接到編碼器和解碼器的印表機控制台旁邊，一個加密的問題將從華盛頓發過來，通過解碼器，激活我的打字機的按鍵，再破譯出來，我的打字機頁碼上就會出現五個字元，我能很快讀懂它就像讀純文本一樣。boris notel ackscer tedim pact我用0.1秒就可以明白。然後，我打上我的回覆，我的五個字元開始重組，通過印表機和編碼解碼器傳到蟑螂小巷的蘇俄分部那裡。之後我就會坐在那兒等著我的打字機重新發出咔嗒聲。經過幾個小時的來來回回，我開始覺得我是在和一個對手在另一個房間里下棋。希爾馬·歐梅勒就站在我身旁看著這些問題和答案。
最後的評論里，「鮑里斯的言論缺少共同影響」，我轉向歐梅勒。
「那是什麼意思？」
他表現出一副惱人的笑容，他的牙齒和他的眼鏡一樣閃著光芒。「這意思是，這紙條究竟是什麼意思？」
這把我惹惱了，於是我準確地回覆了我之前對他說的話：這是什麼意思。
收到回覆：它究竟是什麼意思。
「好吧，問題出來了，我不懂問題的意思，無法做出回答。」我說。
在耶魯大學，我總是討厭看起來像希爾馬·歐梅勒一樣優秀的研究生，他們的腦袋總是有些奇怪的想法。他們邊笑邊聽其他人說，當和他們完整的一致性相比較時，你總能感覺到他們對別人的鄙視。他們會回答調查問卷，這些問卷通常以「準確地說是什麼意思」這樣開頭。然而，他們一旦解釋了該主題，就會要